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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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動一九四五年

十月 26, 2004 | 激動一九四五年 已關閉迴響。

文／林書揚(勞動人權協會會長)

　　一九四五年，是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一九三七年)後的第八年，日本對美英荷開戰(一九四一年)後的第四年。中國大陸上的戰爭，和亞洲太平洋上其他地區的海陸戰爭，在日本偷襲真珠港後數日，由日本的最高戰爭指導機構的「大本營」，明令統稱為「大東亞戰爭」。此項命名、反映出其亞洲爭霸戰的歷史性格，且也透露出當年日本軍部在緒戰勝利後的自信如豪情的一斑。

　　有關長達八年的淒烈的全面戰爭的經過或概況，不在本文範圍內。筆者只提示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台灣從植民地脫身重回中國版圖，這一段大勢急轉的激動期中，具有某種啟示性意義的一些社會動態及現象，並概略地付一點說明於後。

　　日本帝國以其不甚充足的國力條件，投入一場曠時持久的全面戰爭，只憑其特有的軍國組織力，勉強支持了八年，平心而論已經是相當難得。回想當年，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四年間，日本帝國的有形戰力，在籌劃多年的戰時體制的支撐下還算是上昇的。但自太平洋戰場上的緒戰得利後，它開始領略到和主要對手美國之間的經濟力技術力的巨大差距是很難克服的。雖然日軍擁有廣大的佔領區，但戰亂下的破壞荒蕪，佔領區人民的反抗活動和心態，一時間殊無可能將佔領區的資源有效編入帝國戰爭資源的序列中。於是在消耗大、補充少的窘態下，從四二年起，戰局也全面進入被動挨打的局面。社會上一般生活物資的匱乏，戰時統制的僵硬規定，和繁重的勞役動員等，除了帶給島上居民日常的苦惱外日益頻繁的美機空襲，也使人們對於戰爭的前途逐漸生出一種憂喜參半的感受。喜者，日本眼看著打不下去了，威赫一時的大日本帝國覆亡的命運似乎已不在遠。而日本一旦敗降，台灣將回復中國版圖，擺脫植民地二等公民的境遇，轉變為大戰勝利國的國民。這樣的興奮和期待心理是相當普遍的。但是一方面也有不得不擔憂的理由。按美軍已經奪回了菲律賓，下一個目標很可能是台灣。美軍火力的兇猛是出了名的，當其計劃攻取一個島，往往利用其優勢的海空軍先經過空中投彈和艦炮射擊，幾乎把目標夷為平地，然後才由步兵登陸。台灣居民所擔心的正是這一點。熾烈的登陸戰炮火下，恐怕是全島性的大破壞，玉石俱焚的慘禍。甚至有一小部分身分特別—-過去有反日運動經歷的人士，擔心軍部為了防止「不逞」的台民在緊要關頭和美軍裡外呼應，而採取一些預防措施。如設置集中營之類。因為經歷了半個世紀的統治，台民已經領略異族支配者的恐怖本質，在戰火逼近的緊張氣氛下那種恐慌和期待參半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四五年二月間，筆者被徵入南部某一部隊(雖然還不足歲)。部隊中多數是嘉南一帶的農村青年。他們只有國校畢業，至多參加過皇民化運動中的「青年道場」訓練，勉強喊得出口號：聽得懂口令。筆者常在勤務餘假或在熄燈前的一刻，被要求偷偷教給他們一句「英語」曰:「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如果美軍真的攻上這個島，而萬一不幸被捕獲，便可說出這一句「英語」。當時大家的想法是：中國是美國的盟邦，美國兵應該不至於虧待吧。雖然那些農村大孩子一般水平都不高，但這樣的民族認同立場(即使不無現實利害的考量)，倒是毫無勉強，十分自然。

　　列兵全是初入伍的台籍青年，小隊長以上的軍官才是職業軍人。另外還有補充役的日本兵，入伍前的職業各行都有，如木工、小職員、小商人等「下層內地人」，巡查(警員)也被徵，更大的異數是台南神社的一名神官。可見戰爭中的「人」的消耗有多嚴重，否則也不致於徵用到警察神職人員。這些人都已中年，都沒有甚麼軍隊經驗，階級和台灣列兵一樣—-二等兵。但只因為是日本人，都被指定為班長。那位神官個性倒很隨和，知道我從台南來，有時候找我聊天。有一次他說「戰爭恐怕拖不過今年」，筆者反問拖不過會怎麼樣，他說「即使要講和，恐怕也得經過幾場內部騷動吧」。像這樣的厭戰論調，若被那些職業軍官聽到，一定會遭到嚴重的軍法制裁，筆者趕忙阻止他說下去。

