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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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客家庄的農民戰士邱連球(上)──藍博洲著名口述歷史作品選

七月 15, 2002 | 六堆客家庄的農民戰士邱連球(上)──藍博洲著名口述歷史作品選 已關閉迴響。

文／藍博洲

　　前言

　　一九五七年，已故的臺灣鄉土作家──鍾理和，曾經在參加《自由談》雜誌徵文的自述──《我學習寫作的過程》中這樣寫道：

　　「我少時有三個好友，其中一個是我異母兄涕，我們都有良好的理想。我們四個人中，三個人順利地升學了，一個人名落孫山，這個人就是我。這事給我的刺激很大，它深深地刺傷了我的心，我私下抱起決定由別種途徑趕上他們的野心。這是最初的動機，但尚未成形。

　　有一次，我把改作後的第一篇短文（雨夜花──描寫一個富家女淪落為妓的悲慘故事）拿給我那位兄弟看。他默默看過後忽然對我說，也許我可以寫小說。我不明白他這句話究竟出於無心抑有感而發，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句極可怕的話。以後他便由臺北，後來到日本時便由日本源源寄來世界文學及有關文藝理論的書籍（都是日文）給我。他的話不一定打動我的心，但他這種做法使我繼續不斷和文藝發生關係則是事實。我之從事文藝工作，他的鼓勵有很大的關係。」

　　鍾理和所說的少年時候的三個好友，除了他那同年的異母兄弟──鍾浩東之外；一個是臺北高校畢業後，壯志未酬，即因罹患腎炎而英年早逝的鍾九河：另外一個則是邱連球。

　　

　　一九一五年的臺灣

　　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第二年──在中國，袁世凱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廿一條要求」；楊度等人推動袁世凱稱帝。在臺灣本島，曾任臺南廳鳳山縣警員的屏東人余清芳，因為目睹日人暴政，於是懷著驅逐日人、光復臺灣之心，憤然辭職，並遷居臺南縣後庄鄉，終因不堪坐視鄰近？吧哖人受日人壓迫，乃「借助神力」，奉「大明慈悲國」之名起義。該義舉從四月起於臺南西來庵，一時之間，臺北、臺中、南投、嘉義、阿猴等地人民紛紛響應。八月二日，日軍發動山砲、猛攻？吧哖市街，屠殺庄民。九月二十三日，余清芳被殺，事件後，日寇竟將？吧哖附近之後厝──竹園、番仔厝、新化、內庄、左鎮、茶寮等廿多個村庄的住民，全部看作兇犯，實行世界史上空前的大屠殺。他們先是把三千二百多個民眾集合於一山坡，然後另外選擇一塊大平地作為刑場：依次以一百人為單位進行屠殺。殺屍盈野，血流成河。

　　一八九五年以來的臺灣人民武裝抗日運動，經此？吧哖事件的大屠殺而告終結。日本帝國對臺灣的殖民統治，也通過這廿年來的暴力恐怖鎮壓而得到初步的鞏固﹔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開始採取懷柔的統治政策，聯合一部份本島地主及資本家，對臺灣人民進行土地掠奪和加重苛捐雜稅的殖民統治。

　　在這樣的歷史階段下，祖籍廣東蕉嶺白泥湖的殖民地孩子──邱連球，在屏東長治鄉崙上村的客家庄出世了。

　　

　　邱連球的故鄉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一日。

　　一個南臺灣夏季慣有的炎熱日子裹，我輾轉從高雄美濃搭上一輛早上九點多鐘開往屏東的客運車。客運車穿越一片片香蕉園間的縣道前行，時不時地在一些客家人聚居的村落停靠，讓那些趕往屏東街上辦事的村民們上車。我肩著一個書包，脖頸上吊掛著一臺相機，閒適地坐在車廂後座，時而望著車廂裹的乘客的神態，時而眺望著窗外一片熱烈的南國景象。在遐想中，客運車駛入屏東巿區。

　　我在屏東車站下車。然後，搭一輛計程車，直奔長治鄉崙上村邱連球先生的故厝，同時也就是邱連和先生的家，展開我的另一個民眾史人物傳的採訪工作。

　　

　　邱連和及其報告

　　邱連和，一九一一年出生。十五歲，高等科畢業後即與叔伯兄弟回大陸原鄉﹔一九二二年，東北滿州事變後歸垂。一九四九年九月，基隆中學事件後被捕﹔未經審判即交付感訓﹔一九五八年六月才從綠島回來。今年已經七十八歲了。邱連和：連球比我小四歲，是我的堂弟，但他卻和鍾浩東、鍾理和兩個兄弟同年。

