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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泰：一條曲折前進的認同之路──專題／悼念吳克泰先生逝世

三月 12, 2004 | 吳克泰：一條曲折前進的認同之路──專題／悼念吳克泰先生逝世 已關閉迴響。

文／藍博洲

　　日本教育的歧視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於日據下宜蘭鄉下的農家。公學校畢業後，我即到臺北報考二中。儘管我在公學校的成績非常不錯，但我卻連考兩年都落榜。當時，父親雖然有意讓我繼續升學，但看這情形也不得不告訴我說：「今年如果再考不上，你就別再考了。」

　　在當時，臺北二中是唯一讓一般臺灣人子弟就讀的中學，學生原本都是臺灣人：但後來卻有三分之一的名額留給日本小孩；而那些會到二中就讀的日人小孩，大體士都是成績較差、考不上一中的人。因此，為了方便這些日人小孩，入學考試的考題完全取自日人小學的教課書。然而，在日本帝國「差別待遇」的教育政策下，日人小學與臺灣人公學校所使用的是兩種不同的教課書；這樣，對臺灣人小孩而言，在入學考試時一定要吃虧的。

　　我搞清楚了這種狀況之後，便買了日人小學的教課書，重頭學習。在強烈的升學慾之下，我每天都勤讀到第二次雞啼時才敢上床睡覺。通過這一年的努力，我終於考進臺北二中了。那年是一九三九年。

　　民族意識的覺醒

　　在二中的第一次考試，我在全年級一百五十個當中，排名第三；後來，我還曾經進步到第一名。那些日本學生的成續都很差，可他們在學校裹頭一個個都是一副耀武揚威的姿態，我們臺灣人學生經常被他們欺負；此外，學校的日人老師對待我們也是極盡歧視、辱罵之極。有一次，我就被我的日本法西斯老師狠狠地毒打了一頓。

　　首先，為了響應小林總督「臺灣志願兵」制度的實施，那個日本老師要作為副班長(班長是日本人)的我起帶頭作用，然而，當班上許多同學都已簽了名時，我卻還沒有簽。接著，為了配合推動臺灣人改換日本姓名的「皇民化運動」，這個法西斯老師也要我加入「改姓名」的行列，但我卻藉口家產繁多，有山、有林、有田地……等(其實我家是一無所有)，改了名將非常麻煩而不願「改姓名」。因為這前後兩次都拒絕響應日本帝國的政策，而且我又是班上的副班長，這樣的行為，他們認為會不利於日本政策推行的作用。這個法西斯的日本人老師於是就氣急敗壞地向我身上拳打腳踢，並且一邊大聲罵道：「支那人，回去支那！」當時，忍著痛挨打的我就在心裹告訴自己：「我本來就是中國人，我當然要回中國去！」那個日本人老師整整打了我有一個鐘頭之久。放學回家時，當我從學校走到樺山的天橋上時，我把帽子脫下來，用手一摸，這才發現整個頭都腫得起包了。當下，我即委屈得掉下淚來，並且自誓日後一定要到大陸，參加抗日戰爭。

　　大屯山上的呼喊

　　我之所以會想到大陸參加抗日戰爭，蔣碧玉與鍾浩東等人的行動起了決定性的啟示作用。在二中時，我認識了低我一級的、蔣碧玉的弟弟戴傳李(蔣碧玉的生父姓戴)，因為家裹窮，我平常都吃得不好，因此常常到戴家打打牙祭。久了以後，戴傳李的父親戴旺枝先生也和我熟了。有一次，我去的時候，他正在看照片簿；看我進來，他就把我叫到一旁，指著蔣碧玉的照片告訴我說：「這是我的二女兒，她已經到大陸參加抗日戰爭了。」

　　通過戴先生的敘述，我才知道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青年竟然也有人回到祖國大陸，參加抗日戰爭的行列；因此有了起而效法之意。

　　除此之外，我還在那本照片簿上看到蔣渭水先生出殯時的照片，照片上送葬的人很多，寫著「工友總聯盟」……的各種旗幟在空中迎風招揚。因為我是鄉下小孩，對世事渾然不知；因此我並不知道誰是蔣渭水？也不知道他做過什麼事？戴先生於是給我講述蔣渭水及其領導的抗日運動事蹟：這樣，我才知道蔣渭水這個人；並且知道了臺灣這塊土地上曾經有過無數的先輩付出了他們的青春、血汗，為臺灣人民的幸福而勇敢地與日本殖民統治者鬥爭。這樣的認識更堅定了我回大陸抗日的心願。

