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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亞細亞的孤兒》(完整版)

三月 16, 2004 | 試論《亞細亞的孤兒》(完整版) 已關閉迴響。

文／劉孝春（世新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摘

　　要

　　吳濁流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由于當初以日文創作，翻成中文後，又受「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的限制，有所刪削。中譯本問世後，台灣文學界便依據刪削本對其詮釋。隨著政治的變遷，文學思潮的改變，而逐漸偏離了作者吳濁流自序中所言創作動機的觀點。拙稿在第二部分，鑒於「戒嚴令」已解除的今日，將中譯本與日文版作比較，希望藉著補足中譯本的缺漏，而能更深入瞭解作品全貌。第三部份則從《亞細亞的孤兒》人物塑造及主題思想方面，進行作品的分析。最後筆者認為吳濁流並非為了宣揚台灣人的被害者自憐自哀孤兒意識，而寫出這部反映殖民地悲慘命運的作品，吳濁流真正的用意應是在呼籲：「不要再讓那段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重演！」。他便是從這追求世界和平的角度，不惜犧牲冒險創作出了《亞細亞的孤兒》。

關鍵詞：孤兒歷史、版本、殖民地、皇民、帝國主義、知識份子、世界和平。

一、前言

　　台灣日據時期，由於創作環境的惡劣，長篇小說不易產生。幸有吳濁流基于為後人留下歷史見證，冒死寫出了一部長篇鉅著《亞細亞的孤兒》，為台灣文學增添了不少光采。但正如呂正惠在＜被歷史命運播弄的人們－論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一文中所說：「這本小說以表現『台灣人的歷史命運』為主題，並創造出『孤兒意識』來具體呈現這一命運。這是對于台灣五十年的被殖民經驗的一種描述和詮釋。這種詮釋，由于戰後台灣『回歸』中國的『屈折、艱難』過程，也由於中國的內戰、分裂，最終台灣又長期脫離中國本部而發展，因而照射出一種連作者也預想不到的奇怪的『光芒』。它的長期引發爭議，成為吳濁流一生文學事業的『聚焦點』，可說一點也不奇怪。」[1]

　　吳濁流在＜文學就是文學，不是工具＞一文中，一開頭就說了個比喻，他說碰著惡犬時，手和手杖一樣可當防禦的工具，但手杖若不小心被狗咬壞，也不影響使用手杖的本人，而用手當工具則不然，「手雖是人之一部份，其傷口直接影響其本人的身體及其生命。文學也是同樣的理由，不能拿來做工具，無論是商業上，抑是政治上或其他都不行。如果拿來做工具的話，一定影響到文學本身的生命。」[2]然而吳濁流在一九六四年為「提供青年作家耕耘的園地，以期在文化沙漠中培養新的幼苗，進而使其茁長、綠化。」[3]而獨資創辦的《台灣文藝》，在今天是否仍承繼其文學精神呢？吳濁流在＜要經得起歷史的批判＞一文中，他說：「一個文藝家其作品須要經得起歷史的批評，而且要對得起子子孫孫，才有文藝價值可言。」[4]這位三十七歲才開始以春秋之筆記錄歷史的嚴肅態度創作小說的「鐵血詩人」，其作品在今日的思潮下，是否能有尊重作者原有思想真正客觀公正的評價？

　　吳濁流的許多作品，包括遠景出版的《波茨坦科長》、《無花果》、《黎明前的台灣》及＜路迢迢＞部分內容，＜印非遊記＞部分內容（主要是遊澳門時，眺望中國大陸的一段文字）都曾被禁。《亞細亞的孤兒》當初是用日文創作的，中文譯本也同樣因「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的規定，有所修正刪削，小說內容是「幽禁」部分敘述胡太明在南京被關的情節刪除了，連陳映真的＜試評《亞細亞的孤兒》＞三個部分被視為不妥而修正。在此情況下，許多「爭議」均是以不完整的版本來做論述依據的。儘管「台獨派的學者常會以《亞細亞的孤兒》版本眾多，可能戰後又有添筆來『否決』不同的詮釋。事實上，長篇小說的主題主要取決于情節和人物的『構造』，而這種『構造』是吳濁流在戰爭末期就已成形，很難在戰後『根本』改變的」[5]筆者仍認為有必要將不同時期的中日版本來作比較，希望盡量還原作品原貌，並在此基礎上探究吳濁流的創作原意及作品真正的價值意義。

二、中譯本與日文版的比較

　　《亞細亞的孤兒》中日版本的異同問題，本身便體現出台灣、大陸、日本在相同的歷史階段中複雜的關係。以下筆者即透過吳濁流的自序及現有的相關資料，分成兩個部分，整理如下：

（一）日文版：

1.吳濁流於一九四三年起稿一九四五年五月以《胡志明》為名完稿。將五篇分成五冊出單行本：第一篇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初版，十月十日二版，台北國華書局發售。第二篇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初版，台北國華書局發售。第三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初版，台北國華書局發售。第四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民報總社發行。第五篇因「二二八事件」民報關閉未能出版。