　　連球的父親──邱有讓，是匹兄弟中的老么：他和其他兄弟一樣，分了七、八甲地：是個做農的鄉下人，大約才卅八、九歲就早逝了。那時候，連球還沒上學。連球是家裹八個兄弟姐妹中的老五。他上頭有一個姊姊，三個哥哥（一個是養子，一個是大娘生的，一個則與他同是後母生的。）；下頭則有一個妹妹與兩個弟弟（其中一個早夭）。

　　連球的母親──鍾權妹，是鍾浩東與鍾理和兩兄弟的姑母：因此，當他們就學於鹽埔公學校時，即寄住姑媽家。因為這樣，他們三個，再加一個鍾九河，就因為同年、同窗之故，成了要好的朋友。畢業後，他們四人相偕報考高雄中學校，結果，除了理和因體檢不通過而落第之外，其餘三人都金榜題名。

　　讀完雄中四年級時，浩東即以同等學歷的資格，越級考上臺北高等學校。第二年，鍾九河也被保送北高；連球則因志趣所在而考入屏東農業學校（今屏東農專）的獸醫科就讀。

　　農校畢業後，連球即應聘到母校──長興高等科教書。數了快兩年時，長興實踐農校成立，該校的日籍校長親自請他任教，他於是辭去高等科的教職，轉到實踐農校任教。然而，教了不過一年多時，他即因民族之間不可克服的矛盾，而與日籍校長在言詞上發生衝突。

　　衝突之後，他便辭去農校的教職。可他才剛辭職，長興庄的庄長（鄉長）立即邀聘他到庄役場（鄉公所）作獸醫。他於是就「學以致用」地前往任職，一直到理和邀他一同前往大陸東北做生意時才又辭職。

　　一九三八年，也就是中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鍾理和因為愛上比他年長幾歲的同姓女工──鍾臺妹小姐，卻遭到當時閉塞、封建的客家家庭所不容，因此憤而離家出走，遠赴大陸東北。

　　那時候，連球因為想到大陸開磚窯廠，因此就與理和一同搭船，經由日本到東北，作設廠調查。理和在瀋陽「滿洲自動車學校」學習開車，兩年後才回臺帶臺妺私奔。連球作完了調查後便回臺招股，但因招股不順利，也就沒有再去東北。

　　東北去不成，連球即與美濃當地的姑娘──朱讓娣成親。婚後，連球便頂下同母的三哥連樹與鍾九河的三哥鍾潤生共同頂讓的一片山林地；那片山林地在旗山月眉庄，連球於是帶著新婚的妻子去開墾山地，種香蕉。

　　大約就在同時，因為生意不好，找他放掉原本經營的雜貨店，上月眉庄，開墾荒山，與鍾潤生合夥種了約七、八甲做染料用的黃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從此以後，大部分的貨船都難逃被聯軍的潛艇擊沈的噩運，山上的產物因而經常運不出去。這樣，我和連球祇好放棄山產的種植事業：連球於是「重操舊業」，到杉林庄役場當獸醫，我則在杉林庄做豆腐來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

　　我們聽到消息後，立刻把月眉庄的山林地賣掉，各自帶著妻小回本籍地，買地、耕田。

　　第二年八月，從廣東戰地回來的浩東，開始接掌包括高中與初中兩部的基隆中學。連球自然毫不考慮地應他之邀，到基中做了一個學期的事務課長。

　　連球歸鄉後不久，「二．二八」事變也因為臺北延平北路的緝煙事件而在全省蜂起。事變後的下半年起，大陸的國共內戰進入第二個年頭。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曾經與鍾理和一起在東北開車的連球的弟弟──邱連奇，因為戰時在山西五色縣當過日籍縣長的秘書，害怕被整肅而從故都北京回到家鄉。

　　

　　南臺行

　　由於「二‧二八」當時，臺灣人民遠比較缺乏全面的政治認識與正確的階級立場，這一場民眾自發的蜂起，也就在國軍的武裝鎮壓下，迅速潰滅。

　　因此，為了啟蒙一般民眾對祖國的政治認識，堅定站在工農立場的階級意識，校長鍾浩東便計畫印行地下刊物，藉以宣傳國共內戰的局勢發展，進行反帝的階級教育。

　　為了籌措印報的經費，鍾浩東校長把自己的房子賣了，然後，拿這筆錢到屏東；在媽祖廟對面經營一家名為「南臺行」的地下錢莊。

　　「南臺行，」邱連和補充說道：「主要是由浩東、連球、連奇和我，四人合股開設的地下錢莊。」

　　一九四九年一月。臺灣省政府改組，陳諴代魏道明任省府委員兼主席，並且兼任省警備部總司令：彭孟緝則擔任副司令。

　　二月中旬，巿面上的米價猛漲。國民黨中央要人紛紛撤臺。臺幣與金圓券匯率調整為一此十五。

　　三月，臺灣銀行開始拋售黃金以抑物價。

　　四月六日，臺大及師範學院學生與臺北市警察局的警員發生衝突，引起了「四．六事件」，大量的學生被捕，十九人移送法院處理。針對這場「二‧二八」後再度冒出的第一朵學潮的浪花，陳誠以警備總司令之名發表書面談話，聲稱決定整頓本省學風。