　　我於是改變了學習的態度，從此不太計較在二中的成績；只管自己用功讀書，準備考臺北高等學校。我計劃高等學校畢業後即奔赴大陸，參加抗戰。

　　依照當時的學制，中學要唸五年。但我唸完二中四年級時，即以同等學歷越級考上臺北高校文科。在高校期間，我念念不忘大陸抗戰的事。記得，有一次，我曾經和幾個同學爬上大屯山，想要瞭望大陸；儘管看不到對岸，我們還是站在山頭上，大聲地呼喊著：「祖國啊！我們臺灣人是這麼悽慘，你聽得到我們的呼喊嗎？」

　　高校時期的交遊

　　高校時代，我終於有機會閱讀到孫逸仙先生的《三民主義》。在二中時，我在蔣碧玉生父家的客廳第一次看到孫先生的畫像，同時，通過戴先生的介紹，我知道蔣渭水先生是中山先生忠實的信徒；從那時候起，我對「三民主義」的學說也感到興趣。當時，正值中日戰爭爆發不久，我只知道蔣介石與孫先生創立的國民黨正領導全國人民抗日：我不曾聽過中國還有一個共產黨，事實上報紙也沒有報導過它的活動。我的父親也許以前也接觸過「三民主義」的思想，因此他會跟我提到他所知道約有關孫先生的革命事蹟，其中「倫敦蒙難記」的故事，印象尤其深刻。

　　因為這樣，有一天，當我在日報上看到蔣介石與宋美齡合照的新聞圖片時，我即剪下來寄給在宜蘭鄉下的父親，誰知父親竟因這份剪報而被當地的日警抓去偵訊。在這之前，父親已經有兩次被捕坐牢的經歷了。第一次是在我唸公學校時，他因為喝醉酒打當地的警察主任(日本人)而被關了廿九天；後來，我知道父親其實是「藉酒裝瘋」。第二次則在我唸二中的初期，因為家裹一直沒寄學費來，我熬不過學校的催討就寫信回去問，這樣，我才知道父親又被日警抓去關了。當時，日帝硬要鄉人們種甘蔗，但因為沒飯吃，大家都要種稻。我父親就起來帶頭「反對日帝強迫種蔗」：父親因此而第二度坐牢。

　　因為有這樣那樣的對祖國的感情，所以當學校來了幾名廣州留學生時(當時日本已佔領廣州)，我心理上就把他們當成是自己的同胞，感覺很親，因此就主動與他們交朋友。後來，汪精衛政府也派來十幾個留學生。有一次，我到他們的宿舍—興亞寮—找他們聊天。就在那裹，我第一次見到郭琇琮，當時，他正在帝大醫科唸書，已經會講北京話了：雖然我聽不懂他用北京話和那些留學生談話的內容，但是郭琇琮給我的第一印象卻是個熱情、精明、腦子好、囗才好的人。此外，通過這些留學生，我也認識了當時正就讀於臺北商校的雷燦南。雷燦南到過我的宿舍幾次，我們談得很投機。有一天，他邀我到淡水他家玩。他家經營米店的生意，我看到他在生意忙不過來時便暫停我們的談話，扛起米袋就去送米。當時，我對他的舉動感到非常感動。畢竟，以當時的眼光來看，一個高商的學生也是個屬於上流社會的知識份子，可是他卻可以撂下這個身份，像個普通工人似地，扛起米來就送。雷燦南的父母很疼他。那天晚上，他們還把我留下來吃飯。吃過飯，他就帶我到樓上房間看他的書。我看到，他的書中凡是提到「支那」或「支那語」、「支那人」的字眼，統統都被他塗掉改為「中國」或「中國語」、「中國人」了；甚至連書的封面，他也同樣處理。

　　「你要是被發現的話怎麼辦？」我不禁替他擔心。

　　「這沒什麼好怕的。」他笑一笑，然後回答我：「我正準備著回大陸參加抗戰呢！」

　　然而，不久後，雷燦南、郭琇琮等即因為日警的大檢舉而入獄：雷燦南並且在日警的嚴厲拷打下拒不吐實而犧牲了。我則因為還末涉入當時的學生組織而倖免於難，可是這個事件卻使我奔赴大陸的決心提早實施。

　　為了抗日到上海

　　除了郭琇琮、雷燦南等數以千百計的青年學生被捕的事件刺激之外，我之所以在高校還末畢業(三年的學制我只唸了一年餘)即決定到大陸的另一個動機是，臺灣總督府已經開始實施徵兵制度了，而我恰恰是頭一批被徵的對象。我想，與其被抓去當日本兵跟美國拚命，倒不如回祖國跟日本人拚！因此，我找到一條到上海的門路之後即棄學而走。那時已是一九四四年了。