2.一九五六年，在日本友人上野重雄的幫助下，由東京「一二三書房」出版，因名稱與越共領袖名字相同，恐被誤會，故小說名改為《アジヤの孤兒》，主角名字改為胡太明。這個版本前面附有吳濁流寫的日文自序，後被翻成中文，收錄于《台灣文藝與我》中，內容大同小異，只是中譯本多了「神田孝一、中村哲、杉森久英、村上知行、矢野東京都立大學總長」這幾位日人姓名。全書後面附有「胡太明の筯書」（胡太明的劇情簡介），這即是後來被翻成中文，收錄于遠景中文版《亞細亞的孤兒》後面的「本篇概略」，但是日文版在中文版「不異是一篇日本殖民統治社會的反面史話」下多了一段文字，翻成中文即是：「而且，中國的社會世相也詳細地描寫出來。尤其是聚集在南京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對事物的想法，對日本人而言不是非常值得作為參考的資料嗎？」[6]

3.一九五七年再版時因「一二三書房」出版社社長中澤富美雄過世，而改由「ひろば書房」出版，並且改篇名為《歪められた島》，這個版本據說有村上知行及中村哲的序文，又有都立大學總長矢野峰人的封帶介紹。

4.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以《アジアの孤兒—日本統治下の台灣》的篇名，由東京「新人物往來社」出版。這個版本前面的自序與一九五六年「一二三書房」的相同，但後面附有吳濁流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所寫的＜再刊に際して＞（再刊之際）短文，及戴國煇的長篇解說＜植民地體制と「知識人」－吳濁流の世界＞。吳濁流在這篇短文中訂這版本為「決定版」（定版），並寫了一段話，中譯如下：「一般說來人這種東西，自己作過的事客觀上即使是錯誤的，也不肯輕易地承認那錯誤。過去的日本帝國主義者，高舉東洋和平這種虛偽的口號侵略中國，發動戰爭，殺害許多人民並將台灣等地殖民地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還是和過去的日本同樣，強國侵略弱小國家，發動戰爭，在正義的名義下繼續殺害許多人的性命。值此時刻，對於出版寫出過去日本殖民地台灣的現實情況的拙著《亞細亞的孤兒》，存在能重新思考殖民地體制本質的有心的日本人的這件事感到欽佩。」[7]這段話裡二次大戰後的強國，毫無疑問地是指美國。

（二）中文版：

1.一九五九年六月楊召憩據「一二三書房」版本譯為中文，書名《孤帆》由高雄「黃河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九年六月初版。

2.一九六二年傅恩榮譯成中文，黃渭南校閱。書名為《亞細亞的孤兒》，台北「南華出版社」出版，此版本吳濁流將日文「一二三書房」版因篇幅關係刪節部分補入而譯。

3.一九六五年十月《孤帆》楊召憩譯再版。「泛亞出版社」出版。封面劉真題字。扉頁印有：「本書曾蒙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高雄市委員會（48）高市密字第1996號代電嘉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五O）宣三字第0573號函嘉許」

4.一九六六年收于《吳濁流選集》小說卷，台北「廣鴻文出版社」出版，吳濁流親自修補一遍。

5.一九七五年五月初版，以《亞細亞的孤兒》為書名，「遠景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六月再版。無任何評論文字。除本文外，只有吳濁流寫的＜本篇概略＞。

6.一九七七年張良澤編《吳濁流作品集》遠行出版社。張良澤略加修訂過。

7.一九八O年三月初版，一九九三年九月再版，書名《亞細亞的孤兒》，封面有「吳濁流著，張良澤編」字樣。正文前面，有張良澤寫的〈《吳濁流作品集》總序〉；林海音寫的＜鐵和血和淚鑄成的吳濁流＞；鍾肇政寫的＜風雨憶故人＞；陳映真寫的＜試評《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社出版。

8.一九九五年七月初版第一刷，二OO二年六月已第十二刷，書名《亞細亞的孤兒》，台北「草根出版社」出版。此版本封面介紹詞為：「有人說吳濁流光是取這個書名就已經不朽了。他藉本書主角胡太明猶疑的一生，把日治下台灣人的民族性格、台灣人的身分認同糾結，及台灣這個蕃薯島嶼總是孤兒般擺盪于不同名號的外來政權裡的悲慘命運，一一揭露出來。」封面內側附尾崎秀樹及工藤好美的簡短評論。「中文版自序」及「日文版自序」與收錄于《台灣文藝與我》中的相同。還有「本書概略」則與中文版遠景版相同。刪削了張良澤、林海音、鍾肇政、陳映真所寫的文章。

　　根據筆者手邊的日文版一九五六年東京「一二三書房」版及一九七三年東京「新人物往來社」版與中譯本一九八六年遠景版、一九九三年遠景再版、一九九五年初版的草根版的比較，在戒嚴令已解除的今天，當年未能呈現全貌的政治敏感部分，實應「解禁」，讓吳濁流這部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去揭發日本帝國主義本質的作品，恢復完整的面貌，如此方能更瞭解吳濁流當年寫作的苦心及思想。由于篇幅關係，以下即針對與小說構成要素的人物塑造及主題思想有關的部分列舉出幾點，以便于分析。

