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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紅色客家人

二月 25, 2004 | 代序﹕紅色客家人 已關閉迴響。

文／藍博洲

　　從大陸原鄉移墾台灣的歷史過程中﹐台灣的福佬系與客家系漢人﹐有過無數次因為經濟利益的衝突而形成的械鬥。歷史的傷痕使得一些抱持“大福佬沙文主義”者至今仍抱著無知的偏見—他們認為﹐台灣的客家系漢人大多是“保守﹑膽怯﹑馴迎權力﹑附庸政權的義民”。

　　然而﹐個人主觀的偏見並不能成為歷史的客觀事實。

　　台灣客家系漢人的政治性格究竟如何﹖顯然還得通過台灣歷來民眾抗爭史的研究﹐才能得到比較接近客觀事實的認識。

　　遠的不談﹐就從一八九五年台灣割日談起吧﹗

南北二路客家民眾的武裝抗日游擊戰

　　五月廿五日上午﹐客籍士紳丘逢甲(工部主事)首先率領有志紳民謁請台灣巡撫唐景嵩﹐共組“台灣民主國”﹐發表“抗日宣言”﹐以期“各國仗義公斷﹐能以台灣歸還中國”。

　　五月廿九日下午﹐日軍主力近衛師團第二聯隊從三貂灣澳底與鹽寮一帶登陸。

　　六月四日﹐唐景嵩潛逃廈門。

　　六月七日﹐鹿港籍福佬人辜顯榮引導日軍先頭部隊進佔台北城。

　　六月廿二日﹐日軍在大砲掩護下攻佔主要是客家人居住的新竹地區。

　　據日本征台文獻記載﹐相對於兵不血刃地攻佔台北城﹐日軍卻在今三峽大溪中壢龍潭新竹大湖一帶的客家庄落﹐遭遇到武器粗陋的民眾武裝游擊的強悍抵抗﹔其中包括無數客家婦女也參加戰鬥﹐犧牲戰場。樺山本部因此大為震驚。

　　十月十一日﹐日軍第二師團自屏東枋寮上陸﹐東港士紳不戰而退。這時候﹐夙有軍事防禦歷史經驗的客系農業宗族公社–六堆各堡﹐早已組織了民眾武裝的聯合義軍﹐力戰來犯日軍﹐並在茄苳腳和頭溝水兩地展開尤其猛烈的戰鬥。據載﹐客籍婦女和兒童也都參加了戰鬥﹐使日軍付出巨大代價後才得在五天後進佔鳳山。為此﹐日軍展開火燒村舍的報復﹔今六堆長治鄉有名為“火燒庄”之地便是據此而來。

　　一九0二年五月﹐世居阿猴街的客家人林少貓領導的反日義軍在鳳山後壁林一帶被殲滅﹔台灣人民反抗日軍佔領的武裝抗日游擊戰終於告一段落。[1]

辛亥革命前後客家民眾的反日起義

　　隨著滿清封建王朝的腐敗無能與孫逸仙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大陸蓬勃展開﹐辛亥革命前後﹐殖民地台灣也先後爆發了十二次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日民族起義事件。台灣的客家系漢人不但沒有在這個階段的反日鬥爭中缺席﹐其中﹐以客係人民為主﹐一九0七年蔡清琳領導的北埔起義和一九一三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起義﹐更是規模和影響較大的幾次事件。特別是羅福星事件﹐它不但具有現代反日民族主義的思想﹐而且將台灣的反日民族鬥爭與中國大陸的國民革命互相連結起來。[2]

台共指導下的客系農民反日鬥爭

　　台灣民眾反日的“武鬥”階段在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後結束。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台灣進步知識份子和開明士紳組成最初的全島規模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有計劃地推動文化啟蒙運動。台灣人民的反日鬥爭進入以現代文化﹑思想和社會運動進行的“文鬥”階段。

　　從史料上可以明顯地看到﹐在文化協會以降的右翼運動的政治光譜上﹐在台灣社會中廣泛地分配在“佃農˙傭工”階級的客家人﹐的確是相對地黯淡無光﹔然而﹐在左翼的﹑台灣人民階級的抗日民族解放運動重要環節的“農民組合”中﹐客家系貧困農民與進步知識份子卻留下令人驚嘆的﹑英勇鬥爭的事蹟。例如﹕