　　本月七日，臺幣對金圓券的匯率，又調整為金圓券百元對臺幣二百廿元。

　　九日，物價全面普漲：黃金每臺兩五百五十萬元。

　　警察當局奉陳誠之命，以「大量吸收游資、從事投機囤積金融經濟」之名，查封臺灣最大的地下錢莊──七洋貿易行。

　　「因為南臺行的資金都移轉臺北一家林外科醫院生利息上，」邱連和說：「七洋事件後，受到波及，一時拿不出來給投資人。我們於是就各自賣了一些土地來償債，處理之後，我們又繼續經營下去。」

　　這時候，大陸的局勢已經急轉直下了。

　　四月底，滬警告急，國民政府的要員大批湧到臺北。同時圓券的匯率又再調整為金圓券百元改折臺幣七元。

　　五月一日早晨，全省實施戶囗總檢。

　　月初時候起，地下錢莊的倒風，風行臺北；金融經濟一片混亂，銀行因此停發本票，限期收回全數本票。同時，有許多債權人恐怕債務人逃脫、賴帳而集體包圍錢莊。

　　十八日，白米每石漲到一百萬元；物價全面暴漲。

　　廿日，臺灣銀行辦理黃金儲蓄存款，金價定每臺兩一千四百四十萬元，並准領取黃金實物。

　　邱連和一面回憶當時混亂的經濟秩序，一面說道：「臺北錢莊的倒風，很快就風襲各地﹔許多人還藉此機會代行索債以發「討債財」。儘管條件這樣惡劣，我們還是努力地堅持著。」

　　五月廿二日，臺幣一元又改對金圓券四百元。同時，國民政府的中央造幣廠遷到臺灣。

　　六月中旬，臺北巿警察局協助清理了卅九家地下錢莊，影響所及，許多錢莊都自行清理，造成許多人逃脫、賴債的現象。

　　六月十四日，臺灣實施幣制改革，由臺灣銀行發行二億新臺幣﹔新臺幣每元折合舊臺幣四萬元；新臺幣五元折壹美圓，限期兌新。新臺幣票面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

　　

　　逮捕

　　「處在這樣混亂的經濟秩序中，」邱連和說：「當時大家都對未來的前途很樂觀，都以為國民黨是一定會垮的。然而，沒想到一場大逮捕就在這段時間沈靜地展開了。」到了八月，一名畢業於臺大商學院的年輕人王明德，首先因為把《光明報》寄交女友，曝露身分而被秘密逮捕。接著，九個臺大學生也在高雄被捕。

　　校長鍾浩東聽到了這個消息，從此不敢在家裹住，流亡不久即被捕。月底，凌晨一、兩點時，校長夫人蔣碧玉和她妹妹也被抓走了。九月九日，星期六，早上十點多鐘，大批軍警包圍了正在上課的基隆中學。中午以前，一共有四個老師、三個職員和三個學生被抓走。

　　「我們是在校長被抓幾天後，才知道基隆中學出事了。」邱連和回想著那段白色的恐怖日子，然後說：「有一天晚上，有幾個基隆中學的教職員流亡到我們邱家，我和連球當下即設法掩護他們﹔後來，來了一批要抓他們的警特，因為遍尋不著，只好悻悻地離開。第二天早上，他們幾個就離開崙上，繼續流亡。然而，中午時分，正在吃午餐的連球和我，竟被突然闖入的警特強行押解到鳳山的高雄警察局﹔在那裹，我們看到浩東的表弟──李南鋒也已經被抓來了。當天晚上，我們三個人就在那裹過夜﹔第二天早上，我們三人才又被押往臺北。」

　　

　　李南鋒及其報告

　　李南鋒是校長鍾浩東的表弟。一九四0年元月，他在鍾浩柬的領導下奔赴原鄉大陸，參加丘念臺先生領導的抗日組織──「東區服務隊」。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和蔣碧玉及蕭道應夫婦結束了他們在祖國土地上五年來的抗日游擊歲月，從廣東回到臺灣，準備投入重建臺灣的工作行列。