　　（一）中譯本一九八六年、一九九三年遠景版一六O頁及草根版一八七頁，在南京胡太明所任教的日語學校學習日語的學生中，有一位張姓外交部參事，常告訴太明一些社會新聞或外交方面的消息，而與太明成為莫逆之交。當他告訴太明「只有青年的熱血和真情才能救中國」並舉「復旦大學生為了不滿當時的外交政策，當外交部長乘火車去執行外交任務的時候，學生們竟睡在火車頭前面，阻止列車前進，他們準備把鮮血灑在鐵軌上，來阻遏這種外交交涉—只有這種拼死的熱情，才能產生拯救中國的力量……」而太明聽後，「不禁深為感動，對于自己以前那樣時常為私事所煩惱，或想逃避到古人天地中去的意念，曾深深地做了一次反省。」這麼一位給予太明很大影響的小說人物，在日文一九五六年「一二三書房」版一一一頁～一一二頁及一九七三年「新人物往來社」版一七一頁～一七二頁，都記載著張參事「對于最近的古典文化，提出一種革命性的意見。」但中譯本都未譯出。筆者認為這段話有助于我們了解吳濁流對張參事這個人物的塑造，因此將其譯出：「中國的文化和那長江有同樣的感覺，雖然滔滔濁流，貫通古今很偉大，但若想使其清澈卻辦不到。只能交給自然任其氾濫。中國的文化因其過去的遺產龐大，其債務也很多。不是寧可下定決心放棄繼承權較好嗎？中國的文化完全是由貴族享用的文化。是為少數人而存在的文化，沒有大眾性，首先是其文字的難度。光是記住也要花上十年吧，如此文化的普及是沒有辦法的。一般大眾有其生計問題，為生活奔波的同時沒有學習那麼艱深文字的時間。因此只要使用漢字，最終大眾便只能成為文盲。總而言之漢字已經不合時宜了。若不使其變得更簡便，就不能與其他文明國為伍競爭。單是為記住文字，便得花半生時間的話，就喪失了吸收科學與文化的餘裕了。在某種意義上，漢字是保護專制政治的一道牆。若使用漢字必定增加愚民。所以必須廢除漢字使用音標文字。雖然我們這一代有些不便，但為子孫著想必須堅決實行。在我們的時代怠惰改革，結果是後代的人須承受同樣的痛苦。第二無聊的是由其文字所產生的文學。難於理解、『高尚』，非世俗之人所能理解。因此懂得文字便能成為偉大的人。因此造成讀書人長期支配了天下。一般大眾為此連一封信都不會寫。執著漢字，中國便不能建設新的文化。只要無新的文化，中國便永久不能獨立。」太明聽到張參事的這段話，「那種有飛躍傾向的理論，稍有跟不上的感覺，太明也不得不承認其主張有其正確的一面。但是，對于張的主張即使認定其正確而接受，那麼臨到實踐時又該如何呢？而且，建立在久遠傳統基礎上，在國民性中存在，而且值得向外國誇耀的豐富的古典文化，可以就這樣廢棄嗎？那真的是像鴉片一樣，只會毒害人的東西嗎？太明並沒有那樣斷言的勇氣，然後，他得出的結論是，他主張讓其在專業的學者、而且能欣賞者中間，作為古典、作為學問保留下來。他始終是溫健的改良主義者。」[8]張參事這段話簡單地說，即當時中國左翼文學陣營瞿秋白、魯迅等所提「文藝大眾化」問題中語文拉丁化的觀點。

　　（二）中譯本一九八六年再版遠景版一六八頁到一六九頁，刪削了一大段胡太明被捕入獄的情節。但一九九三年再版遠景版由于戒嚴令已解除，補上了「幽禁」一節。草根版顯然是根據一九九三年遠景版而印行者，所有「幽禁」情節的文字，與遠景版完全相同。然而胡太明被捕前，那位對太明影響最深，太明最敬愛的友人曾導師，臨行前的一段描寫，不論是一九八六年、一九九三年遠景版或草根版都不完整。我們先看吳濁流是如何描述這個人物，如此才能更理解日文版中曾導師所選擇的道路代表什麼意義。「曾導師在國民學校的時候，曾經抨擊過日籍教員的專橫暴戾，後來向校方辭職到日本去留學，在帝國大學畢業以後，便聽說到中國大陸去了。…太明面對著這位光榮的友人，內心交織著驚喜、期待和敬仰的情緒。」「曾所說的一切，對于太明都非常新鮮。他現在在中國某大學當教授，他的目光相當遠大，能觀察新時代的動向，在國民學校當教員的時代，就具有引人注目的風度和辯才。如今他更顯得老練得多了，的確是一位品格崇高的學者。對于一個蟄居于狹隘的天地中從未接觸過出色人物的太明，曾的偉大，真令他有高山仰止之感。當曾熱心地勸太明到中國大陸去遊歷時，它的胸間不禁湧起青年人的熱血和希望。」[9]這麼一位不平凡的人物，中譯本皆未交待他整裝出發至何處，但日文版東京「一二三書房」一一八頁及東京「新人物往來社」版一八O頁，均很清楚地說明他是到「西北」[10]，亦即中共的抗日根據地「解放區」去了。在得知曾導師當天晚上就要實現其出走計劃，日文版有以下文字：「事到如今，太明不禁反省自己的機會主義的態度，感到無言的叱責，在曾的面前感到抬不起頭來。」臨別時曾導師緊緊地握著太明的手，勸他：「只有實際的行動才能救中國。希望你趕快從幻想的象牙塔中走出來，選擇一條自己應走的路，這不是別人的事，而是與你自己命運有關係的問題！」接著有以下這段文字：「對此，太明沒有話可回。然後，對自己無論怎樣都無法跟隨得上這位同鄉、充滿信念和行動力的學長的性情感到悲哀，只有送其出發而已。」[11]一九八六年遠景版省掉整段說明，一九九三年遠景版及草根版則省掉對曾的評語及自我反省之語。

