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幾個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2)

十月 31, 2002 | 戰後幾個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2) 已關閉迴響。

文/陳明忠

二、現代資本主義論和凱因斯政策

(1)J.Strachey:《ContemporaryCapitalism》(1956)

《TheEndofEmpire》(1959)

  在歐美,較早承認凱因斯政策的有效性,因而意圖重新構築馬克思主義現代資本主義論的是J.Starchey的「當代資本主義」(ContemporaryCapitalism)。J.Starchey肯定「全盤危機論」的理論基礎,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大眾的貧窮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於壟斷資本的限制而變本加厲;同時也使商品的過剩生產慢性化。

  但他也主張: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由於藉助「政治民主主義」來對抗壟斷企業的經濟壓力,限制了利潤動機,推行凱因斯的景氣調整政策,致使擴大所得的再分配、公有化以及福利政策的經濟體制已然成形。因此,如果再進一步往這個方向發展,現代資本主義就很可能「民主地」改變為社會主義。

  他在《帝國的終結》(TheEndofEmpire)一書中說道:在這種變化過程中,可以消除一向由於商品的生產過剩而必然產生的資本輸出和帝國主義擴張。所以二次大戰以後,帝國主義大致上已消失,同時透過對落後國家的經濟援助,產生了擴大民主主義關係的情況。

  然而,Strechey的現代資本主義論,是以大戰後在工黨執政下的英國內閣所實現的高就業率和高福利的經濟過程為基礎,然後將其抽象地推演而構成的。他只強調凱因斯政策有效的一面,而沒有指出其屬於改良主義,因而具有侷限性的資本主義本質的另外一面。所以他的主張,可以說是較接近於E.Bernstein的修正主義。

  其實,就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英國政治、經濟情況而言,國有化的擴大只不過是政府對赤字企業的救濟性收購而已,而先進國家和後進國家之間的關係,實際上與實現經濟民主主義的方向漸行漸遠。

  另外,由於Strachey也將「獨、寡占→抑制投資→經濟停滯化」當作現代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基本趨向,因此他也和「全盤危機論」一樣,無法解釋戰後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其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在經濟上的意義,也沒有將這些事實成為他理論的一部份。

(2)P.A.Baran和P.M.Sweezy:《MonopolyCapital-anessayonthe

Americaneconomicandsocialorder》

  Baran和Sweezy兩人在其合著的《壟斷資本》一書中強調:巨大的產業壟斷資本雖然迴避價格競爭,卻在非價格競爭方面致力於提高生產力、減少生產費用。由於生產費用的降低,不斷擴大產業壟斷資本的經濟剩餘,卻由於為了避免其過剩產能再行增加,導致其擴大的經濟剩餘無法在產業投資上找到充分的出路。所以,壟斷資本主義在本質上具有陷入「慢性不景氣泥沼」的內在趨勢。

  雖然如此,現代資本主義體制,除了大企業為了促進銷路浪費了大量的金錢之外,更由於政府的軍國主義性支出的增加,從而吸收其過剩的經濟剩餘,維持了就業水平,致使先進國家的勞動階級遠離革命(所以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只有透過後進國家的獨立運動或革命戰爭,才有希望實現)。

  Baran和Sweezy兩人都承認,壟斷資本所支配的戰後現代資本主義,促使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但是,他們同時也指出了反動的軍國主義性支出的擴大、城市過度密集和荒廢、道德規範的衰退等現象,進而批判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所扮演角色的歷史侷限性。

  Baran和Sweezy兩人雖然都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的頹廢性,但卻也肯定國家支出的增加吸收了過剩的經濟剩餘,因而維持就業水平。就這一點而言,他們都無法避免肯定凱因斯財政政策在就業問題上的有效性。

  這種認識,和他們的「方法論」有關,他們試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1960年代的美國資本主義特殊的歷史經驗中抽象出來,使其一般化而形成現代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

  《資本論》將資本主義視為一個歷史體系,指出其基本構造的特徵,也就是矛盾的性質、矛盾發展的方向性和歷史的侷限性等等,構成了資本主義一般理論的架構。換言之,資本主義具有萌芽期、成長期和衰退期的不同階段,而《資本論》雖然以資本主義在19世紀的成長期為中心,卻掌握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全面發展階段的資本運動原理的體系。但Baran和Sweezy卻認為:《資本論》不過是從19世紀英國的經濟情況抽象出來的,有關「競爭性資本主義體制」的理論而已。因此,現在需要以研究資本主義發展最先進的美國為基礎,來建構「壟斷資本主義體制」的理論。所以他們的理論是:將戰後到60年代這一段特殊時期中,美國面對「陷入慢性不景氣的泥沼」之現實的處理方式一般化,卻將它和支持其處理方式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切斷而形成。因此不僅在主觀上推測歐洲、日本的資本主義也必定會跟著美國的軌道發展,同時也欠缺了伴隨著世界市場構造的變移,進而研究這些國家的金融資本發展的特性、互相之間的關連性等觀點。於是到了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後,其理論和現實之間就無法整合而喪失其理論基礎。

  一般以為,二次大戰後的資本主義,由於有效地運用凱因斯的金融、財政政策而避免了恐慌,因而維持了持續性的就業安定和所得上昇。就1950年代,尤其是就60年代先進國家的持續性成長的過程而言,這種認識似乎頗符合現實情況。例如:在美國,’53~’54年、’57~’58年、’60~’61年以及’69~’70年雖有景氣的衰退,但是並沒有惡化而且在短期內就被克服。尤其是60年代,在甘迺迪、詹森兩位總統主政下,由於採行凱因斯主義政策,資本主義似乎已經形成了足以達成充分就業和經濟成長的體制。這種認識和經濟成長的事實,影響了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現代資本主義論」。Baran和Sweezy的《壟斷資本》一書,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例子–他們都承認資本主義經濟發生危機具有其內在的必然性,但他們卻也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是,國家的特殊機能可以防止或吸收恐慌的發生或生產過剩的危機。