　　臨行前，戴傳李特地為我送行。他告訴我，到了上海可以先去找蔣渭水的二公子蔣時欽，然後再去找蕭道應的丈人，這樣，也許可以打聽到碧玉姐他們一行五人的下落。

　　到了上海，我即按址找到蔣時欽的住處，但不巧的是，他人到南京正好不在。一段時日後，蔣時欽從南京回上海了，他就帶我去找蕭道應的丈人，同他打聽鍾浩東等人的訊息。

　　「我也不知道他們現在人走到那裹了？」他說，然後反問我們：「你們有他們的消息嗎？」我們只好失望地告辭了。

　　這之後，我即在上海的這裏那裹四處浪盪，尋找到重慶抗戰區的路。當時，我仍然只知道國民黨，一心一意要找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可是，我在上海不但沒有任何社會關係，而且連一張身分證也沒有；相對的，日軍的關卡卻到處都是；因此，儘管我每天鄱在研究地圖，尋找到重慶的路，卻一步也走不出來。還好，上海還有個蔣時欽在；這段期間，他不但在生活上照顧我：透過他給我看的魯迅等左翼進步作家的書，我的思想認識不知不覺地也起了深刻的變化。

　　終戰以後的變奏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三天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當時，上海的報紙都不敢據實報導這個新聞，因而大家只知投下的是特殊的炸彈。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這時，大家都知道日本一定會倒的！到了十一日，透過短波收音機，上海市民知道日本已經準備投降了，整個上海都已經沸騰起來了。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終於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當時，我怎麼也沒想到戰爭會那麼快就結束。到上海前，我已經透過一個朋友的日文剪報看過「開羅宣言」的內容。現在，日本戰敗了，臺灣自然要回歸祖國懷抱：我雖然沒有機會參與到抗戰的行列，但我的願望已經達成了，所以我還是歡欣鼓舞地迎接勝利的來臨。

　　不久，我所盼望的國民黨來了。但我沒想到國民黨竟會那麼糟糕！我看到那些接收的官員竟搶著發國難財，過著花天酒地的墮落生活。同時，我還看到許多原屬汪精衛政權的漢奸，花錢買通後，搖身一變又是國民黨的官員。

　　我在上海所看到的這樣那樣的怪現象，讓我對國民黨感到非常失望！理想中的國民黨竟是自己所看到的這樣不堪，那麼中國的未來要怎麼辦昵？我為此而苦悶地思考著。然而，我不死心，我告訴我自己：我當初是為了理想而來上海的，我不能因為這樣就回臺灣，我總要在這裹多看、多學習，才能更瞭解中國！於是，我白天到復旦大學讀書；晚上則在一家日本人辦的《改造日報》打工。這個報紙是針對當時在上海的日僑辦的日文教育報紙。在報館，我看到一些進步的書籍、報刊、電訊。這樣，我才慢慢地理解：中國除了國民黨外，還有一股強大的民主勢力；同時，通過蔣時欽給我看的斯諾的《西行漫記》，我才知道原來中國還有個共產黨，以及他們「長征」的歷史。也因此，我才知道原來中國有兩個，一個是舊中國、一個是新中國；一個是獨裁、一個是民主。從此，我的思想即有了決定性的轉變了。

　　為了改造回臺灣

　　一九四六年二一月，我回到臺灣。

　　回臺灣前，上海與昆明兩地的學生已經起來搞「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學生運動了；我所讀的復旦大學也受到這種影響，學生分成兩派，從互相辯論到打起群架。與此同時，我從許多先回臺灣再來上海的人那裏聽到國民黨在臺灣「劫收」的慘狀；另外也通過報紙看到臺灣從「歡天喜地」–＞「花天酒地」–＞「黑天暗地」到「哭天叫地」的變化過程。這些訊息讓我非常生氣。我心裏想：像臺灣這麼好的地方，如果好好治理一定是個寶島的！因此，我就決定回臺灣從事社會運動。

　　回臺後，我先進入臺大醫學院就讀。

　　日據時代原是三年制的臺北高校，後來不知為什麼改為兩年制，我在高校唸了年餘，因而也算畢業了。畢業後，我的學籍在臺灣帝大的醫學部，戰後改為臺大醫學院，因此，我在父親同意後即到臺大醫學院復學。在醫學院，我只去讀了兩天。因為想到以後每天都要解剖屍體，而且教授在黑板上寫得滿滿的拉丁文學名都要記下來，我就擔心：「這下可糟了！如果把這些都記下來的話，我怎麼還有時間搞社會運動呢！」於是我就轉到文學院。