　　中譯本一九八六年遠景版二五四頁，一九九三年版二五八頁及草根版二O二頁，胡太明與其日本人朋友佐藤，對街上衣衫襤褸的台灣青年的「皇民養成隊」與衣飾華麗的日本女人作批評時，書中有段話：「那些在點心舖或館子店門口排長蛇陣的衣飾華麗的太太們，和架子十足的紳士們，只要剝去那襲華美的外衣，也就和本省人一樣地令人生厭了。」[12]這段話其實非出自佐藤之口，但卻容易讓人誤以為是佐藤的想法，他也是和那些日本人一樣，看不起台灣人的。吳濁流後來也許注意到了，在一九七三年的定版中加上了幾個字變成「也就和他們向來貶低的台灣人一樣地令人生厭了。」[13]讓讀者不致產生誤解，更加明瞭歧視台灣人的絕不是佐藤，而是「他們」－那些徒有其表的日本紳士及太太。如此作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有良知的日本人形象，便更加完整，不致被歪曲了。

　　中譯本一九八六年遠景版二六九頁，一九九三年版二七三頁，草根版三一八頁，皇民胡志剛的兒子達雄「認為台灣人現在正面臨著是否能成為『皇民』的考驗，只有同心協力效忠於目下的聖戰，才能由這種考驗中獲得勝利，青年人應該立志為十億東亞人民的解放作中流砥柱。」對這種論調，「太明忽然想起以前被徵召的時候，看到祖國的青年，為抗日而犧牲，慷慨就義的態度。現在對這被騙而不自覺的台灣青年，感覺更痛心更難堪，他簡直和那些高唱軍歌招搖過市，喪失人性的荒唐青年完全一樣。」[14]太明為拯救這位至親骨肉，努力說明這場「聖戰」是錯誤的，當敘述到「他認為近代的國家更是墮落不堪，」以下中譯本缺了一段話，與下面的一句未連貫，日文版「一二三書房」版一九四頁，及「新人物往來社」版二九一頁則清楚地說明：「資本主義是以其成立的基盤為一方面，向殖民地要求，經常藉著壓迫弱小民族而發展起來的。」[15]最後由于太明言之有理，達雄不禁佩服太明，日文版達雄稱太明的想法與眾不同，「在紅色之上」（筆者按：指比左翼還左）太明的回答，日文版比中文版多了一句：「我的想法，不是紅色或黑色的問題。」[16]亦即太明強調其思想與是否「左翼」無關，他只不過是「我只知道必然的事實是必然的，真確的事實是真確的；把必然的事實看做必然，和有勇氣承認事實，至少是知識份子應有的能力，」[17]這或許也是作者吳濁流本人的態度吧。

　　除上述幾點中日譯本的不同處外，其他如中文譯本未將太明在上海聽到的聶耳（一九五六年「一二三書房」日文版寫成「聶爾」，一九七三年「新人物往來社」版則為「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譯出；中文版小時候胡太明因能答出「唐山的住址」而博得彭秀才的喜悅，但日文版無這一句……等，由於篇幅關係，便不一一列舉。此外原屬于《亞細亞的孤兒》中部分的胡太明與月英的戀愛失敗情節，以篇幅過長之故，吳濁流將其抽出，寫成了獨立的短篇＜糖扦仔＞，予以保留。

三、人物塑造及主題思想

　　吳濁流在日文版自序中說：「歷史常是反覆的，歷史反覆之前，我們要究明正確的史實，來講究逃避由被弄歪曲的歷史所造成的運命的方法。所以，我們必須徵諸過去的史實來尋求教訓。」[18]又在中文版自序中說：「回想我寫這篇小說的動機，是因為我們在殖民地生存的本省知識階級，任你如何能忍耐善處，最少限度也要遭受到像這篇小說中的主角一樣的精神上的痛苦的。所以，我寫這小說來給有心的日本人看看，並且留給我們後代的人知道。」[19]從這兩段話，我們知道他冒著生命危險寫下《胡志明》，為的是留下歷史的見證。吳濁流為記錄殖民地時期台灣人這段痛苦的歷史，他刻畫了各形各色的人物呈現歷史的面貌。為方便論述，筆者將其分成三組：

　　（一）記錄了台灣封建家庭四代人的歷史變遷：

　　吳濁流以中國傳統四代人大家庭作為小說主軸，刻畫其不同世代，在思想觀念、生活境遇等方面的差異，藉以呈現一個變動的歷史階段的樣貌。第一代以胡老人為代表，「胡老人心目中所憧憬著的是，春秋大義、孔孟遺教、漢唐文章和宋明理學等輝煌的中國古代文化，因此總想把這些文化流傳給子孫。」[20]但最終是連大家庭制度都保不住了，在不幸的分配公產事件後一病不起，結束了淒涼的一生。值得注意的是，吳濁流描寫造成大家庭崩潰的主因是後來當日本間諜、當皇民的胡志達。第二代以胡文卿、阿茶、阿玉為代表，面對著日本殖民統治而無力反抗，阿茶罵當皇民的大兒子志剛「短命鬼！吃日本屎的！」之後便一病不起。阿玉則兒子志南被迫徵召服勞役中病死而遭喪子之痛。胡文卿則老淚縱橫嘆息：「現在的時世簡直比秦始皇的時代都不如了！」