　　一九二七至二九年間﹐日本拓殖公司的五百餘名佃農在農組幹部的領導下集會請願﹐要求減租﹐卻被日警鎮壓檢舉﹐造成台灣反日運動史上著名的兩次“中壢事件”。[3]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急速發展中的農民組合遭到日警的全面檢舉。“二˙一二”大檢舉後﹐重建的農民組合在反帝抗日的農民階級運動上日益地下化和激進化﹐而與當時台灣地下抗日民族解放勢力的台共產生日形密切的關係。同年十一月﹐苗栗大湖年輕的農民階級戰士劉雙鼎扛起重建“大湖支部”的歷史任務。一九三0年﹐劉雙鼎參加了農組北部支部聯合會﹐進一步接受屬於文協左翼的苗栗街客籍知識份子郭常的指導﹐展開各種組訓和潑辣的農村鬥爭﹔“大湖支部”成為貧窮山村中佃農抗爭活動的核心。同年八月﹐農組進一步宣告為台灣工人階級堅定的同盟軍。一九三一年五月﹐台共通過一項提綱﹐指出日帝對中國滿蒙的侵略﹐打開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國家間國際戰事的序幕﹔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解放﹐將以日本參與其中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為重要契機。為了打倒日帝﹐在台灣建立工農人民的政權﹐台共號召台灣共農階級﹐做好武裝革命的準備。劉雙鼎響應台共準備武裝革命的號召﹐於是在三灣庄永和山﹐正式建立“永和山支部”。“九˙一八”事變勃發後﹐農組認為﹐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和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發展﹐勢必促成台灣人民抗日民族解放鬥爭之勝利﹔“永和山支部”也受命在中日戰爭深化時刻發動武裝蜂起。然而﹐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發展﹐日本特務機構對台共和農組的鎮壓也相應加強。一九三二年二月﹐台共份子遭到大檢舉﹐勢力頓挫﹔三月﹐郭常被捕。在一片白色恐怖氣氛中﹐劉雙鼎仍然無畏地繼續活動﹐準備武裝蜂起﹔最後終於在九月被捕。劉雙鼎落網後﹐日本特警在新竹州各客家庄展開全面徹底的搜捕﹐前後計有百餘名客家農民牽連入獄。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協左翼客籍知識份子鬥士郭常獄死﹔第二年(一九三四年)十月﹐客系佃農階級戰士劉雙鼎也在嚴酷的刑求下瘐死獄中。[4]

　　隨著郭常﹑劉雙鼎的先後被捕與獄死﹐台灣共產黨指導下農組永和山支部的武裝蜂起計劃﹐終於落幕。台灣左翼運動的第一週期也告一段落。

台灣左翼運動第二週期的紅色客家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台灣重歸中國。

　　台灣左翼運動進入第二週期。

　　一九四八年後﹐國共政治鬥爭在台灣蔓延﹐中共系地下組織迅速在舊農組活躍過的﹑廣泛的桃﹑竹﹑苗貧困客家農村中發展。台灣客家系貧困農民與進步知識份子毫不猶豫地投入第二週期的台灣左翼運動﹐並且作出重大的貢獻與犧牲。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中央派任台籍幹部蔡孝乾(彰化人)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九月﹐蔡孝乾由延安出發﹔間道潛行三個月﹐於十二月始抵江蘇淮安﹐向中共‘華東局’(原稱華中局)書記張鼎丞及組織部長曾山﹐洽調來台幹部。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幹部張志忠(嘉義新港人)等﹐分批到滬﹐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四月﹐張志忠率領首批幹部﹐由滬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六月廿六日﹐蔣介石對中共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中國全面內戰爆發。)七月﹐蔡孝乾潛台﹐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並任“書記”﹐領導組織﹔張志忠擔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後交由陳福星領導﹚。[5]

　　陳福星﹐台南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據下州立台南二中第七屆畢業﹐就學日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返台﹔一九四六年擔任台南鳳梨公司第三廠代廠長﹐因不滿政府官員的腐敗﹐常與同學李義成討論時政﹐並由李介紹﹐認識日據時代農民組合幹部李媽兜﹐再由李媽兜介紹給蔡孝乾﹔同年秋﹐由蔡孝乾吸收入黨﹔十一月﹐奉命與李媽兜﹑陳文山成立“台南市工委會”。後來﹐陳福星轉任台南新豐農校校長﹐蔡孝乾於是介紹林英傑(廣東人)等多名幹部到該校任教。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林英傑身分暴露﹐被警察圍捕﹔陳福星潛逃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處﹐秘藏三天﹐再轉中壢義民中學姚錦﹙黎明華﹚處……﹔一九四八年春﹐奉命領導新竹以北所有組織﹐先後領導客籍幹部曾永賢(苗栗銅鑼人)﹑劉興炎﹙竹東人﹚﹑林希鵬(苗栗人)﹑黎明華(廣東梅縣人)﹑蕭道應﹙屏東佳冬﹚及黃培奕﹙台北鶯歌人﹚等﹐積極展開活動。[6]

　　一九四八年四月間﹐陳福星吸收苗栗頭份流水潭青年劉雲輝﹐參加地下黨組織。[7]“台灣省工委會”所屬“竹南地委會竹南區委”成立後﹐劉雲輝擔任“區委書記”﹐陸續在南庄﹑三灣﹑大河底﹑竹南﹑頭份建立基層機構—“小組”。[8]