　　那時，日本人學生都走光了，幾乎沒有什麼臺灣學生(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教育政策使然)，因此不能成班。當時，郭婉容比我早回臺灣，在那裏等著開班；後來，彭明敏等人也回來了；我們商量後即決定向當時的校長陸志鴻先生交涉。因為當中只有我懂北京話，因此就由我作代表前去交涉；之後陸志鴻即答應為我們幾個設一個特別班。特別班的師資有日本人與臺灣人教授；但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而沒有外省籍的教授。

　　臺大學生兼記者

　　因為家裹的經濟條件不好，所以除了唸書以外，我也同時在新聞界工作。最早，我是透過蔣時欽的介紹到《民報》；雖然它是一份為臺灣人民說話的報紙，但卻看不出明確的編輯方針，感覺上還是保守的，因此，待了一個月就離開；轉到《人民導報》。當時，發行人已經是王添燈了，社長宋斐如、總編輯是蘇新，其他比我早進去的記者還有呂赫若、周青……等，基本上是一個相當進步的報紙，不管我寫什麼、怎麼寫，總編輯都會刊登。記得，當日據時代彰化二林蔗農爭議事件的主角李應章醫師從上海回來時，我還特地前去採訪他，並且寫了一篇《毋忘二林蔗農事件》的報導，引起一定的迴響！此外，王添燈與林日高在省參議會與國民黨鬥爭的議事實況，我都詳盡報導了。

　　一直到四六年年底，我才又從《人民導報》轉到《中外日報》。在這段期間，我還從頭參與了《自由報》的籌備工作。《自由報》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份開始籌備的，蘇新、王白淵、徐淵琛、蔣時欽、孫萬枝、周慶安、蕭來福、潘欽信等人，還有我，就編輯方針、經費、發行諸事多次開會討論，多半在王白淵和蘇新家中。籌備開始不久，蔡子民回來也參加了。後來決定以《自由報》為名，經費由王添燈負擔，蔡子民掛名總編，實際上是蕭來福。九月份出刊以後，很受到青年學生歡迎。但國民黨很不滿意，幾次申請登記，名字更換了好幾個───《自由報》、《臺北自由報》、《青年自由報》都不正式批准。

　　《中外日報》在一九四七年一月試辦了一個月，二月一日正式發刊。首先是省參議員林宗賢(板橋林本源家族)和台灣紙業公司經理鄭文蔚合資，後來王添燈也入股，並介紹徐淵琛、陳本江、周肯和我幾個工作人員進去。《自由報》的朋友幫忙寫很多稿，但是，鄭文蔚很害怕，不肯登，報社因而常常吵架，言論也搖搖擺擺的。不久，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事件發生後，報社裹大部分外省人都跑了，沒人管，我們就把蘇新請來當總編輯。蘇新自王添燈筆禍事件後，離開《人民導報》到文化協進會，和王白淵一起編《臺灣文化》。

　　終戰以後的學運

　　戰後不久，「臺灣學生聯盟」就組織起來，主要的人物是士林人郭琇琮。抗戰中曾到廈門，學會了普通話，回士林組織「協志社」，史明、潘淵靜、何斌等都參加了，舉辦一些醫學、文化、攝影、鄉土的展覽會，表面上不帶有政治色彩。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雨港基隆爆發了戰後以來第一次的學生運動。為了紀念「五．四」運動，基隆中學的學生上街遊行，但卻受到當地警察、特務的毆打、逮捕。因此，當地的省參議員顏欽賢便透過名律師陳逸松找到學生聯盟領導幹部之一的我，要求我動員學生到正在開第一次大會的省參議會抗議，要求當局查辦、放人。

　　五月十一日，正當省參議會將要閉會時，顏欽賢議員忽然緊急動議，要求警務處長和基隆警察局長臨席參議會，說明基隆學生「五．四遊行毆打事件」。接著，由連震東秘書長宣讀臺北巿各校學生代表遞交的關於該事件的請願書，結果議決派顏欽賢、林日高、劉傳來、林連宗等參議員前往基隆調查，據其結果再決定參議會的態度。

　　這場規模不大的事件，基本上可說是正式拉開了戰後臺灣學生運動的歷史序幕。第二次則是抗議日本流氓迫害僑民的東京澀谷事件。

　　規模最大的一次則是沈崇事件。臺北的大陸籍學生先起來活動，但因人少力量很小，開始時本省學生因不了解而持觀望態度，後來經過我在中間溝通，雙方便合起來，在一月九日(一九四七年)組織了一萬多人的示威遊行。運動的主題則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與「反對美帝干涉中國內政」。遊行時，因為大家只會唱《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抗戰歌，所以遊行隊伍從頭到尾都沿街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通過這次的示威遊行，臺灣的學生運動終於和國內大陸的學生運動合流了。