　　第三代的胡志剛、胡志明、胡志南各走不同的路線。胡志剛成為皇民；胡志明則歷經波折，最後選擇抗日；胡志南則被迫簽下「志願書」而成了皇民政策的犧牲品。第四代志剛的兒子達雄，願為「聖戰」而死；胡志明與大陸女子淑春所生之女紫媛，則隨著母親，在日本侵華戰爭的戰火中驚惶度日。日據時期胡家四代人的命運，與老舍百萬字長篇小說《四世同堂》住在北京的祁家四代人，在一九三七年－四五年被日軍佔領期間的變化與遭遇極為相似：第一代祁老人以隱忍、和氣處世，遇亂世只知囤積糧食作等待。第二代祁天佑被日軍逼迫，為保持名節投湖而死。第三代三兄弟，老大祁瑞宣是胡太明式的優柔寡斷性格的知識分子。老二瑞豐為貪圖名利，最後當了漢奸。老三瑞全偷偷離開「淪陷區北平」，去參加抗日。第四代瑞宣之子女，可愛的三歲小女孩因拒食難以下嚥的所謂「共和麵」而餓死，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犧牲品。

　　（二）刻畫出知識分子的不同典型：

　　吳濁流在《亞細亞的孤兒》概略中言：「抗戰思想也分裂為三派：一為絕對派，一為超然派，一為妥協派。絕對派是以努力扶植反抗思想來代替抗戰；超然派是對政治完全絕了望，對新政權也不協力，只求個人的樂趣；妥協派是追求現實，而接近新政權，以謀求自身的利益。」[21]若以上述三派來區分，我們在小說中，吳濁流所說的絕對派的有：曾導師、藍、詹、范、張參事、胡秀才，日人佐藤，也應屬這派。超然派的有：胡老人、胡文卿、早期的胡太明。妥協派的有成為皇民的胡志剛、胡志達、「中島」、老皇民李導師「吉村」、「東」等。

　　絕對派中，曾導師最後是到中共抗日根據地的「西北」，他與胡志明最後奔赴重慶（小說中最後是他從昆明廣播呼籲抗日），分別代表了日本侵華戰爭時期兩股不同的抗日勢力。藍、詹則從其言行可知代表文協一些抗日志士的典型。他們在日本參與《台灣青年》雜誌等組織，與中國留學生共同參與抗日集會，常能識破台灣總督府所頒布政策的不合理，在台灣常藉演講喚醒民眾，屢次下獄而絕不屈服，尤其是藍在日本罵胡太明是「豎子」那一幕，代表了台灣知識分子對歷史清醒而理性的認識。太明在烏煙瘴氣的「納入協會」工作認識的范，則寧可被開除，也不肯「志願入伍」，向太明表示：「個人的力量是無法抵禦被歪曲的歷史狂流的。」「可是，我們必須超越這種狂流。」[22]與太明約定不作違背良心的事。吳濁流提醒日本人注意其書中對南京知識分子的描述，任職於外交部的張參事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日文版中他對太明闡述新舊文化之語，反映了當時進步文化界反對國民黨教育部的汪懋祖等人提出復興文言，主張讀經，因而倡導大眾語運動，並發展成文字拉丁化的討論。魯迅當時即以幾篇文章表達支持，例如在＜門外文談＞裡，他說：「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23]可見張參事的立場是代表進步一方的，也是吳濁流刻意塑造出來，用以作為南京知識分子正面肯定的典型來描寫的。

　　楊逵《送報伕》中的楊君在台灣時，以為所有日本人都欺壓歧視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人，直到在日本結識了日本左翼人士，才開啟他的眼界，不再以民族，而以階級去看待壓迫與被壓迫的問題。但《亞細亞的孤兒》中，吳濁流卻讓日本左翼知識份子佐藤這個人物出現在殖民地台灣，在「皇民化政策」最猖狂的黑暗期，扮演引導太明認清日本殖民政策及軍國主義本質的角色。佐藤帶領太明識破那些當時在台灣的日人，有的是以筆桿欺騙大眾的日本記者，有的是只忠於政策而不忠於學術和真理的日本教授學者「他們唯一的使命，就是為當局政策擔任開路工作；也就是掛了『學府』的招牌，以達成『思想侵略』的目的。」[24]當時台灣最高學府已被佐藤認定是「豺狼大本營」，更不用說他將以何等痛恨眼光去看待「皇民奉公會」了。佐藤在「歷史就要開始大轉變」時回日本去，「對於未來的新局面作些準備工作」，他的思想及行動，正是日本少數進步知識份子的典型代表。吳濁流這一筆，與老舍《四世同堂》中安排一位站在被侵略者一邊的日本老婆婆這角色同樣，寄託著作者的用心，使小說呈現出更豐富的內涵與意義。或許吳濁流正如老舍想法一樣，最高理想在于「世界和平」，正如他勸誡達雄的最後結論：「……到了那個時期，戰爭就成過去存在的殘虐習慣，同樣地只為歷史上的記錄而已。」