　　事隔四十二一年後的一九八九年九月下旬，年已花甲的李南鋒先生娓娓地為我敘述著當年的往事。

　　李南鋒：我們搭的那艘貨船，是向廣東省政府租的一艘日本人留下來的舊船。

　　船在臺南安平登陸。上岸後，觸目所見，戰後的臺灣只能用「滿目淒涼」四個字來形容。日據以來臺灣老百姓生活的困苦是不難理解的。

　　歸鄉後，我隨即又上臺北，與蔣碧玉一同進入臺北廣播電臺上班；我們兩人都是負責辦理業務。那時候，電臺的臺長是林忠先生﹔在福建的時候，我們就認識他了，那時他是國民黨直屬臺灣黨部的書記。

　　一九四六年八月，浩東開始接掌包含高中與初中兩部的基隆中學。

　　九月，學校開學時，我便把電臺的工作辭掉，也到基中來辦教育﹔那時候，我的職務是管理組長。我想，浩東大概是希望我把東服隊的工作經驗拿到臺灣來，好好教育年輕的一代吧！

　　一年後，學校的管理工作已經初步就緒了，我就辭職回故鄉。因為我是從大陸回來的本省人，也就是所謂的「半山」，所以沾了點外省人的光，找工作很容易，一回屏東，我就到屏東市政府上班。我的職銜是民政課合作室的指導員，此外，我還兼任九如農場的場長。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一位基隆中學的職員徐新傑流亡到我家，聽他說後，我才知道基隆中學出事了。除新傑在我家躲了兩、三天才離開，聽說後來在苗栗大湖的山區被追緝的警特當場擊斃。

　　徐新傑走後沒兩天，我也被捕了。我還記得那天傍晚被捕的情景。下班後，我從屏東市政府走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被兩個便衣警察逮捕：他們合力把我押上車，然後往鳳山、高雄的方向馳進：當車子駛過高屏大橋時，因為路面正逢下坡，車速減緩了些；我於是趁機掙脫，而與押解的三個便衣刑警在車內展開打鬥；由於打鬥很激烈，司機（也是警察）只好停車，加入打鬥；他們四個人於是把我拉下車，把我打得昏迷、半死，才又把我拖上車，繼續前進。

　　在半昏迷的狀態中，我模糊地感覺到車子停了下來。然後，我被他們從樓下硬拖到樓上，用水潑醒，立刻就在一個房間展開一場徹夜不休的重刑審問‧‧‧

　　第二天，我在押房裹昏沈沈地過了一天。第三天傍晚，連球、連和兩兄弟也被抓來了。聽他們說，我才知道自己被關在鳳山警察局。第四天一早，我們三人又一起被押往臺北。

　　

　　押房歲月

　　邱連和：我們北上的交通工具是火車。在火車上，我和連球兩人被銬在一起：南鋒因為有過抵抗的記錄，所以除了手銬，還給他加上腳鐐。因為我們是和一般乘客同一個車廂，所以，一路上都有人用一種好奇、訝異而驚恐的眼神打量我們。這樣，忍受著一路上的受辱感覺，我們終於到了臺北。

　　到了臺北，一出火車站，我們立刻被一輛等在外面的吉普專車送到小南門附近保密局的秘密押房。在那個小小的押房裛，一共關了十七、八個因為牽連基隆中學的事件而被捕的人。大約三個月後，我們才被移往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

　　李南鋒：到軍法處的第二天一早，就有幾名大陸來的客家青年被槍斃；就我所知，他們是張奕明、鍾國圓……等，他們都是基隆中學的教職員。

　　他們這幾個外省人槍斃後，我們也就結案了；我被判了六年的有期徒刑。大約叉是三個月後，連同浩東、連球在內，我們又被移往內湖的新生總隊接受感訓。

　　

　　新生總隊

　　「新生總隊」成立於一九五0年二月一日，隸屬保安司令部。一九五一年四月，移遷綠島，擴大為「新生訓導處」，編制為「新生訓導總隊」，下轄三個大隊，分別按「匪俘」、「匪嫌」或「叛亂犯」等三種不同的性質來分隊；每一大隊，又再分為十二個中隊，以「團結新生同志完成第三任務」等十二字為隊名；另外還特別編了一個女生隊。「新生總隊」的工作，主要是針對這些涉案的政治犯作「思想改造」的工作，平常除了勞動生產外，主要是上些諸如「國父遺教」、「領袖言行」、「共產主義批評」、「共匪暴行」、「蘇俄侵略甲國史」……等政治課程，以及中國地理、歷史、數學……等一般課程。