  其實,就1930年代的恐慌而言,凱因斯政策並沒有成功。美國在執行所謂「新政」(NewDeal)後,1937年的失業人口仍然高達770萬,而且37年秋天到38年,也出現了嚴重的恐慌並造成失業人數的激增。這種現象的解除,是因為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對抗社會主義,美國對外進行軍事、經濟援助,維持龐大常備軍的開支以及韓戰、越戰的軍事衝突的擴大,形成了以通貨膨脹為基礎的財政膨脹政策,從而在世界範圍上的資本主義,也以通貨膨脹為手段維持相對的安定性。這就是說,凱因斯的景氣調節政策,表現在「新政」上並沒有獲得成功,反而是在戰後為了對抗社會主義而擴大軍事支出和推行福利政策後,成為所謂「福特主義」效果的副產品而達到表面的成功。再具體的說,戰後美國的高就業率,並不能證明凱因斯的景氣調整理論和政策本身的正確性和成功,而是為了對抗社會主義為目的的軍事、福利消費和因「福特主義」而擴大的有效需求,吸收、緩和了起因於資本過剩的不景氣壓力而奏效。所以,當時的馬克思學者之所以受到凱因斯的影響,其實是起因於他們對凱因斯政策效果的誤判。

(3)「社會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

K.Zieschang:《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若干理論問題》(1957)

今井則義:《日本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1960)

井汲卓一:《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1971)

  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國家介入資本主義經濟,在蘇聯和東歐,繼「全盤危機論」之後出現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其中東德的K.Zieschang,為了將之與古典的帝國主義階段區分,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規定為:「為了適應生產力的新發展而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一個發展階段」,因而引發激烈的討論。

  Zieschang不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全盤危機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為了適應生產力的「社會化」,生產關係也發生「社會化」的現象。這就是說,他不以政治因素而改以經濟因素來說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本質。更具體的說,Zieschang認為:資本主義為了因應生產力的「社會化」,其生產關係也不得不「社會化」–從個人資本發展為股份資本,更由於投資規模的巨大化,為了招募資本和確保市場,形成了國家對經濟事務的介入。如此形成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雖不能創造市場使景氣繁榮永久化,但是由於國家進行所得再分配以及生產調整,產生了使生產和市場發展的新條件,因而大大的影響了景氣。

  Zieschang的理論是「想」依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說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因應生產力的發展而使「現代國家」增強其在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採用凱因斯政策在內)。

  但依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生產關係因應生產力發展而產生的變化,是屬於下層構造的發展,而不是法律、政治等上層建築的變化。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國家在經濟上角色的增大,並不屬於生產關係的發展。

  這就是說,Zieschang的理論混淆了上層建築和下層構造之間的區別,使生產關係的定義曖昧化,是唯物史觀的誤用或過度解釋。但是,日本學者今井則義、井汲卓一等人,不僅支持Zieschang的理論,更相對於「政治國家」或「做為上層建築的國家」,而主張「經濟國家」或「作為下層構造的國家」等理論,成為所謂的「構造改革路線」的理論基礎,在日本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他們不僅不正確的使用馬克思生產關係的概念,也把現代資本主義之下,國家機能的增強,單純的歸因於生產力的巨大化,缺乏正確的認識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社會主義國家的成立和發展,以及經濟恐慌等具體歷史事實的影響,因而逐漸消失其影響力。

(4)大內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1970)

  大內力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是為了克服Zieschang和今井、井汲等人的理論缺點而發展出來的。

  在這本書中,大內主張:以一次世界大戰的俄羅斯革命為契機,世界史已經進入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期。而在這個過渡期的資本主義、在大恐慌的過程中,為了應付體制和危機而增強國家的職能,因而轉化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於:他形成了在貨幣管理制度下,以通貨膨脹政策來抑制實質工資的上升,以解決和預防因資本的過度積累而產生恐慌的機制。

  大內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不同於一次大戰前的古典帝國主義階段,所以國家為了迴避恐慌而採取的財政、金融政策也有所不同。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國家機能的特徵在於:一次大戰後,資本主義進入過渡期的全盤危機。更由於30年代的大恐慌,資本主義體制的危機已經成為現實化和內在化。同時由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放棄了金本位制而採用貨幣管理制度。為了迴避恐慌,這些國家採行通貨膨脹政策–因為,資本的過剩積累將導致工資上昇,一旦面臨發生恐慌的臨界點(CriticalPoint)時,通貨膨脹不但可以抑制實質工資的上昇,而且可以使其降低。

  大內的理論,和1960年代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一樣,都沒有脫離一個侷限。那就是:把從戰後重建時期到60年代的凱因斯通貨膨脹政策「外表上」的成功,當作攸關現代資本主義本質的問題,而將其誇大地一般化後,納入馬克思理論的架構內的毛病。

  1970年代以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發生和進展,呈顯了凱因斯主義的侷限性。因此肯定凱因斯主義的有效性,並將其一般化而發展出來的種種現代資本主義論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本身也面臨危機。

  於是經過批判和反省之後,從各種角度重新進行現代資本主義分析的工作開始活潑化。待續…


本文原分類:[思想評論][戰後幾個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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