　　吳濁流所定義的妥協派，以胡志剛、胡志達、李訓導吉村、事務員中島、鄉公所秘書東先生等為代表。抗日革命家藍對「皇民派」的觀點所下的批評是：「他們忘記了本國的歷史傳統，一味希望『皇民化』，妄想那樣便可以為子孫謀幸福；因此皇民狂如雨後春筍，而且還產生皇民文士、皇民文學者等等。可以，代表縱使能『皇民化』，最後還有血統問題應該怎麼解決呢？」[25]一語道破作為皇民派台灣人的悲哀。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刻劃一系列漢奸的形象，他認為漢奸的育成與種種封建餘毒有關，例如：「……我們的傳統的升官發財的觀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隸－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習慣，都是民族的遺傳病。」[26]然而台灣的「病症」更嚴重，既有中國封建餘毒，又受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形成了特殊的殖民地性格。面臨血統困擾的「皇民」比「漢奸」要悲哀得多！

　　（三）寫出了各行各業平民百姓的痛苦與智慧：

　　在《亞細亞的孤兒》裡，除了胡太明的家庭成員及一群知識份子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胡太明常懷著歉疚心情面對的一般鄉下百姓。例如種甘蔗失敗的農場工人阿新哥、難產而死的阿新嫂；質問「日本的正義在哪裡」的米店老闆；批評「米榖管理法令」、「正條密植」不合理的農民；批判把一般民眾供應的家畜和蔬菜，作為「國語家庭」和日本人特種配給品行徑是劫貧濟富的老甲長；以及在劉保正談話裡因替思想團體演講捧場而被日警抓去坐牢的矮子皮匠等等。太明對「皇民化運動」的意見是：「……中了這種政策毒素的，畢竟只有一小部份利令智昏的台灣人，其餘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尤其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他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他們唯其因為與鄉土共生死，所以絕不致為他人所動搖。反之，那些游移騎牆的『皇民派』，卻非常容易動搖，因為他們易為物慾所動，他們是無根的浮萍；他們的力量看來雖然大，其實不然，微風、碎浪便可以使他們漂流失所的。」[27]在大陸的情況也一樣，「中日事變以後，許多人得時局之便，混進大陸，有的是由日本人捧出來的，也有的是毛遂自薦的。他們用盡方法向民眾招呼，但民眾卻絲毫不為所動。因為這些得時局之便到大陸去的『指導人員』，為了名利便會出賣自己的同胞，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他們知道得很清楚。」[28]這些如同「台灣連翹」般堅強地依照自己的意志去發展自己的個性及生命的廣大人民，便是黑暗中的一線曙光，一種希望。除了台灣和中國大陸之外，在日本撫平了胡太明失戀創傷的鶴子及其明事理的母親，與在台日人不同，不在意太明的台灣人身分，令太明難以忘懷。然而她們卻是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的可憐犧牲品，因太明租的是「一個陸軍軍官遺孀的房子」。在老舍《四世同堂》裡，一位老農民常二爺在被日本人罰跪之後，羞愧氣憤而病死（這一點與胡老人、阿茶的受辱時的情緒是相同的）他的兒子遵行父親遺言，為父報仇，將搶農民糧食的漢奸請到家裡，放火燒房子，自己也生死不明。老舍藉礽瑞宣的口，寫出了對這些農民的感想：「這些孩子與大人大概隨時可以餓死凍死，或被日本人殺死。可是，他們還有禮貌，還有熱心腸，還肯幫別人的忙，還不垂頭喪氣。他們什麼也沒有—–。可是他們又彷彿有了一切。他們有自己的生命與幾千年的歷史，他們好像不是活著呢，而是為什麼一種他們所不了解的責任與使命掙扎著呢！剝去他們的那些破爛污濁的衣服，他們會和堯舜一樣聖潔，偉大，堅強！」[29]這也是吳濁流在《亞細亞的孤兒》中，藉胡太明所感悟的紮根大地的百姓的寫照。

　　吳濁流除了刻劃各種人物形象外，小說場景更突破台灣一地，延伸至中國大陸及日本，以凸顯出台灣問題的複雜性。台灣人的「孤兒」意識、「身分認同」的問題、自卑心理—–其實皆源自不幸成為日本殖民地這個歷史事實。胡太明與久子的戀愛失敗，因一為統治階級的日本大和民族，一為被統治階級的中國漢族；參加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抗日集會，被懷疑是日本間諜，以及在南京因暴露台灣人身分而被捕，皆因為台灣人被迫成為日本國籍所致。在日本人實施離間政策，而且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情況下，作為日本國籍的台灣人，在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必定是要承受如同「孤兒」般精神上的痛苦。這種痛苦，來自日本的帝國主義侵略，是無庸置疑的。那麼如何擺脫這個痛苦呢？在《亞細亞的孤兒》中，吳濁流藉著赴「西北」（中共抗日根據地）的曾導師勸胡太明的話：「只有實際的行動才能救中國。希望你趕快從幻想的象牙塔中走出來，選擇一條自己應走的路，這不是別人的事，而是與你自己命運有關係的問題！」[30]來作為解決「孤兒」「畸形兒」問題的根本方法。事實上，胡太明經歷各種磨難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便有「趁此機會再到大陸去尋求沒有矛盾的生活。」這樣的想法，因為他不能如米店老闆「那樣地袖手旁觀」，但無法弄到乘船許可證及簽證，太明大陸之行的念頭不得不暫時打消。最後只好藉著佯裝「狂人」（透過「狂人」口中傳達真理，是魯迅的＜狂人日記＞文學手法及精神的重現及發揚）作為掩護，擺脫日本特高警察監控，偷渡到祖國大陸的重慶抗戰中心。胡太明最終選擇的這條「抗日」的道路，便是幾位進步知識份子屢次勸導的方向，因為這是台灣人終結「孤兒」歷史命運的唯一途徑。也就是一部《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藉著具猶疑不決性格的胡太明的遊歷、經驗，帶領讀者目睹了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被帝國主義佔領下的上海租界的慘狀、成立汪精衛傀儡政權前夕的動盪不安的南京、在廣州聽聞日軍得意談論「南京大屠殺」、強姦中國婦女等暴行的激憤情景、為勇敢的「救國義勇隊」年輕抗日青年慷慨就義所感動而慚愧的場面等等，特別是他不顧被日警殺害而冒險記錄下的一九三七年—四五年間台灣百姓度過的悲慘情況，小說最後以胡太明克服了性格上的弱點，積極付諸行動回歸祖國大陸，實現家庭團聚（胡太明的母親阿茶屢次勸其再婚，但太明始終惦記著大陸上的妻兒），投入全民抗戰行列而作結。

