十一月

19

蘇姐

十一月 19, 2004 | 蘇姐 已關閉迴響。

文／鍾秀梅

慶祝黎明

　　「一九四六年生了一個女孩，為了慶祝台灣光復，給他取了個名字，叫「慶黎」，慶祝黎明的意思。這一年的中秋節，我抱著慶黎，和愛人對酌。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最幸福的一次團圓。」。

　　蘇新，這名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組織工農群眾反抗剝削的台灣共產黨，在國民黨法西斯政權撲下天羅地網，殲滅臺灣左翼力量的前夕，他離開了臺灣，輾轉從香港到了北京。

　　蘇新繼續回憶到，「二二八事件後，我亡命移居香港，經歷了兩個中秋，不但沒有能夠團圓，連音信也斷了。慶黎呀！慶黎！沒想到黎明竟是這麼短暫！」。

　　蘇慶黎的誕生，連繫著她往後反叛的時代氛圍，到處都飄盪著凝重的肅殺氣，她的生命調性，從此與這個社會的脈動博鬥，印染著赤烈的色彩。

監控的童年生活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大屠殺，是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政權的民變事件，至此，蘇慶黎的母親蕭不纏抱著她，開始了逃亡生活。
蕭不纏的哥哥蕭來福，與蘇新的革命同志情誼，定下不纏的終身，短短五年的婚姻生活，讓不纏經歷著幸福與驚險。往後，不纏有意培養慶黎，晉身中產階級行列，與自己長期處在無安全感的生活有關，她不想女兒步她先生後塵。不纏母女顛沛流離的生活，直到慶黎三歲半時才告結束。不纏把女兒放到高雄妹妹家寄養，她繼續從事婚前的護理工作。

　　三歲半以後，我搬到姨爹家，他那時候在高雄港檢疫所當所長。雖然他是國民黨的官，但國民黨很注意他，因為和我父親這樣的姻親關係。開始他們盯住我，比如我在外面遊玩的時候，警察常常會找我呀，問東問西什麼；但說實話，這種我們現在所謂戒嚴體制下的白色恐怖，這種監聽監視，甚至於利用小孩子來打聽家裡面的一些活動，在當時我都不覺得恐怖，完全沒有意識到。但家裡面的人很警覺，他們都知道警察常常在問我。

　　慶黎的童年，秘密警察的幽靈無處不在。儘管蘇慶黎言談之際，不把這些人當一回事，但細細追溯起來，「爸爸是共匪」的污名，算是影響她最大的。往後，種下她反國民黨統治，追求臺灣民主化的推動器，應是這種監控的負作用吧！

　　臺灣戒嚴時期，學校、公共場所、社區牆角，皆寫滿了「消滅萬惡共匪」、「打倒共匪」的標語。從現在的眼光看來，這些字眼，充其量，不過是蔣介石幫派對中國共產黨的洩恨。但是，卻有效的掌控著臺灣社會對反政府的恐懼。

　　慶黎追憶起:

　　我第一次真正感覺到，因為我的身世，大概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但即使，那時後有感覺，我還是沒有辦法理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姨媽事後整個要讓我辨別，在這樣一個政治的結構裏，事實上，我們不是壞人，對方才是壞人。就是說國民黨是壞人，這些警察是壞人，那我父親絕對是好人；但是問題是說，這個事情太複雜，現在沒有辦法講，所以，我只能夠長大後才能去理解整個歷史，還有去了解我的父親。

西仔灣畔

　　慶黎的童年與少女時代，是在陽光高掛的南臺灣成長。西仔灣海畔，有漁民清晨出港撒網的步划聲，有部族解體，舉家搬遷到海港邊，原住民夜夜喝酒，低吟思念家鄉的哀歌。而開啟了戰後臺灣色情行業成長的美國駐軍團，也在此地太平昇歌，左擁右抱來自貧窮家庭的臺灣女性。外頭的西仔灣海畔風景，對於慶黎的影響，不只有印象派畫風中，亮麗的光點，散佈在無盡的大海裏，偶而幾艘船點綴其中。想必，影響她的，是有著社會寫實主義的人道關懷。