　　李南鋒：在內湖的「新生總隊」，浩東因為一直表現出不接受感訓的堅定立場，所以，當李蒼降等人被捕時，浩東又被提出感訓隊，再度送往軍法處，與李蒼降等人同時審理。

　　臨走時，浩東還特地鼓勵我們三人說：「他日你們出去後，一定要繼續為理想奮鬥！希望我們的子孫，也能為理想奮鬥！」然後，他又提高嗓音，像呼囗號似地大聲叫說：「堅持到底，為黨犧牲！」

　　不久以後，我、連和、與連球，三個人同時被移往綠島囚禁。在綠島待了兩年後，連球又因為家鄉有人被捕，供出與他的組織關係，而以「不坦白」之由，再次被送回島內審理。怎知，連球這一去竟會一去不回。一九五五年六月，當我刑滿歸鄉時，我才知道，連球已經在臺北馬場町仆倒於國民黨的槍囗下了‧‧‧

　　

　　李清增及其報告

　　為什麼邱連球已經移送綠島兩年了又會被送回臺灣再度審理？並且被處死刑呢？針對這點，當事人李清增特別在事隔多年後，出面向歷史作一個澄清。

　　李清增的報告是從他自己的思想來源及以後的發展談起。通過他的報告，戰後初期臺灣青年一般的思想狀況，自然也就浮現了一幅可以清晰辨認的輪廓。

　　李清增：我的思想基調主要是從民族意識的覺醍發展起來的。我想，在異民族統治下的日據時代的臺灣青年沒有人不是這樣的。一九四三年，我在日本京都留學的時候，認識了一位來自苗栗的客家青年──謝傳祖；當時，他所懷抱的回大陸留學、投入抗日行列的理想，更加堅定了我的民族意識。

　　戰後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約二月底，我從日本回到臺灣。回到故鄉後，我便在屏東工業學校做教員，同時也與同鄉的連球兄，聯手打擊地方上倚仗日本人勢力作惡的臺奷。

　　這年暑假，有一天，我終於在連球的家見到浩東。早在日據時代，我已經久仰浩東的大名了；他和鍾九河、蕭道應，一直被公認為六堆一帶客家庄的最優秀的青年。我記得，當天浩東還問我說：「想不想到基隆中學一起辦學校？」我回答他說：「我學的是機械，我想，我還是進糖廠做事比較適合。」現在想起來，當年浩東在接掌基隆中學之前，一定已經在全省各地奔波，廣招良師了。此後，只要浩東有事回南部時，我們幾個人一定在一起聚會、討論。

　　

　　屏東的「二．二八」

　　一九四七年的早春二月，「二．二八」事件爆發了﹔位於南臺灣的屏東也不可免地捲入這場全省民眾反抗陳儀接收政權的蜂起。

　　李清增：事變是從臺北反應過來的。到了廿八日中午，屏東市街也開始有些騷動。然而，真正鬧起來卻是三月一日罷！？正確的日子我也記不來了，時間太久了。我只記得，那天，我從學校出來的時候，正好看到大約有五、六十個群眾在包圍警察局（今地方法院），其中學生佔大部份﹔他們想要搶裛頭的槍械、彈藥。我遠遠地站著觀察了有半個小時之久，覺得情況不太樂觀，於是就折回學校。

　　當天晚上，巿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召集各參議員、民眾代表、學生、青年，召開人民大會，決定響應臺北及其他各地的起義。

　　三月四日早晨，一群民眾到市政府，要求龔履瑞市長接受以下三個條件：一、交出市政府印信。二、撤出憲兵駐軍及警察的武器彈藥。三、集中外省人。

　　從南洋歸來的、失業的退伍青年軍人也集結起來，在街頭遊行。其中，由林晉祥、鄭元宵等人領導的一隊，前往警察局包圍，要求交出武器。然而，市長卻拒絕這項要求，民眾於是以身體直衝，終於把警察局的倉庫打破，奪取裹頭的槍械彈藥，巿長眼看形勢已弄到不可收拾，就命令大小官僚返到憲兵隊，他自己也由憲兵隊保護下脫險。

　　到了中午時候，市政府和警察局已經被人民佔領了。同時，另外一隊退伍軍人也襲擊了製糖工廠，收繳了所有的武器彈藥。這時候，巿內到處都有人在打「阿山」；我們學校的校長是本省人，但也有幾個外省老師，大家就盡力保護這些外省老師，不讓他們被外頭的亂民打。

　　這天下午，「屏東市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巿議會成立；巿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被選為主席﹔「處委會」並成立「治安本部」，負責維持市內治安。