四、結論

　　作為一部抗日文學作品，卻必須使用日文創作，這本身即反映了殖民地人民的悲哀－被剝奪了民族語言。此外一九四二年日本在台灣實施了徵兵制，「除了約有八萬人作為士兵出征外，作為軍屬派到戰場的約有十二萬六千人，其中約二萬八千人戰死或病死。不論是朝鮮人、不論是台灣人，一方面作為殖民地居民被歧視，一方面又作為日本國民被迫盡義務，付出了極大的犧牲。」[31]尚有最近幾年才發現的「台灣慰安婦」問題等。但最大的犧牲該是台灣人精神上、文化上的「殖民地傷痕」吧。在日本那場侵略戰爭中，由于都以中國國土作為戰場，因此損失更難以估計，「軍人死傷者四一五萬人，平民百姓死傷者二千萬人，流離失所者一億人，一般民眾受害情況嚴重是其特徵」[32]日本岩波書店《世界》雜誌從二OO三年一月號開始連載「戰後責任—我們是怎麼面對戰爭責任、殖民地責任的？」的討論文章，其中一位日本學者認為：「對亞洲的戰爭犯罪未能真相大白的我們的調查、研究及市民運動，先要反省才是。所謂『從軍慰安婦』的問題，直到一九九O年代才開始正式調查，這就是證據。」[33]今年二月二十日在日本各地，展開紀念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天皇制」主導下的法西斯政權虐殺七十週年的活動，以其生平事蹟改編的話劇「小林多喜二」及以其母親事蹟改編的「母」在全國各地公演。有良知的日本人仍未忘記從那段侵略的歷史中記取教訓。吳濁流在一九七三年「新人物往來社」日文版＜再刊之際＞中（請參照前述譯文）除了批判日本帝國主義之外（熟悉世界歷史有國際觀的吳濁流，並未忘記除台灣受日本帝國主義之害成為其殖民地外，尚有其他地區，因此在台灣之後加上「等」字樣）對美國所發動的越戰，他視為是和日本一樣的侵略行為，這在其自撰年譜一九六四年「時代背景」這一欄，他寫上「越南革命」[34]，非常明確地表達出他的正義感。此版本最後戴國煇的解說，以書信體方式勾勒出大時代背景下，圍繞其週遭的本、外省友人各自不同的際遇，值得我們思考。戴國煇如此下定義：「吳濁流的作品的世界，我認為總結一句話，可以說就是以殖民地體制和以人為主題的殖民地文學。」[35]

　　從拙稿第二部分中日文版本比較中，可知吳濁流對于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與台灣知識份子之間的密切關係，是極為清楚明瞭的。他為替歷史作見證，在日據後期，寫了《胡志明》。台灣光復，他在《波茨坦科長》中藉女主角玉蘭，寫出孤兒企盼祖國母親的孺慕之情，可以說是慶幸《胡志明》時代的終結。國民黨接收官員中的投機份子，以及那批為貪圖一己私利，發國難財榨取民脂民膏的《波茨坦科長》中的原南京漢奸范漢智，皆成為他極力抨擊的對象。其後他再度為「二二八事件」留下歷史記錄，寫下了《無花果》。在《無花果》中，他認為這場悲劇，陳儀及其屬下：「……由于堅持一個蠢意念做到底，所以造成很多本省外省的死傷人數，這不是可怕的屬於封建的官僚社會殘渣作風，把一個人當做一隻螞蟻的錯覺而發生的嗎？因此，像阿Q一樣死的人也不少。但歷史絕沒有悲觀的必要；人的社會，不問古今，總是被那些不好的政治所歪曲，把犧牲的人們當墊子之後，歷史才得以前進。所以沒有悲觀的必要，正好和河川的流水一樣，一定會流入海裡；雖然在中途碰到山的阻礙而發生逆流，但最後還是流入大海裡。人類的歷史之流也是同樣的道理，所以絕沒有悲觀的必要，反正最後必定會流往人類希冀的光明的方向，也就是流入屬於真理的世界中去。」[36]吳濁流在「二二八事件」後不久，所寫＜黎明前的台灣＞中的一段。他又再次在《無花果》中重申：「……這樣努力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台灣就是住在台灣的人的任務，從這一點說來，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37]正如吳濁流在《亞細亞的孤兒》等小說中一貫的主張，他不以民族，更不以籍貫去評斷一個人，而以其思想行動作為是非的論據。對祖國大陸的情感，可從他在自撰年譜中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事跡」這一欄，寫上「歸祖國」[38]可知（在《亞細亞的孤兒》中，胡太明本想埋骨江南，無奈回台後，便覺愧對祖先；然而最終他仍舊「歸祖國」了）。又晚年遊澳門，「……不知不覺地似乎濕潤的煙霧遮蓋一切，我閉著老眼，靜思許久才離此地，之後作三首詩以誌。」[39]以下即被迫刪除，未能了解吳濁流的想法，但僅憑前兩句話，已可感受其內心對民族分裂的遺憾。在戒嚴令已解除的今日，吳濁流被刪削的三首詩及其他文字，但願早日重見天日，讓後人更加明瞭其思想全貌。「二二八事件」之後的「五O年代白色恐怖」，牽涉左翼思想的部分，他說要留給別人去寫。這是一個疑問。「二二八事件」後，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在《新生報》「橋」副刊主編歌雷（史習枚）熱情地推動下，本、外省人共同攜手合作，對「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所舉辦的第二次作者茶會，吳濁流、楊逵都參加了。其後「四六事件」時包括楊逵在內的「橋」副刊的作者紛紛被逮捕，這件事對吳濁流而言，毋寧是沈重的打擊。但無論如何，吳濁流在《亞細亞的孤兒》裡，對左翼人士及其思想，在台灣日據時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已如實地描繪出來，這增加了作品的廣度及深度。