　　屋內，慶黎暫居的家族氣氛，提供了她的人格與獨立思考的養成過程。她的家族是參加抗日的。臺灣戰前的工會運動、文化協會運動等，都少不了舅舅與父親的投入。當時任台共中央委員兼書記的蘇新，曾作出判斷，言：「無可避免的革命的醞釀與革命的高潮已來臨。」，他描寫了當時澎湃的運動熱潮：「…工人農民及一般民眾的生活於是陷入非常悲慘的狀態…..如霧社原住民的暴動與東部原住民的騷動，基隆地方採煤礦工的同盟罷工，台北平版印刷工的同盟罷工，台北菜農與蔬菜販賣人的鬥爭，台北生魚零售商的鬥爭，彰化行商人對警察的鬥爭，北港賣冰人的爭議，苑里漁民的鬥爭，台北、台中的學生騷動，石碇煤礦工、台北印刷工、蓬萊鐵工廠、新竹木工、台中人力車伕、高雄女工、高雄印刷工的同盟罷工，曾文蔗農鬥爭，臺南、桃園、屏東的農民鬥爭….」。

　　然而，歷史的弔詭，讓這個家族頑強的生命張力，在幾度緊張的政治情勢中，依然挺立著。慶黎的父親、舅舅、姨丈皆為留日菁英，他們求學時代，受當時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影響，積極參加馬克思讀書小組。20、30年代，全世界反殖、反資、反帝國主義運動浪潮，扣緊著這批血性青年，不僅思考家鄉被殖民的出路，更緊緊的連繫著中國的前途。

　　「只要我還活著，我總要拿起筆來對付他們手下的槍！」。這是影響中國社會近一世紀的作家-魯迅的至理明言。從姨丈那兒，慶黎認識魯迅；她自此閱讀了中國30年代左翼文學，從中吸取了部份養份。

　　我姨丈是醫生，當時方圓百里只有他一個醫生，我們家的們永遠是開著。窮人、漁民、當公務員的，無論誰都來這裏看病，沒看病時，他就乘船出去釣魚。但是，家裏永遠有各種各樣的人來，經常，都會低聲細語，談論一些禁忌的事情，這時，我們小孩都會被支開。

　　慶黎早熟的閱讀習慣，也包括了政論刊物。有一群台北自由主義派別的雜誌《自由中國》，在她小學五、六年級時，已是必看讀物。中學時期，在李老師的指導下，有系統地看了英國、法國、俄國的翻譯文學。狄更斯、巴爾札克、杜斯妥也夫斯基……，無數現實主義文學展開了她的視角。

　　慶黎的高中時代，開始注意國際情勢，當時甘迺迪當政，他與卡斯特羅的鬥爭，開始引發她對第三世界的注意。現實主義的文學訓練，逐漸地培養她成為魯迅式的戰士，但是，她的傾向讓她的母親不安。有一次她在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時，她母親很生氣的將這本書撕成兩半，從此，母女之間有了很大的心理裂痕。

姨媽—女性意識的啟蒙者

　　五湖四海、豪放不拘的個性，為蘇慶黎組織工作中，很特殊的長處。據她分析，可能是受姨丈影響，她姨丈在當時的交往對象，有許多是有異議色彩的，這些人人來人往，讓她對人的辨識與敏銳度提高。但在40年代出生的臺灣女性，很少有她那樣特立獨行的表現。她認為，縱然革命家族讓她早熟，但形成她的人道關懷與女性自覺的關鍵，與她姨媽的教育有關。

　　我姨媽滿關心貧窮的病人，她大概每一年，她總會一兩次把家裡舊的衣服、什麼整理好，然後就開始拜訪一些比較窮的人。通常她都會帶我去。事實上這種直接的人道關懷，對我的影響很大。因為說實話，我們在當時是典型中產階級的家庭。對我而言，外面的那個貧窮世界是完全陌生的，那因為我姨媽的慈善舉動，直接地就把我帶到那種貧窮的家庭。

　　說實話，當時我是很不喜歡這種等於有點像是強迫教育形式。她是很有意的，她講說你們永遠不會理解窮人，但是，她就是一定要我去接受這樣的教育；他去拜訪那些窮人，那些窮人家裏黑暗、骯髒、惡臭，我到現在閉上眼睛都還可以回到那個……害怕的不得了。所以，我覺得影響我一生最大的，我現在可以看到的就是說，進入那樣的家庭，看到我姨媽能夠和顏悅色，好像很高興和這些窮人很親近的談話。我真的很佩服她。我恨不得跑掉，但是，我姨媽能夠那樣愉快地，比如坐在床上，跟病人談話甚麼，這個對我的影響很大。

　　慶黎的姨媽，在結婚前曾有個志願，想當女記者，是頗有獨立見解的女性。但是，不如所願，可是她婚後的一言一行，仍表現出女性的自主性。比如說，在家庭教育中，她對子女兩性平權的生活教育，無時無刻要小孩不要歧視貧窮。

