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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北京景山東街西老胡同的歷史見證（上）──戰後台灣學運領袖陳炳基的腳蹤

七月 9, 2002 | 來自北京景山東街西老胡同的歷史見證（上）──戰後台灣學運領袖陳炳基的腳蹤 已關閉迴響。

文／藍博洲

　　殖民地的孩子

　　因為祖父是個漢醫，家裹特別重視民族意識的教育，從小，我就知道我們陳家的原鄉是福建晉江南門外十五都的福全鄉。我們兄弟這一輩算是來臺第七代了。

　　父親從小就在一家日本人經營的布店做伙計，一面學習經商，一面賺錢貼補家用。這樣做了幾十年後，他便以一生的積蓄與幾個親戚在延平路七段大稻埕合夥開了一家商號「瑞發」的布店。那時候，我已經是老松公學校五年級的學生了：中國本土的對日抗戰也才開始不久。從此以後，家裹的經濟情況稍微好轉，生活基本還過得去，母親也不必每天揹著弟弟去幫人家洗衣服來補貼家用了。然而，郅了大戰末期，家裹的布店即因為臺灣總督府實施經濟統治而關閉了。從此，家境再次陷入艱苦的困境中。

　　我在臺北二中求學的時期，正是家道逐漸中落的時候。就當時的教育狀況來說，除了少數家境富裕的臺灣人子弟(如郭琇琮)例外，臺北一中根本就是日本人子弟才能就讀的學校。一般的臺灣人子弟，儘管成績再好，也只能到臺北二中就讀。當時，臺北二中每學年招收三班，一百五十個新生：大部份都是臺灣人子弟，偶爾也有少數考不上一中的日本學生進來，他們的程度當然比不上我們了。學校當時還按照入學考的成績分為甲、乙、丙三班，當然日人子弟都集中在甲班。起初，我也被分發到甲班，並且成績始終保持在前五名。

　　當時，日本帝國的法西斯教育偏重於勞動服務與軍事訓練：同時，在「差別待遇」的教育歧視下，臺灣人學生時常被日本人學生欺侮。我因為心懷反感，經常與日本的流氓學生打架，替同學打抱不平。因此，我除了在學校努力練習劍道之外，下了課還自己練習拳擊。有一次，我被班上七、八個日本學生圍毆。我不甘就此善罷，於是到訓導處申訴、抗議，開展合法的鬥爭。然而，訓導處並沒有因此懲處那些日本學生，只是把我從甲班調到乙班。

　　在乙班，我很快結識了幾個好朋友，他們是：王志旭(王桂榮之兄)、王子英、黃雨生及郭宗清等。有一次，冬天上體育課時，我們幾個無故被日籍體育老師惡性體罰，在寒風下，他罰我們跑步、罰跪、無所不能。因為這樣，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嚴重的傷害；並且因此而思考起在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民的出路。學校的功課從此就逐漸荒廢了。

　　青年思漢事件

　　然而，就當時整個臺灣的反日社會運動而言，自從一九三一年臺灣共產黨被破壞以後，白色恐怖遍及全島，二Ｏ年代以來，以「文化協會」為中心而開展起來的臺灣抗日的文化啟蒙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也已經逐一被日帝打壓下來。即使是一心一意向日帝叩請「改革地方自治制度」的地方資產階級政客所組的右派團體—「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因為主觀力量的薄弱，以及不被人民群眾支持而自動瓦解。

　　另一方面，日本帝國對臺灣的殖民政策也隨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侵華政策而進行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它的第一步就是廢止漢文：一切學校、商業機關都不准使用漢文；同時，臺灣各報章雜誌的漢文版也一律撤廢。相應於「漢文撤廢」，它也同時強迫進行所謂的「國語普及運動」。

　　更粗暴的是，它不但禁止民間傳統的戲劇、音樂的演出，也禁止傳授傳統武術，更對民間傳統的宗教祭祀加以禁止和限制。

　　在這樣的時代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教育的臺灣青少年，果真日後被教育成「皇民意識發揚之一代」的話，也不是什麼教人意外之事吧!然而，在這樣的「皇民化運動」下，能夠自覺地萌生民族意識，進而尋找一條抗日之路的臺灣青少年，毋寧說是更加難得的吧!