　　這場「一．九」反美示威遊行後不久，二．二八事件就爆發了；原先參與幾次學運的學生們都紛紛投入戰鬥的隊伍。

　　二二八的導火線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是由一群國民黨的緝私人員對一個婦女菸販林江邁的暴行而點燃起來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一群國民黨的「緝私」人員，包括省專賣局的「緝私」科員傅學通、葉德根等六人與警察大隊警察四人，乘一輛卡車去淡水港一帶取締「走私」。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國家，彼此商品流通是正常的國內貿易，毫無走私可言。可是，國民黨以穩定臺灣經濟為名，承襲日本帝國主義衣缽，實行煙、酒、樟腦的專賣制度，壟斷國內貿易，設立貿易局、專賣局和緝私機構，專門取締「走私」。他們以專賣、緝私為名而行貪污舞弊之實，百姓無不痛之恨之。這天，這群緝私人員茌淡水一帶毫無所獲，空手而歸，老羞成怒之餘，竟向煙攤小販耍起威風來。這天天黑不久，他們把卡車開到圓環附近延平北路天馬茶室前面，一下車就衝向在茶室前廊設攤叫賣香煙的林江邁老大娘，凶狠地搗毀了煙攤，搶走了老大娘賴以餬囗的所有香煙和現款，老大娘抱住緝私人員苦苦哀求發還香煙和現款，至少把專賣局製的香煙發還給她。這一帶是鬧市區，很快有很多人圍攏過來替老大娘說情。緝私人員不但不肯，反而用槍托重擊林江邁頭部，林大娘血濺滿地，昏厥過去，在旁的小女兒哇地哭了起來。過路群眾見此暴行，義憤填膺，忍無可忍，即赤手空拳與緝私人員搏鬥。傳學通等緝私人員見勢不妙，拔腳向永樂町(今西寧北路)方向逃去，邊跑邊向追來的群眾開槍，打死了在自宅樓下觀看的民眾陳文溪。群眾更加氣憤，繼續追下去，誓將凶手逮捕嚴懲。凶手最後跑進中山堂旁邊的警察局躲藏起來。憤怒的群眾不斷從延平北路方面追過來，包圍了警察局。這大約是晚上九時左右。

　　現場目擊與報導

　　當時，我是臺北《中外日報》記者。我在回報館編輯部的路上，遇上了追捕凶手的群眾，即參加了進去。群眾團團圍住了警察局，幾次衝進警察局長的辦公室，要求交出凶手加以嚴辦。警察局長驚恐萬狀，支吾其詞，拖延時間。後來又說凶手已經交給憲兵隊了，群眾立即包圍了附近的憲兵隊，並派代表進去交涉，要求交出凶手加以嚴辦。憲兵隊始終沒有負責人出來，不肯將凶手交出。群眾抑制不住對國民黨暴政的怒火，緊緊包圍著憲兵隊，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我在那裏遇上了同報記者周青，便同他商量寫一篇報導趕發出去。周肯從事件一開始就在場，由他寫前半段，我寫後半段即群眾包圍警察局和憲兵隊部分。報導寫完後，採訪主任、副社長兼總編不敢發。經過一番爭執之後，印刷廠的工人出來說話了，他們說，如果這篇報導不發，就要把印刷廠燒了。這才把報導發了出去。第二天一早，報紙發到全臺北巿並發往全省各地，被搶購一空。

　　稿子發排以後，我和周青又回到了憲兵隊。同時帶去了該報專員、新聞界前輩徐淵琛(五0年代犧牲)和由北京回臺的文化人陳本江(聽說後來長期被關押、出獄後病故)。這天夜裹下著濛濛細雨，天氣相當冷，但是上千名群眾一直包圍著憲兵隊，呼囗號要求交出凶手。我們也同群眾一起堅持到天亮。

　　跟隨群眾的腳步

　　二月二十八日，在細雨薄霧中，天剛朦朧亮，我就發現穿著黑色制服、帶著長槍的長長一隊警察，從西面的鐵路線上由南向北緩緩移動。我一看就知道，這是曾在省參議會上受到攻擊的警察大隊。省警務處長曾大言不慚地聲言，設立警蔡大隊的目的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曾在《人民導報》上用大字標題予以揭露過。現在，這個鎮壓人民的機器終於開動起來向群眾反包圍過來了。我告訴群眾立即向相反的方向散開。找他隨即離開憲兵隊，回去休息。這大約是清晨六時左右。

　　一九四七，二二八

　　早晨，大約八點多鐘的時候，我被一片嘈雜聲驚醒。走出大街一看，到處是憤怒的人群、囗號聲、鑼鼓聲響成一片，整個臺北巿沸騰起來了，自然形成了總罷工、總罷課、總罷巿。醞釀已久的火山終於大爆發了。任何個人，任何組織都不可能在這麼短短約兩小時內動員這麼多的群眾，這完全是群眾自發的。國民黨說這是「奸黨及少數野心分子有計畫有組織地煽動起來的」，完全是一派胡言。