大學生

　　對歷史一直有強烈興趣的慶黎，終於如願的考上中部一所教會大學歷史系。當然，她很快就失望於系上保守的學風。「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大學也是國民黨掌控思想教育的一環，因此，就不難想像歷史教育，其實就是要讓年青人對歷史失憶。

　　當時那個歷史系是把我笑歪了。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我那個系上有一名老師，居然要我們背中國歷代皇帝墳墓上面的甚麼……..廟號、諡號，我想那樣的歷史我是不願意讀了，而且我想讀了也沒有意義嘛，也是很恐怖嘛。我想你唸歷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當然絕對有意思，那你念這個皇帝死的什麼號，這有什麼意義。

　　決定離開中部後，她又回到姨媽家準備重考。後來，上了臺灣的菁英學校–臺灣大學哲學系。台大，就像是香港大學在殖民地的功能一樣，是統治菁英的培養所，即便是，臺灣已解殖於日本殖民，許多入主統治階層的臺籍人士，都出自此地。但是，臺大同時也是反叛青年的聚集地。

　　慶黎到此，如魚得水。她開始感受到60年代激辯的自由主義氣氛。《自由中國》、《大學雜誌》等言論，挑戰國民黨權威，這些成員，有一些成為臺灣民主進步黨的主幹，這個黨是引全球化市場機制入台灣大門的功臣。

　　事實上，自由主義才是真正影響臺灣的政治。退出聯合國之後，70年代初，因為台灣的土地改革之後的整個農村的矛盾，因臺灣工業化、城市化所導致的這種農村的爆發之後，知識份子對台灣很實際的關懷才出現。這種關懷都已經在《大學雜誌》後期出現了，那也可以這麼講，國民黨那種白色恐怖，那種反共，然後又加上台灣的現實，我覺得在相當時期內，都不可能有一些社會主義的東西。

　　蘇慶黎的分析，進ㄧ步理解是，自由主義本身就可以作為一個對抗的力量了，只是後來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光自由主義就不夠了。

　　哲學系的規訓，並未帶給慶黎學習上的成長，她覺得當時哲學系都讀些唯心的東西、經驗主義的東西，例如邏輯實証論的東西，像康德。後來她覺得哲學系的環境很糟糕，便轉到社會系，沒想到更爛。

　　
如果學院的學習對慶黎有幫助的話，應是校際的串連。當時他認識一群有批判能力的朋友，像王杏慶、王曉波、王拓、徐正光等人，這些人後來都是臺灣社會輿論與社會良心的指標。慶黎覺得，像徐正光的人類學田野調查給她的收獲很大，後來在她從事社會實踐時，讓她更貼近台灣的現實。另一方面，
她的思想傾向，先是受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中較進步的流派影響，後來偷偷地找了社會主義的書來看，這些書是從匪情資料室偷出來的。

保釣運動

　　60年代，外部世界風起雲湧，訊息依舊吹進密不透風的台北。馬利諾修會的外國進步修女，將JoanBaez和Bob
Dylan反越戰的歌帶進校園。那時，蘇慶黎從自訂的香港星島日報，得知文革與火紅的香港學生運動。

　　如何將保衛釣魚台與世界情勢聯接起來，蘇的理解是:

　　事實上，文革跟當時整個全世界的激進運動都是聯繫在一起。巴黎那些學生很多也是受文革影響，全世界那種反叛，那種徹底反叛思想，事實上受文革影響也很大。但是對我們來講，好像並不是聯繫起來的東西，換句話說，文革這東西事實上是一個中國的範圍。但我想釣魚台事件，真正把臺灣跟美國的、或者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或和日本的關係，也就是說和帝國主義的關係聯繫起來。保釣運動是關鍵，絕對是關鍵。

　　
保釣運動與臺灣退出聯合國，對國民黨的統治權威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當時臺灣農村已亮起紅燈。蘇慶黎記得台大有個楊懋春教授，作了一項調查發現，國民黨吹噓的農村改革，土地改革，居然有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民是負債的。可見臺灣社會充滿了矛盾，但當時台大校園還停留在現代化、西化的問題爭辯，蘇慶黎覺得是臺灣社會的問題，光是上述台大校園內部的爭論的選項是不夠的，台灣民主化不能與農民、工人的處境分開的。