　　儘管客觀的歷史條件是那樣地嚴苛，臺灣本土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又已經被打壓下來了，但殖民地下的臺灣青年仍然在缺乏領導與組織的狀態下，經常發動零星分散的、各自作戰的反日鬥爭。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日本統治當局發表的「臺北二中反日思漢事件」，就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

　　事件的主角是我們臺北二中的四名學長：李沛霖(一九七六年因三省堂事件而再度入獄)、林水旺(與其父、母一家人皆於五Ｏ年代白色恐怖時繫獄)顏永賢及楊友川。

　　據日本當局的說法，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臺北二中的兩名臺灣學生李沛霖和楊友川，在臺北市建成町二丁目二番地道路上，無故對鐵道部見習塗工巿塚元克挑釁，先是訊問他：「你是不是日本內地人?」

　　他回答說：「是。」

　　於是李沛霖就用拳頭毆打元克，楊友川則以所攜短刀砍傷元克的腰部，並刺傷他的右大腿；因而使其住院治療三個禮拜。

　　因為這次的鬥毆事件，日本特高才發覺在臺北二中有一部份臺灣學生，因為受到年初時日本內地勃發的所謂「二．二六事件」的影響，而共謀組織以「臺灣脫離日本」為目的的秘密結社。

　　同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及其他同學，大約共十人，在太平町國昌食堂舉行結社成立典禮。會中議決：「茲依革命手段將臺灣脫離日本國統治之下，樹立以排除日本於臺灣的統治權，變革日本國體為目的的秘密結社組織——列星會。」同時決定以「排斥日本人」為當前的行動方針，因此要常常與日本人打架，以「訓練鬥志、武力」。

　　「六．一七」日本始政紀念日之後，同校的臺灣學生林水旺，因為閱讀臺灣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者的領袖林獻堂，以其在上海時「失言」中華民國為祖國，而在臺中的始政紀念典禮上被日本政治流氓毆辱的新聞紀事；因而非常同情林獻堂，並且「思慕中華民國為祖國，懇望臺灣復歸於中國。」他於是與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三人共謀，決意組織以「在中華民國援助下，臺灣脫離日本帝國的統治，復歸中華民國」為目的的結社，並且作成組織草案，內定社名為「中國急進青年黨」。

　　然而，這個急進組織還來不及成立，就因為傷害巿塚的事件，而與「列星會」一齊被檢舉。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預審終結，李沛霖、楊友川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及傷害，林水旺、顏永賢則依違反治安維持法，各裁定有罪，付予公判。四月三十日，在禁止旁聽的情況下，在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合議部由宮原裁判長宣判：

　　李沛霖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林水旺、顏永賢和楊友川三名，各處有期徒刑三年。未

　　決拘留的二百四十日算入。

　　這個事件，對臺北二中的臺灣學生而言，無疑是上了反日、愛國的一課。也因此，許多學長如林如堉、雷燦南、李蒼降……等熱血的臺灣青年，終於也在日本帝國皇民化運動高壓的時代下，找到一條抗日救國的路—畢業後渡海回大陸，投入祖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統一戰線。

　　就我而言，我是通過二中高一級的學長唐志堂(一九五Ｏ年十月十四日，與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同時犧牲。)才知道這段前輩們的鬥爭史的!我也一樣，通過這個事件的啟迪而找到了一條前行的路。

　　謝娥反日事件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中美英三頭會議在開羅舉行，確定「日本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是三國共同對日作戰的目的之一。為此，唐志堂特地來找我討論。我們兩個談得很投機，一致認為：「依據開羅會議的聯合公報，終戰後，臺灣即可以回歸祖國懷抱，那時，我們即可出頭天，當一等公民了。」

　　因為這樣，我們決定投入實際的反法西斯戰爭的行列，貢獻我們個人的力量來加速勝利的來臨。我們於是找來郭宗清、黃雨生及臺北工業學校的劉英昌，並通過劉英昌而認識了留日歸來的外科女醫生謝娥；她告訴我們她之所以學外科，是因為她一直抱有回大陸為負傷的戰士服務的志願。這樣，我們六個人即開始為回祖國參加抗日行列的計劃而經常密談。

　　謝娥認為，我們沒有必要通通到大陸去抗日，畢竟島內的工作還是要有人做。當時，美軍正計劃登陸臺灣，因此，美國的潛水艦經常在臺灣近海出沒。我們沒有異議的採納了謝娥的意見。同時，因為唐志堂與劉英昌即將畢業而被日本徵去當兵，因而決定他們兩人一畢業即偷渡大陸。此外，我們還討論了一旦盟軍登陸時，我們該如何響應的問題。劉英昌是學工的，因此就負責搞炸藥；謝娥是醫生，所以建議在日人飲用的自來水中放毒。