　　群眾首先把憤怒集中到肇事的專賣機構，砸爛了重慶南路的專賣(批發)公司。我趕到那裹的時候，馬路上人山人海，一堆堆香煙和鈔票扔在馬路中間燃燒。大街上和火車站廣場上，國民黨大官坐的小轎車東一輛西一輛地車底朝天在燃燒。這時，大部分群眾已經湧向省長官公署(事件後改為省政府)請願。長官公署的衛兵從屋頂上用機槍猛烈掃射，當場有幾名群眾被打死，數十名群眾被打傷。這是對群眾的憤怒火上加油。國民黨在臺灣的最高行政機構長官公署的，這一嚴重挑釁把事態進一步擴大了。被激怒的群眾分成了幾路，一路湧向小南門的專賣局，一路湧向新公園開群眾大會，並通過廣播電臺向全臺灣廣播了事件的真相，號召全省人民起來同國民黨政府鬥爭。全省各地群眾聽到消息後紛紛響應。

　　當天下午，國民黨宣布戒嚴。我和許多群眾一樣，都不知道已經戒嚴，繼續向市中心的新臺公司前進。

　　天剛黑下來，國民黨就利用戒嚴令在巿內到處射殺過路行人。我路過新臺公司前面就遇到一批便衣警察瘋狂射殺群眾的場面，我急忙躲進一家醫院才得倖免。第二天下午，一隊憲兵分乘幾輛卡車向聚集在鐵路局前面的群眾猛烈掃射，當場打死了數十人。當時，我在延平北路看到死難烈士的遺體被裝在卡車上運走，慘不忍睹。

　　兩條戰線的鬥爭

　　三月一日起，臺北的「二‧二八」鬥爭在兩條戰線上進行。一條戰線是在行政長官同意下，以地方士紳如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參政員、省巿參議員為主，以及部份群眾代表參加組成的「處理委員會」。其中許多人是站在國民黨立場的，或是妥協性很強的；軍統、中統的特務也混在裹面。他們整天在中山堂開會，會場很亂，顯然解決不了什麼問題。最糟糕的是，國民黨利用這個委員會強行作出了把維持治安的工作交給軍統特務成立「忠義服務隊」的決定。他們利用流氓，拉攏一部分天真的學生，整天坐卡車在街上「巡邏」。最後，這批流氓都成了劊子手，被他們利用的學生都被集體屠殺了。國民黨誣指「暴徒八日夜晚襲擊圓山據點」，實際就是對這批無辜學生的大屠殺。

　　一直代表民意同國民黨鬥爭的省參議員王添燈先生也參加了「處理委員會」。他一如既往，利用這個公開講壇，不顧個人安危，為人民說話，爭取作出對人民有利的決議。他主持起草約三十二條要求，是代表民意的。在這三十二條通過之後，國民黨又利用特務和流氓起哄，強行追加了十條，其中有些條款是和前面約二一十二條重覆的，有些是矛盾的，最壞的是加入了「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無條件釋放」這一條。這成了國民黨進行血腥鎮壓的藉囗。

　　各地的「地方處理委員會」的情形大體也與臺北市的情形類似。

　　另一條戰線是準備武裝鬥爭的群眾。他們看到「處理委員會」的妥協性和複雜性，看到國民黨一再的挑釁和屠殺，紛紛自動組織起來，進行武裝鬥爭。

　　臺北的武裝計劃

　　臺北缺乏武器，國民黨的兵力又比較集中，武裝蜂起比較不容易。這時候，中共在臺地下黨的領導人如廖瑞發、季中志………等便站在群眾中間，領導和組織他們發動武裝進攻。找他參加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白天聯絡、組織群眾；晚上收聽各地廣播，編印「廣播快報」，報導各地人民鬥爭的消息。我從廣播中聽到臺中、嘉義、高雄的武裝鬥爭組織得比較好，其中地下黨負責人之一張志忠(五0年代犧牲)指揮的嘉義最有組織，連家庭婦女、女學生都組織起來，進行救護傷員、送水送飯等工作。

　　臺北的武裝蜂起計畫在三月五日午夜發動。然而，因為發動而被國民黨所察覺，工人、農民、學生的隊伍又極度缺乏武器彈藥，而且同烏來的山地同胞的聯繫也出了問題，因此武裝蜂起的計畫沒有落實。為了發動第二次進攻，我們又投入了緊張的準備工作。一直到國民黨軍開始大屠殺的第二天，即三月九日早上，我們還召集學生代表開會，準備鬥爭到底，終因大批國民黨援軍開到，全臺北市實行戒嚴，一片白色恐怖，無法行動而告結束。全省各地的武裝鬥爭也因為未能統一指揮、彼此密切配合，最後都歸於失敗了。