　　
當時，熱血青年有許多實踐方式。有民族主義式的「百萬小時奉獻」、有《大學雜誌》菁英獻策性的提出"國事諍言"、也有人組織山地服務隊，到原住民部落。蘇慶黎的實踐方式，是和台大一群醫生辦《當代醫學》。這本雜誌是對臺灣醫學西化的反省，在科學教育中，殖民化(英文化)的規訓過程，斬斷了青年學生與土地的聯結。因此，「科學中文化」的訴求，為這本雜誌的重點。而對專業者的批判，也是此本雜誌不斷揭露的，例如，醫生與病人的關係、醫生與社會醫療、社會實踐等。

　　
延續《當代醫學》的工作，還有辦《健康世界》雜誌。當初，一群不滿時局的書生，老窩在他們家裏。她率先提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吧！於是便動手幹了起來。之所以會投入與醫學相關的工作，是她與離了婚的、行醫的先生鄭泰安有關。這段婚姻，讓她深刻體會到女性在婚姻中不利位置，對想參與社會實踐的她而言，她覺得怎樣扮演都不符合他意。鄭泰安當然不是他唯一交往的對象，但跟他結婚，是種心理補償作用。慶黎體弱多病，自小到大有姨丈照顧，因此，醫生丈夫的意義，對她而言有多重的。

社會關懷與行動

　　不當客廳裏的革命家，是慶黎堅持的。礙於軍事監管體制，不能直接接觸工農大眾，因此慶黎的實踐方式，卻不能只滿足於動動筆而已。她在大學時代，對現實主義的藝術表達，熱衷的不得了。她與後來成為臺灣著名的版畫家洪素麗，幾乎把電影、繪畫、音樂、文學領域的社會寫實主義經典，當成習本練習。慶黎誓言要當一名進步導演，除了看大量國外電影外，還買了設備，乘著火車，到漁村、農村或都市邊緣，拍些勞動或小市民的生活。後來，投資這些費用太大了，她不得不放棄。

　　雖然無法間接用藝術形式，展現對社會底層的關懷，她依然執起筆，對抗專制政權。由於她的名字本來就很中性化，有回，她寫了一篇，內容涉及分治下的南亞社會，存在的種族、宗教、文化、階級等衝突。她的批判角度轟動台北，人人皆猜蘇慶黎是女還是男，後來知是女，都非常欽佩。

　　由於《大學雜誌》明顯的成為體制內改革的陣容。因此，一群較激進人士另闢陣地，辦《臺灣政論》。蘇慶黎當時負責主編國際版，《臺灣政論》的出版，讓國民黨政權，意識到反對力量的勢力已經起來，所以便下令停刊。

　　
這段時期，蘇慶黎開始介入人權工作。70年代，台灣社會依然延續著白色恐怖的反共鎮壓。陳映真案、陳玉璽事件、陳明忠案、成大、淡江青年案的羅織罪名，無非是怕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星火冒出。當然，對主張臺灣獨立的派系，也全力打壓。

　　
透過美籍在台研究女工問題的艾林達關係，也透過教會系統，慶黎暗中的將這些檔案送出去，給國際特赦組織或海外華人，然後施壓國民黨政府。這項工作很冒險，後來在美麗島事件中，差點被關的慶黎透露，國民黨對她與這群朋友搞的人權工作，一直視為眼中釘。

　　由於《臺灣政論》這樣一個能對抗國民黨的陣地垮了。但社會形勢演變，說明了臺灣社會必需有左翼的窗口。有一個晴朗的下午，蘇慶黎與名作家陳映真相約在街上，若無其事的作散步狀，蘇慶黎打算同陳映真商量大事。那時，電話監聽、跟蹤、裝竊聽器是常有之事，在大街上交談，恐怕是較安全的。蘇慶黎左顧右看，覺得放心了，將想辦一份社會主義的刊物的想法，告訴了陳映真，據蘇慶黎形容，他嚇得要命，罵她是不是瘋了。

　　果然，這份台灣戰後第一份社會主義刊物出爐了，蘇慶黎任總編輯。為了要掩護左的色彩，通常都將社會主義改社會正義。此份雜誌標榜著「鄉土的、社會的、文學的」，延續著日本殖民地時代，左翼力量「反帝、反封建、反資」的色彩。

　　《夏潮雜誌》開拓了70年代以降，台灣進步青年的思維方式與世界觀。也就是說，台灣從6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政治運動，是二元論的自由主義菁英的話語；簡單的說，就是不批判自由主義市場機制，認為只要國民黨下台，一切都解決了。因此，不難理解，臺灣國族主義的建構，就是想，搞了這麼久，為何還不當權，來個挾台灣人以令天下的策略吧。