　　一九四九年底﹐中共在台地下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領導機構被瓦解﹔當時人數尚不滿千人的黨人﹐以及無以數計的民眾﹐在全省各地陸續遭到被捕殺的厄運。[9]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四年的“五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客系人士或客家地區的“涉共”案件至少包括﹕“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所屬基隆中學案﹑鐵路組織案﹑竹東水泥廠案﹑楊梅支部案﹑松山第六機廠案﹑竹南區委會案﹑苗栗油廠案﹑中壢義民中學案﹑佳東支部案﹑銅鑼支部案……﹐以及苗栗治安維持會案﹑台盟竹南支部案﹑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等幾個大案。據非正式估計﹐此一時期的赤色政治犯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台灣客籍人士。

　　一九五0年五月﹐以陳福星為中心之北部台共組織已設法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接奉“中共中央一九五0年四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級幹部﹐商討建立臨時領導機構﹐開始重整組織﹔至該年年底﹐全省各地黨組已再具規模﹐隨即發出“一九五0年工作總結”﹐檢討過去失敗教訓﹐具體指出以後工作方針﹐再度展開活動。一九五一年春﹐陳福星與流亡在桃﹑竹﹑苗山區的黨人—曾永賢和黎明華﹐重建了黨的領導機構﹐以“在勞動中求生存﹑求生活﹑求安全﹑求工作”的原則﹐團結﹑教育了客家山區的農民群眾﹐並逐步建立了隱蔽的“據點”和“基地”。[10]

　　一九五二年四月下旬﹐位於三義鄉魚籐坪山區的領導機構被破壞﹔領導人曾永賢﹑蕭道應和陳福星先後被捕。[11]

　　此時﹐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台灣正式建立的“台灣省工委”系統的組織﹐徹底瓦解。然而﹐一些倖免被捕的客籍黨人及農民群眾們﹐依然在銅鑼﹑三義﹑大湖﹑獅潭和三灣一帶的山區流亡與工作。

　　據官方檔案所載﹐劉雲輝隨即繼曾永賢之後﹐擔任“苗栗縣臨時縣工委會負責人”﹐將苗栗地區殘存組織整理為“三個互助組”﹐堅持地下活動……。但是﹐在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下﹐這些左翼的革命者們終於還是陸續遭到折翼的命運。一九五三年三月﹐劉雲輝在苗栗頭屋鄉山區扒子崗被陳福星等人策動﹐出來“自首”。[12]

　　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其餘黨人隨後也陸續出來“自首”……。

藍的﹑綠的與紅的……

　　綜觀台灣史上客系人民抗爭運動所表現的政治傾向﹐階級性至為明顯。從滿清割台﹑日軍登陸以來﹐丘逢甲﹑羅福星除外﹐客系民眾的抵抗運動鮮有鄉紳士大夫地主階級的領導﹐大多皆為貧困農民的蜂起﹔因此﹐其決心﹑義氣﹑勇氣﹑堅定性﹑徹底性及進步性也高。譏嘲客系台灣漢人是“保守﹑膽怯﹑馴迎權力﹑附庸政權的義民”﹐揆諸史實﹐誠為不足為訓之偏見。

　　最後﹐就語言的腔調而言﹐台灣的客家話的確有所謂四縣﹑海陸﹑詔安……等不同腔調之分﹔但是就社會構造而言﹐台灣客家社會內部之真正區分應該還是階級之別。語言的腔調不同並不能妨礙同一階級的人們互相溝通﹔但是﹐階級屬性的不同﹐卻總是讓同操某種腔調語言的人們﹐互為陌路﹐乃至對立。就世俗的顏色論而言﹐光復以來﹐台灣客家主流社會的封建大老們﹐在色譜上一直都是藍色的﹔近幾年來﹐隨著政權的易位﹐附庸綠色政權的客家大老已成為台灣客家社會新的主流代表。然而﹐歷史告訴我們﹐除了附庸藍色或綠色政權的義民之外﹐以工農階級為主的廣大客家民眾﹐向來卻是高唱紅色的歷史戰歌的﹗

　　《紅色客家人》一書所輯的便是黎明華﹑劉雲輝﹑張南輝﹑羅坤春﹑謝其淡和蕭道應等客籍折翼黨人所經歷的﹑一段不為人知的革命故事。
注

　　釋

1
詳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上卷)》﹔王洛林總監譯《台灣抗日運動史》﹐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二000年八月初版。

2
蘇新《憤怒的台灣》(頁五九-六0)﹐台北市﹐時報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五日初版一刷。

3
詳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林書楊總監譯《台灣社會運動史(IV)˙農民運動》(頁九六-九九)﹐台北市﹐創造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

4
前引《台灣社會運動史(IV)˙農民運動》﹐頁二三四-二三六﹔《台灣社會運動史(III)˙共產主義運動》﹐頁二七八-二九六。

5
《安全局機密文件》﹙上﹚﹐頁一二﹐李敖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初版。

6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下﹚﹐頁二0四。

7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下﹚﹐頁三八六。

8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下﹚﹐頁四四。

9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上﹚﹐頁一七﹑一八。

10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下﹚﹐頁二0五﹑二0六。

11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下﹚﹐頁二一七。

12
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下﹚﹐頁三八六-三九一。

本文原分類：[文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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