　　有一次隊裡放假四天，筆者回家，體會出社會生活的正常機制幾乎快要崩潰了。食物情況極度惡化。市場已被美機炸毀，倖存的店舖也都關了門。「配給米」吃不夠，得大量摻地瓜。鎮上幾乎看不到青壯年，除了士兵。鎮外的農地一大半已經荒蕪了，只有老人女人稀疏地下在田間。四天假那裡都不能去。第二天一位老佃農來看我，帶一小袋煮花生。我問他農村裡情況如何，他卻反問「你們部隊裡的兵仔頭(農民呼軍官)是不是準備要逃回日本?」。原來他也認為日本仔快不行了。他雖不識字，卻有點見解。因為他曾經是農民組合的人。筆者問他何以有這樣的想法，他小聲說「佳里那個養兔子的告訴我，叫我給村裡的人提醒一下」「怎麼提醒?」「他說如果有一天美國飛機來了很多，西邊(海岸線)也有炮聲，就趕緊帶著全家人往山裡跑。但他交代這話只能偷偷告訴每一戶的主人，不要告訴小孩」。他說的養兔子的，就是當年的台共幹部蘇新。他坐滿十三年牢，幾年前回鄉據說在養兔子。歸隊的前一晚鎮上一位姓柳的畫匠(專作寺廟壁畫題字的整修)來家。他也是前農組幹部。是我一位族兄的朋友。他還是想知道部隊裡軍官們對美軍攻台的可能性和時期有甚麼看法。筆者有一位熟人在中隊指揮班搞文書工作，他們可以聽收音機，也經常和高雄市內的部隊本部有連絡，各種消息比較多。我把聽來的一些風聞轉告他。臨走他告訴我時機十分緊張，叫我要有心理準備。

　　四月間，傳來美軍攻向琉球的消息。我們都鬆了一口氣。蘇新和老柳的擔憂像是過去了。小磯內閣總辭，七十多歲的鈴木受命組閣，我幾次聽到軍官們在嗟嘆。琉球戰況很激烈，傷亡很嚴重，當時大家都預估，攻佔了琉球後美軍的下一個目標應該是日本本土。隊上軍官們的表情難掩徬徨甚至絕望感。逐漸地，他們把隊務都交給那些補充兵的班長，也不怎麼來管台灣列兵了。

　　八月間有一天出差到鳳山，回隊後那位神官班長拉我到一邊問我有沒有聽到「玉音放送」(天皇親自廣播)。我立刻會意了，一反問，果然是日本天皇宣佈接受波斯坦宣言，無條件投降！

　　夢想終於變成現實，那一刻的胸中沸騰，解放的喜稅和對未來的莫名的歡欣期待的心情，這裡不提。不過，還是要指出一點，終戰帶給台灣人的意義是苦難不再，前途光明；但同樣的終戰對日本人來說卻是另一種苦難的開始，他們將被推向不可知的黯淡未來。當然這只能說咎由自取，自己播下的罪惡的種子，必得親自去收割。這是因果律。

　　八月底部隊解散，筆者將要離開營門，本部一位中尉技術官剛好來到，他是京都帝大的工學士，和我認識。他告訴我，台灣軍司令官安藤數日前才阻止一些特工軍官意圖勾結少數台灣士紳，以三十萬台灣軍為後盾要求獨立的計劃，我聽了不禁啞然失笑。心想那幾個軍官也未免太幼稚。追問之下果然是新近從日本本土調來的。同時也想到，軍國主義者恐懼未來的贖罪，或許還會演出類似的悲喜劇。中尉說終戰是天皇的命令，日本人在台灣是客鄉，不會有進一步異動吧，「但日本人在日本本土，那就不一樣了，內部積累下來的種種分歧，不知道會嚴重到甚麼樣的地步。我實在不願意這時候回去，很想在這裡多待些時日」，他也知道這種機會是沒有的，口吻表情十分落莫無奈。

　　回鄉後，氣氛和上次放假時完全不同了。雖然破落零亂的街景依舊，但人多了。人的表情活潑開朗了。白天晚上處處人群，空氣中瀰漫著興奮的解放感。有幾點必須特別指出來。台灣人民面臨這一次的巨大變局時，最大的心理憑據是一種篤定的歸屬感。回復中國版圖這件事，其實早在多數人的常識性預期中。除了少數和日本統治者之間已經形成了固定的依附關係的台灣人外，一般人只有歡欣快慰，沒有衝擊與徬徨。在這種普遍的心理下，才出現了如下的具有重大意涵的群眾動態。

　　從八月中旬到十月初旬所謂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前進指揮所進駐台北，在這一段公權力的真空狀態期間，台灣各地出現了自發性的群眾組織。如「慶祝受降大典籌備委員會」「人民調解委員會」「義勇警察隊」等，雖然難免一些投機份子參雜在內，但也有經過群眾大會公推出來者。人事結構有兩點特色：一、植民地時代的官員除非操守特好者外，多數靠邊站。二、被推出來擔任一定的職責者有屬於植民地時代具有反日帝運動的經歷者。這種情形其實很自然。以歷史時段來說，自從二○至三○年代的台灣人民左翼運動因日本的戰爭準備的壓力而瓦解星散以來不過十數年的間隔。戰爭結束後，當年的活動份子或由監牢放出來或由亡命地趕回來，在兩個月的群眾權力時期，很快投入於一定目標下的群運工作。像人民協會、農民協會、學生聯盟、總工會籌備會等等，頗有農組再生，文協復活之觀。這些組織雖然後來都在陳儀的「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下被迫解散，但在那短短兩個月期間，人們仍然可看到，曾經發展出相當規模的台灣反帝運動，經過了一個年代的沉潛後，在另一種政情結構下復現了。這些群運團體雖然不及正式運作，但同一種群眾能量正是兩年後的一次全面性抗暴事變，和五○年代壯烈的地下運動潮的源泉。那也證明，第一期的運動來自於植民地社會的現實矛盾而其所反映的帝國主義時期的雙重性壓迫結構，在二次大戰後，在表面形式的變換下仍然是故態依舊。也就是，戰前舊植民地體制下的被壓迫階級群眾，在戰後並不曾翻身復權，而仍然是雙重壓制的承受者。(完)

一九九五、九、九

本文原分類：[夏潮的歷史與歷史的夏潮][林書揚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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