　　慘絕人寰的屠殺

　　事件發生後，臺灣的國民黨軍方就發電報要求南京火速派兵前往鎮壓。蔣介石在三月二一日清晨以前就發密令從江蘇調兩個師，從福州調一個憲兵團趕赴臺灣鎮壓。援兵到來以前，陳儀囗頭上對「處理委員會」的要求百依百順，但到了鎮壓大軍開到前夕(三月七日晚)，眼看緩兵之計已經成功，就露出凶相，把「處理委員會」的要求全盤推翻了。

　　三月八日傍晚，從基隆登陸的國民黨軍開進了臺北，見人就開槍射殺，無數的行人倒在血泊中。當時，我同周青在延平北路，趕忙躲進一家商店，才倖免於難。血腥的大屠殺持續了四、五天，臺北市一片白色恐怖，變成了一座死城。大屠殺過後，我才往家裹走。馬路上到處是蓋著蓆子的屍體。不僅是臺北，凡是「國軍」所到之處都進行了大屠殺。基隆、高雄的屠殺之殘忍更是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連許多婦女、兒童都在他們的刀槍下喪生。許多社會活動家如參議員王添燈、《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民報》社長林茂生、「王添燈筆禍事件」的辯護律師林瑞端、甚至不聞政治的醫學博士施江南等許多人都遭到了暗殺。被捕的人數更是不計其數。這一次大屠殺和大逮捕，同一九五0年前後對成千上萬臺灣進步人士的屠殺和長期的關押，乃至七九年的高雄事件，給臺灣人民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創傷。

　　官逼民反的事件

　　我認為「二‧二八」事件完全是貪污腐敗的國民黨政府逼出來的，是官逼民反。這和當時大陸上國民黨統治區各地風起雲湧的大小民變性質完全一樣，只不過是臺灣「二．二八」事件來勢更加迅猛，從省會開始，幾天之內便迅速擴大到全省，規模大大超過其他地方罷了。至於「暴亂」的罪名，是安不到臺灣人民的頭上的。此外，也有一部份人說，「二十二八」事件是省籍之間的矛盾所引起的。然而，只要冷靜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二‧二八」所表現的並不是省籍之間的矛盾，而是不分省籍的廣大人民同國民黨封建法西斯的階級矛盾。不可否認地，事件開始的頭一天，臺北街頭憤怒的群眾不但動手打了坐小汽車的國民黨大官，也誤打了一部份無辜的中下級公務員等外省同胞。但這只是事件開始的一陣子，因一時難於分辨好人壞人所致；畢竟他們的臉上也沒有寫明誰是貪官污吏？誰不是？再說，這種現象也是自發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初起時所難以避免的。大部份人很快就發現這個錯誤，起來予以糾正。臺灣民主聯盟就明確地公開指出，要保護無辜的外省同胞，把矛頭集中到一小撮國民黨統治者。

　　省籍矛盾的謬說

　　實際上，後來有許多外省籍的教員、知識份子、學生、商人、中下級公務員都受到了保護。當時，率領新中國劇團的數十名團員在臺北演出的歐陽予倩先生，住在臺北火車站對面的旅館裹，事件發生後，有一批群眾聽說有外省人住在那裹，就前去要同他們算賬。歐陽先生從容不迫地走出來向群眾發表演說，說明新中國劇團的來意，並表示完全支持臺灣人民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的鬥爭。群眾聽了以後連連讚許，把歐陽先生一行很好地保護起來。據我所知，在事件中有不少外省籍同胞用各種形式支援了臺灣人民的鬥爭，也有人直接參加了鬥爭。

　　相反地，一小撮臺灣人中的敗類如劉啟光、林頂立、許德輝等軍統、中統特務，一開始就對眾的鬥爭多方進行破壞，最後還參加了對臺灣人民的大屠殺。

　　我們不能忘記在大屠殺中被迫害的還有《大明報》發行人艾潞先生。參加過黃花崗起義的老國民黨上海某報記者鮑世傑先生。以及日據時代就受聘前往臺北帝國大學任教，一九四四年因參加郭琇琮等青年學生的反日活動而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光復後才出獄，並且留下來同臺灣人民生活在一起，並沒有進行什麼活動，祗因不同國民黨合作就被暗殺的北京人徐征。其他被捕的外省同胞就更多了。