　　當時，如果葉秋木不出來當主席的話，也許他日後就不必遭到慘死的命運？就我所知，原先大家欲推國大代表張吉甫來當主席﹔但他這個人比較精，堅辭不就，因此也就躲過日後被槍殺的劫數。

　　三月五日下午，民眾接連幾次圍攻憲兵隊，但因彈藥缺乏，一時之間不能攻陷﹔他們於是就在中央旅社及省立女中正式成立「司令部」，下設「作戰部」與「經理部」。等到接收了第六工程處的汽車，以及屏東中學、農業學校的六挺機槍，再加上原住民青年下山援助，於是就先斷絕憲兵隊的水源，然後用消防隊的水龍管噴射汽油，進行火攻；一直到當天晚上十點左右，憲兵隊抵擋不住了，於是護衛著大小官僚及其眷屬共五十餘人，撤退到機場，與空軍的地勤部隊會合。民眾隨後也擁至飛機場，繼續圍攻。

　　因為市長龔履瑞已經逃走了，無人施政：處理委員會使推選葉秋木氏為臨時巿長。這是臺灣人民頭一次選舉自己的市長。

　　飛機場的攻防戰一直持續到三月八日。這天下午，鳳山的蔣軍已經進入屏東，實施戒嚴，展開一場廣泛的捕、殺行動。

　　我們學校當天就有好幾個學生被抓走。找他聽說市街上有很多民眾、青年和學生已經被捕殺了。三月十一日或是十二日，我在現在的臺灣銀行對面的圓環，親眼目睹了葉秋木被槍殺的殘酷景像。

　　從遊街時葉秋木慘不忍睹的形態看起來，他一定是在被捕時遭遇過野蠻絕倫的體刑之後，才被拖出來遊街示眾的。我看到，他的雙手被反綁在後，背上插著一只長盾形的木牌，上頭用紅色顏料寫著「葉秋木」三個大字﹔就像一般武俠小說上所描述的死刑犯就刑前的模樣。

　　當葉秋木步履蹣跚地走到圓環那裏時，我看到槍兵開始用腳踹他，強行要他跪下。這時，擠在人群中的葉秋木的弟弟，激動地想要搶到前頭去，可人群卻善意地把他擋在外頭，不讓他進前。也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槍兵又狠狠地連續踹了葉秋木三下；可他骨頭硬，咬著牙，就是不跪下來。那些槍兵被他搞火了，於是就用槍托朝他的膝蓋骨猛擊下去，並且趁他跪地的剎那，槍囗對準他的後腦勺及太陽穴同時開槍，然後，另一名槍兵又給已經仆倒在地的葉秋木再補一槍。

　　目睹此景，葉秋木的太太、弟弟及其他家人，當場就在人群裹頭痛哭失聲……。然而，人雖死了，這些槍兵卻仍守著現場，遲遲不讓他的家人收屍。後來，一直到天快黑了，那些兵仔才在離開時隨便用一床草蓆覆蓋在葉秋木的屍身上。等到這些槍兵都走了，葉秋木的家人才能忍著悲痛在現場收屍。

　　

　　徐新傑走後沒兩天，我也被捕了。我還記得那天傍晚被捕的情景。下班後，我從屏東市政府走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被兩個便衣警察逮捕：他們合力把我押上車，然後往鳳山、高雄的方向馳進：當車子駛過高屏大橋時，因為路面正逢下坡，車速減緩了些；我於是趁機掙脫，而與押解的三個便衣刑警在車內展開打鬥；由於打鬥很激烈，司機（也是警察）只好停車，加入打鬥；他們四個人於是把我拉下車，把我打得昏迷、半死，才又把我拖上車，繼續前進。

　　在半昏迷的狀態中，我模糊地感覺到車子停了下來。然後，我被他們從樓下硬拖到樓上，用水潑醒，立刻就在一個房間展開一場徹夜不休的重刑審問‧‧‧

　　第二天，我在押房裹昏沈沈地過了一天。第三天傍晚，連球、連和兩兄弟也被抓來了。聽他們說，我才知道自己被關在鳳山警察局。第四天一早，我們三人又一起被押往臺北。

　　

　　押房歲月

　　邱連和：我們北上的交通工具是火車。在火車上，我和連球兩人被銬在一起：南鋒因為有過抵抗的記錄，所以除了手銬，還給他加上腳鐐。因為我們是和一般乘客同一個車廂，所以，一路上都有人用一種好奇、訝異而驚恐的眼神打量我們。這樣，忍受著一路上的受辱感覺，我們終於到了臺北。