　　在前述背景下，以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角度，分析台灣社會矛盾，對工業化造成的環境污染、階級與城鄉差距，婦女、原住民問題，《夏潮雜誌》都作深入報導。鄉土文學論辯，算是《夏潮雜誌》直接對抗國民黨文化政策，最激烈的一次筆戰。當時，國民黨御用文人余光中、彭歌等人，把鄉土文學比同大陸工農兵文學，大喊大叫的說:「狼來了！狼來了！」。夏潮陣營忍無可忍，結合了國民黨左派如胡秋原、任卓宣等人，給予重擊，把他們嚇得屁滾尿流。余光中，在最近出版的《余光中傳》裏，提到這段歷史，還有侍無恐的指控台灣鄉土文學是毛澤東的同路人。

　　
蘇慶黎主持下的《夏潮雜誌》時期，吸收了許多面向的青年學生。這些學生，在台灣社會解嚴前後，在環保運動、工人運動、原住民運動、婦女運動、文化運動中，都成為積極的骨幹。不涉入運動的，在媒體、學界也都受到影響。

　　
這段期間，蘇慶黎介入反對核能發電的鬥爭。工業化的臺灣，火力、水力等能源已不敷使用。1988年，台灣第一座核能發電廠開始運作。核能所產生核廢料等公害問題，已是先進國家放棄的能源方案。當時，蘇慶黎結合對反核知識深入研究的林俊義教授，寫質詢稿給時任立委的黃順興，要政府檢討核能政策。

　　
從日據時代以來，台灣西北桃園一帶，受火力發電所造成的污染嚴重。這個案的解決已懸置多年，最後，也是蘇慶黎結合黃順興平反了，電廠承認錯誤，補償了居民損失。

　　
除了參與環境運動的工作外，蘇姐與當時黨外編聯會的成員組織『勞支會』，以法律援助的形式支援工人。台灣戰後的工人運動歷史，『勞支會』是個值得書寫的團體，因為它部分成為工人在某種形式的連結介面。

出國與留學的日子

　　因為蘇慶黎的身世與政治背景，一直未能順利出國。慶黎因著美麗島事件的驚恐與介入搞得身心疲憊，之前，她投入『勞支會』與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運動（黨外運動），與當時較為左傾的陳菊、張富忠等人有較好的友誼，一度前已故民進黨主席黃信介曾邀請蘇慶黎進入民進黨。但由於台灣統左陣營裡，看待民進黨的屬性與是否合作態度不一，蘇姐到底是什麼考慮出國，是因，暫時看不到階級運動的光，或是存在一直支持她的夏潮內部的矛盾？不得而知。

　　
蘇慶黎前往美國賓漢頓讀書，這段時光應該是蘇姐獲得贊時的休息，根據同在賓漢頓唸書的柯志明提到，有時他在圖書館看到蘇姐發呆，好像若有所思，或者不放心台灣的事情吧！

返國與成立階級政黨

　　
台灣解嚴不久，蘇姐被號召回台組織工黨，郭紀舟認為蘇慶黎的一九七六年開創了台灣左翼的啟蒙階段。十年後的工黨成立，無非是蘇慶黎生命中的創舉，當時，世界的氣候是多麼困難，而島內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強過階級的主體性，蘇姐帶著一群較無鬥爭經驗的知識份子與剛起步的工會頭子，投入工黨的建設，是有種堂吉柯德的可愛與理想性。

　　工黨的挫敗，是否加速蘇姐的病？她勇敢的與病魔對抗，她曾樂觀的估計她還可以活十幾年，許多的計畫要做，許多的書要寫。

結語

　　回顧蘇姐的一生，我覺得她的勇敢與每個階段的跨越，是她人生中最鮮明的寫照，而多少這種具有女性特質的運動領導風格，較為細膩的關注到同志之間的生活，而非從陰謀論的權力關係看待。有時，她還要一些運動者的感情糾紛。

　　當然，蘇姐的老革命特質，從歷史的長河看當今台灣與世界的發展，她認為：

　　我從來不會認為台灣的歷史要跟中國的歷史是對抗，也不能對抗，因為整個台灣史就在中國史裏面，在整個世界歷史、亞洲歷史裏面。認為對抗，這根本是從另外一種反對人民的政治立場來看。

本文原分類：[夏潮的歷史與歷史的夏潮][蘇慶黎紀念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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