　　人民的中心要求

　　「二‧二八」起義的中心要求集中地體現在王添燈先生主持起草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七條，軍事方面條款三條，根本處理方案二十二條)。這三十二條除了事變的善後處理、避免事態擴大條款外，其中心要求是廢除國民欺在臺灣的腐敗專制統治，實行地方自治，實現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的理想，保障人民的各項自由權利、保障人民生活。蔣渭水先生次子蔣時欽先生參與組織的臺灣青年自治聯盟也在綱領中要求臺灣實行高度自治，實施省長、縣市長民選。臺灣民主聯盟發表的兩篇文告雖然文字很短，但鮮明地表達了臺灣人民的共同要求和願望，其中寫道：「我們要求政治上的徹底改革，要求實現民主政治，這是我們決鬥的目標，我們是漢民族，應該和全國被獨裁一黨專政所壓迫的同胞攙起手來，要和國內同胞精誠團結，打倒惡劣腐敗政治，…共同爭取民主政治，…要求廢除長官制度，在臺先實行憲政，並予省自治。」這些要求並不是事件開始後才苦心想出來的，而是民心早已有之。二月二十八日一早，群眾砸爛專賣公司的時候，就從旁邊的屋頂下樹下來兩條大字標語：「打倒陳儀獨裁政權，建立臺省民主政府」，完全說明了這一點。

　　臺灣人民在「二十二八」事件中提出的政治要求可以歸納為「民主、自治」四個字。這是完全正義的，合情合理的，完全符合一九四五年國共兩黨的雙十協定和一九四六年初國共兩黨和其他各黨派共同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這些要求中哪一條是屬於叛國的？「叛國」的罪名實在安不到「二‧二八」頭上。

　　在「二．二八」事件中，心懷叵測的人有沒有呢？有的，那就是美國駐臺領事卡爾。當時臺北群眾苦於沒有武器，國民黨兵力又集中於臺北。卡爾認為有機可乘，四處伸出觸角，說可以在六小時內從馬尼拉用快艇運送武器到淡水。他派人去問王添燈先生要不要。王添燈大義凜然地說，「二‧二八」事件是內政問題，不容外國干涉，把他頂回去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卡爾到處碰壁，其陰謀終末得逞。

　　也有人說，臺灣人民在「二．二八」事變中要求「臺灣獨立」，國民黨也說有人提出「聯合國托管」。這是毫無根據的。「二．二八」事件中，我始終在臺北，從未聽見看見這種主張。後來，找到了基隆、宜蘭、桃園、臺中、員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的城鄉許多地方，也從沒有聽說過這種主張。這種主張的開山鼻祖是廖文毅、廖文奎兄弟。「二．二八」事件中，他們根本沒有在臺灣，沒有參加「二．二八」鬥爭。廖文毅兄弟提出「聯合國托管」是後來到了香港以後的事，提出「臺獨」更是五十年代初到了日本以後的事。由此可見，「托管」、「臺獨」同「二．二八」事件扯不上任何關係。

　　身分認同的轉變

　　「二‧二八」事件的積極參加者，一部分在國民黨軍的屠刀下犧牲了。那些倖存下來的青年學生與社會菁英，並沒有被白色恐怖所嚇到，他們一方面已經對白色的祖國徹底失望了，另一方面他們也通過在「二‧二八」當中的鬥爭，認識到了日據以來臺灣左翼運動的前輩們英勇獻身的精祌和光榮的犧牲，因而在曾經失落一時的認同上找到新的階級、民族的認同；因此，以郭琇琮為典型的臺灣青年，在「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當中，紛紛加入了蔡前領導的中共地下黨，為整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繼續奮鬥。但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後，集中了全國各系統的特務，全力搜捕地下黨，破壞了地下黨的組織。一九五0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國民黨重新取得美國的支持後，針對這些被捕者，有的處以槍決、有的則關在火燒島等地的監獄中。地下黨組織破壞後，在得不到外援的極其艱難條件下，仍然堅持了五年之久。另外，在「二．二八」當中暴露的近百名起義參加者，或者流亡到上海，或者從香港到了大陸。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各地起義的重要領導人。他們包括謝雪紅、林良才、蘇新、潘欽信、蕭來福、王萬得、楊克煌、李喬松、王天強、李碩楷等人。他們大都參加了事變後在香港成立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繼承「二‧二八」的精神，為臺灣的民主、自治，實現臺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而繼續奮鬥。

　　我個人也於事變後的第二個月，到了上海。回想起來，一九四四年第一次到上海，是為了抗日而尋找國民黨的；但不到三年，我卻因為國民黨的通緝而第二次來上海：並且從此不得歸鄉！

本文原分類：[島內營隊活動][藍博洲的著名口述歷史作品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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