　　到了臺北，一出火車站，我們立刻被一輛等在外面的吉普專車送到小南門附近保密局的秘密押房。在那個小小的押房裛，一共關了十七、八個因為牽連基隆中學的事件而被捕的人。大約三個月後，我們才被移往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

　　李南鋒：到軍法處的第二天一早，就有幾名大陸來的客家青年被槍斃；就我所知，他們是張奕明、鍾國圓……等，他們都是基隆中學的教職員。

　　他們這幾個外省人槍斃後，我們也就結案了；我被判了六年的有期徒刑。大約叉是三個月後，連同浩東、連球在內，我們又被移往內湖的新生總隊接受感訓。

　　

　　新生總隊

　　「新生總隊」成立於一九五0年二月一日，隸屬保安司令部。一九五一年四月，移遷綠島，擴大為「新生訓導處」，編制為「新生訓導總隊」，下轄三個大隊，分別按「匪俘」、「匪嫌」或「叛亂犯」等三種不同的性質來分隊；每一大隊，又再分為十二個中隊，以「團結新生同志完成第三任務」等十二字為隊名；另外還特別編了一個女生隊。「新生總隊」的工作，主要是針對這些涉案的政治犯作「思想改造」的工作，平常除了勞動生產外，主要是上些諸如「國父遺教」、「領袖言行」、「共產主義批評」、「共匪暴行」、「蘇俄侵略甲國史」……等政治課程，以及中國地理、歷史、數學……等一般課程。

　　李南鋒：在內湖的「新生總隊」，浩東因為一直表現出不接受感訓的堅定立場，所以，當李蒼降等人被捕時，浩東又被提出感訓隊，再度送往軍法處，與李蒼降等人同時審理。

　　臨走時，浩東還特地鼓勵我們三人說：「他日你們出去後，一定要繼續為理想奮鬥！希望我們的子孫，也能為理想奮鬥！」然後，他又提高嗓音，像呼囗號似地大聲叫說：「堅持到底，為黨犧牲！」

　　不久以後，我、連和、與連球，三個人同時被移往綠島囚禁。在綠島待了兩年後，連球又因為家鄉有人被捕，供出與他的組織關係，而以「不坦白」之由，再次被送回島內審理。怎知，連球這一去竟會一去不回。一九五五年六月，當我刑滿歸鄉時，我才知道，連球已經在臺北馬場町仆倒於國民黨的槍囗下了‧‧‧

　　

　　李清增及其報告

　　為什麼邱連球已經移送綠島兩年了又會被送回臺灣再度審理？並且被處死刑呢？針對這點，當事人李清增特別在事隔多年後，出面向歷史作一個澄清。

　　李清增的報告是從他自己的思想來源及以後的發展談起。通過他的報告，戰後初期臺灣青年一般的思想狀況，自然也就浮現了一幅可以清晰辨認的輪廓。

　　李清增：我的思想基調主要是從民族意識的覺醍發展起來的。我想，在異民族統治下的日據時代的臺灣青年沒有人不是這樣的。一九四三年，我在日本京都留學的時候，認識了一位來自苗栗的客家青年──謝傳祖；當時，他所懷抱的回大陸留學、投入抗日行列的理想，更加堅定了我的民族意識。

　　戰後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約二月底，我從日本回到臺灣。回到故鄉後，我便在屏東工業學校做教員，同時也與同鄉的連球兄，聯手打擊地方上倚仗日本人勢力作惡的臺奷。

　　這年暑假，有一天，我終於在連球的家見到浩東。早在日據時代，我已經久仰浩東的大名了；他和鍾九河、蕭道應，一直被公認為六堆一帶客家庄的最優秀的青年。我記得，當天浩東還問我說：「想不想到基隆中學一起辦學校？」我回答他說：「我學的是機械，我想，我還是進糖廠做事比較適合。」現在想起來，當年浩東在接掌基隆中學之前，一定已經在全省各地奔波，廣招良師了。此後，只要浩東有事回南部時，我們幾個人一定在一起聚會、討論。

　　

　　屏東的「二．二八」

　　一九四七年的早春二月，「二．二八」事件爆發了﹔位於南臺灣的屏東也不可免地捲入這場全省民眾反抗陳儀接收政權的蜂起。

　　李清增：事變是從臺北反應過來的。到了廿八日中午，屏東市街也開始有些騷動。然而，真正鬧起來卻是三月一日罷！？正確的日子我也記不來了，時間太久了。我只記得，那天，我從學校出來的時候，正好看到大約有五、六十個群眾在包圍警察局（今地方法院），其中學生佔大部份﹔他們想要搶裛頭的槍械、彈藥。我遠遠地站著觀察了有半個小時之久，覺得情況不太樂觀，於是就折回學校。