　　一九四四年春天，唐志堂和劉英昌畢業了，謝娥即提供一筆錢，讓他們從新竹海邊偷渡大陸。我們原本以為他們兩人已經偷渡了，但沒想到，他們卻因為有人密報而被捕了。後來，我們才知道，日警的逮捕是從郭宗清展開的，線索是他在謝娥家的牆上題了一首反日的漢詩而遭人檢舉。郭宗清被捕後，日警便以他誘捕了謝娥，我們來不及逃就陸續被捕了。除了我們六人以外，還有二中的一些同學如王志旭、王子英、傅賴會、謝全益……等也受到牽連；總共有十來個人被捕。

　　被捕以後，我因為不肯回答審訊而遭到慘酷的拷打。他們一直逼問我：「為什麼要反日?」

　　我不得不回答時就避免說是基於民族意識而反抗，只說是不滿於學校的日臺人差別待遇而反抗；這樣，我才避過一頓狠過一頓的毒打。

　　這次的檢舉是在五月時分，光是臺北地區的青年學生，除了我們這個事件之外，還有雷燦南、李蒼降及臺大的蔡忠恕、郭琇琮等的反日事件。一時之間，監獄人滿為患。我們這個案，除了謝娥、唐志堂、劉英昌三人已有實際行動而被處刑較重之外，我和其他人都因為未成年而判「起訴猶疑」，關了兩個來月就出來了。以後，只要有人放出來，我們這些先出獄者一定去接他們。謝娥、唐志堂、郭琇琮、李蒼降他們一直要到光復以後才出獄；其中蔡忠恕和雷燦南卻不幸先後死於獄中。

　　臺灣學生聯盟

　　日帝對臺灣青年學生的大檢舉反而提供了我們擴大串聯與團結的條件。在獄中，我不但認識了同年入獄的郭琇琮、李蒼降等人，而且通過他們而認識了一九三七年反日事件的學長林水旺等人。

　　終戰後，我們這些坐過日本牢的臺灣青年很自然地又聚在一起了。我們計劃搞一個「學生聯盟」，每天在往雙蓮座路囗的蓬萊婦產科前舉行演講會，就「脫離日治、迎接祖國」的主題，向一般青年學生及市民演講。當時，郭琇琮等人還沒有出獄，所以主要由我和林水旺兩人主持。除此之外，我們還到臺北二中懲罰那些平時歧視、虐待臺灣學生的日本老師。我們在二中門囗召開學生大學，要這些日本老師面對國旗向臺灣學生道歉。

　　一九四五年約九月五日，日據時代臺灣農民組合的中堅分子，因為日警的通緝而逃亡大陸參加抗戰的張士德，以國民黨上校軍官的身份，回臺籌劃成立國民黨三青團臺灣區團。為了拉攏當時臺灣的青年學生，他於是親自到臺北監獄的牢房裛，把學生領袖郭琇琮接出來。

　　張士德當然知道郭琇琮對臺灣知識青年有很大的號召力，因而極力想拉攏他。但郭琇琮對實際的政冶權力並沒有什麼野心，因此就以學業未完來拒絕他。

　　儘管這樣，戰後臺灣第一個自發性的學生組織－－「臺灣學生聯盟」，很快地就以郭琇琮為中心，經過幾次的學生幹部會議之後，於十月初在中山堂正式成立。而原來各校的組織則改為該聯盟的支部。

　　「臺灣學生聯盟」組成以後，隨即積極主辦以「脫離日治、迎接祖國」為主題的宣傳、演講及教育等活動。從十月五日「前進指揮所」的接收官員抵臺，經十月十日臺灣光復後的第一次國慶，到十月廿五日陳儀主持的受降典禮：「臺灣學生聯盟」也與其他的人民團體一般，抱著「歡天喜地」的心情熱烈的迎接、慶祝。

　　一般而言，臺灣學生由於長期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和對外界的封鎖，政治思想比較落後。所以「臺灣學生聯盟」成立以後，也面臨了領導者之中進步學生較少的困境。後來一個時期，聯盟便為反動派所乘，接受了「御用紳士」的領導，反對進步思想、排斥進步學生，造成運動進程上的許多障礙。

　　十一月十七日，陳儀公佈了所謂「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命令所有的人民團體自即日起停止活動。「臺灣學生聯盟」的組織於是順勢解散。但是，通過這一次的結盟，戰後臺灣的學生運動也形成了一定的基礎與影響。以郭琇琮為主的，日據末期以來的進步學生，也隨著日後臺灣社會矛盾的深化，逐步形成一股進步的力量。

本文原分類：[島內營隊活動][中國革命史][藍博洲的著名口述歷史作品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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