　　從拙稿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吳濁流對「孤兒歷史命運」的看法。他並非以自憐自哀悲苦的被害者姿態去描寫這個「孤兒」歷史，他藉著每個階層人物不同的思想與行動，去替這個「孤兒」身分下定義。事實上「孤兒」的命運已成為吳濁流筆下人物極力克服、掙脫的一種「矛盾」，這種「矛盾」即殖民地身分所帶來的。因此《亞細亞的孤兒》並非吳濁流為了宣揚台灣人的被害者自憐自哀意識，而寫出的一部反映殖民地悲慘命運的小說，吳濁流的真正原意應是在呼籲：「不要再讓那段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重演！」。他便是從這追求世界和平的角度不惜犧牲冒險創作的。不只是一部《亞細亞的孤兒》，也不只是一位吳濁流，對于台灣先輩們所遺留下的浩瀚的文學遺產，我們是否真正挖掘出他們那豐富的精神寶藏了呢？吳濁流與楊逵都不約而同地說了相同的話，即在《無花果》最後的一句話：「我不是愚公，但恐怕是愚公的子孫吧，所以不惜像愚公移山一般努力奮鬥。這樣做下去，總有一天我所構想的理想世界就會出現吧。」[40]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瞭解那個「理想世界」的意涵呢？

[1]呂正惠《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台北：人間出版社，二OO二年），一O五—一O六頁。

[2]吳濁流《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景出版社，一九八O年），四三頁。

[3]吳濁流＜台灣文藝雜誌的產生＞，收于《台灣文藝與我》（同註（2）），二頁。

[4]收于《台灣文藝與我》（同註（2））五三頁。

[5]同註（1），一一二頁。

[6]吳濁流《アジヤの孤兒》（東京：一二三書房，一九五六年），二O五頁。中譯文責由本人自負。

[7]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兒－日本統治下の台灣》（東京：新人物往來社，一九七三年），三O三頁。中譯文責由本人自負。

[8]同註（6）一一一頁到一一二頁，註（7），一七一—一七二頁。中譯文責由本人自負。

[9]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草根出版社，二OO二年），一三六頁。

[10]同註（6）一一八頁，註（7）一八O頁。

[11]同註（6）一一八—一一九頁。註（7）一八O—一八一頁。

[12]同註（9）三O二頁。

[13]同註（7），二七五頁。中譯文責由本人自負。

[14]同註（9），三一八頁。

[15]同註（6）一九四頁，註（7）二九一頁。中譯文責由本人自負。

[16]同註（6）一九五頁，註（7）二九三頁。中譯文責由本人自負。

[17]同註（9），三二O頁。

[18]同註（2），一七九頁。

[19]同註（2）一八五頁。

[20]同註（9），二五頁。

[21]同註（9），七頁。

[22]同註（9），二八八頁。

[23]魯迅《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九二—九三頁。

[24]同註（9），三一O頁。

[25]同註（9），二六七頁。

[26]老舍《四世同堂》（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O二—七O三頁。

有關本書的探討，請參考拙稿＜試論《四世同堂》的主題思想＞發表于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報》第一期，一九九九年五月。

[27]同註（9），二六八頁。

[28]同註（9），二六八頁。

[29]同註（26），八七三頁。

[30]同註（9），一九六頁。

[31]家永三郎《太平洋戰爭第二版》（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八七年），一九九頁。

[32]藤原彰《昭和の歷史５，日中全面戰爭》（東京：小學館，一九八九年），一九頁。

[33]《世界》二ＯＯ三年１月號，東京岩波書店，二九Ｏ頁。

[34]同註（２），二一五頁。

[35]同註（６），三二二頁。中譯文責由本人自負。

[36]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前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二八頁。

[37]同註（３6），二二九頁。

[38]同註（２），二一二頁。

[39]吳濁流《南京雜感》（台北：遠行出版社，一九八Ｏ年），一八九頁。

[40]同註（３6），二三Ｏ頁。

本文原分類：[台灣史學術研討會][第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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