　　當天晚上，巿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召集各參議員、民眾代表、學生、青年，召開人民大會，決定響應臺北及其他各地的起義。

　　三月四日早晨，一群民眾到市政府，要求龔履瑞市長接受以下三個條件：一、交出市政府印信。二、撤出憲兵駐軍及警察的武器彈藥。三、集中外省人。

　　從南洋歸來的、失業的退伍青年軍人也集結起來，在街頭遊行。其中，由林晉祥、鄭元宵等人領導的一隊，前往警察局包圍，要求交出武器。然而，市長卻拒絕這項要求，民眾於是以身體直衝，終於把警察局的倉庫打破，奪取裹頭的槍械彈藥，巿長眼看形勢已弄到不可收拾，就命令大小官僚返到憲兵隊，他自己也由憲兵隊保護下脫險。

　　到了中午時候，市政府和警察局已經被人民佔領了。同時，另外一隊退伍軍人也襲擊了製糖工廠，收繳了所有的武器彈藥。這時候，巿內到處都有人在打「阿山」；我們學校的校長是本省人，但也有幾個外省老師，大家就盡力保護這些外省老師，不讓他們被外頭的亂民打。

　　這天下午，「屏東市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巿議會成立；巿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被選為主席﹔「處委會」並成立「治安本部」，負責維持市內治安。

　　當時，如果葉秋木不出來當主席的話，也許他日後就不必遭到慘死的命運？就我所知，原先大家欲推國大代表張吉甫來當主席﹔但他這個人比較精，堅辭不就，因此也就躲過日後被槍殺的劫數。

　　三月五日下午，民眾接連幾次圍攻憲兵隊，但因彈藥缺乏，一時之間不能攻陷﹔他們於是就在中央旅社及省立女中正式成立「司令部」，下設「作戰部」與「經理部」。等到接收了第六工程處的汽車，以及屏東中學、農業學校的六挺機槍，再加上原住民青年下山援助，於是就先斷絕憲兵隊的水源，然後用消防隊的水龍管噴射汽油，進行火攻；一直到當天晚上十點左右，憲兵隊抵擋不住了，於是護衛著大小官僚及其眷屬共五十餘人，撤退到機場，與空軍的地勤部隊會合。民眾隨後也擁至飛機場，繼續圍攻。

　　因為市長龔履瑞已經逃走了，無人施政：處理委員會使推選葉秋木氏為臨時巿長。這是臺灣人民頭一次選舉自己的市長。

　　飛機場的攻防戰一直持續到三月八日。這天下午，鳳山的蔣軍已經進入屏東，實施戒嚴，展開一場廣泛的捕、殺行動。

　　我們學校當天就有好幾個學生被抓走。找他聽說市街上有很多民眾、青年和學生已經被捕殺了。三月十一日或是十二日，我在現在的臺灣銀行對面的圓環，親眼目睹了葉秋木被槍殺的殘酷景像。

　　從遊街時葉秋木慘不忍睹的形態看起來，他一定是在被捕時遭遇過野蠻絕倫的體刑之後，才被拖出來遊街示眾的。我看到，他的雙手被反綁在後，背上插著一只長盾形的木牌，上頭用紅色顏料寫著「葉秋木」三個大字﹔就像一般武俠小說上所描述的死刑犯就刑前的模樣。

　　當葉秋木步履蹣跚地走到圓環那裏時，我看到槍兵開始用腳踹他，強行要他跪下。這時，擠在人群中的葉秋木的弟弟，激動地想要搶到前頭去，可人群卻善意地把他擋在外頭，不讓他進前。也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槍兵又狠狠地連續踹了葉秋木三下；可他骨頭硬，咬著牙，就是不跪下來。那些槍兵被他搞火了，於是就用槍托朝他的膝蓋骨猛擊下去，並且趁他跪地的剎那，槍囗對準他的後腦勺及太陽穴同時開槍，然後，另一名槍兵又給已經仆倒在地的葉秋木再補一槍。

　　目睹此景，葉秋木的太太、弟弟及其他家人，當場就在人群裹頭痛哭失聲……。然而，人雖死了，這些槍兵卻仍守著現場，遲遲不讓他的家人收屍。後來，一直到天快黑了，那些兵仔才在離開時隨便用一床草蓆覆蓋在葉秋木的屍身上。等到這些槍兵都走了，葉秋木的家人才能忍著悲痛在現場收屍。

　　

本文原分類：[島內營隊活動][中國革命史][藍博洲的著名口述歷史作品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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