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尺碼與認識主體的確立──應該加強日本和台灣史的研究

四月 11, 2002 | 兩個尺碼與認識主體的確立──應該加強日本和台灣史的研究 已關閉迴響。

文/戴國煇

  日本戰前所借的主要是「德國尺碼」,影響了日本人的社會行為以及侵略行為,終於吃上了兩顆原子彈,戰敗投降。但是,戰後他們就揚棄了「德國尺碼」,日本社會的主流開始反省「德國尺碼」帶紿日本的正負後果,批判了「德國尺碼」,而向美國學習。德文在社會上不再吃香了,萬人向英文一面倒。

  到了七0年代,「日本論」、「日本人論」出現,他們又要揚棄「美國尺碼」,建立自己的「尺碼」。這個似乎和日本民族性有關,他們總是不惜拋棄過去,而「向前看」。日本人有「忘年會」的風俗,在「忘年會」上,大家一齊喝酒,過去的事情眾人一致地努力去清算且企圖忘記讓它流逝,然後向前看,思考並計劃明年也就是未來要怎麼辦。

  4、向前探索自己的路而我們台灣在兩個「尺碼」的影響下,加上官僚主義的運作,大家生活得是不錯了,但是,許多間題和挑戰也產生了。由「十信」案的發生,我就覓得,這似乎是由「慢性肝炎」轉化成了「急性肝炎」。即使如此,我們台灣社會似乎還沒有反省和批判,更沒有由反省批判而「向前看」,來建立我們自己的「尺碼」,探索我們自己該走的道路,而仍然沉湎在原來約兩個「尺碼」之中,懶得自拔與自我摸索。

  台灣社會之所以如此,也許是和中國人的「向後看」有關,總是揹負著過去的歷史包袱,想丟也難得丟盡,因而有礙於「向前看」。

  我並不是主張要大家忘記過去,若要忘記過去,又何必研究歷史?其實,研究歷史也並不只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當今和未來,找出歷史的教訓和取向。西方的歷史哲學家作如是之主張,中國的歷史哲學家又何嘗不如此打孔子主張「因、益、損、革」,司馬遷主張「通古今之變」,司馬光主張「資治通鑑」,也有人主張「鑑往知來」:連中國人過年的風俗也是「迎新送舊」,「爆竹一聲除舊歲」。

  但是,在近代世界史土走向沒落和落伍之後的中國人,在專制的官僚主義體制下,似乎只能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的抱著「祖宗家法」,而慢慢喪失了對過去批判及對未來展望的能力和精神。「無力感」彌漫於社會,真叫人痛心。

  今天在台灣,我們台籍知識份子固然缺乏對「日本尺碼」的批判精神,大陸籍的知識份子也常常缺乏對「美國尺碼」的批判精神。可是,在轉型期社會的我們卻必須直視現實,勇敢地面對接踵而來的許許多多「挑戰」,我們沒有自主體系的自我「尺碼」,又如何能掌握住自己該走的道路和方向?又如何獲得能力來解決我們自己的這些問題?

  5、不能忘記自己的雙眼在台灣,借著外來約兩個「尺碼」做為現代化的典範,在其發展過程中,若一輩的世代產生了心態上的分歧,也發生許多不實的「虛胖」現象。社會上的事情,因為我出國三十年,不很清楚,以學界的一件小事而論,有些人為了「充門面」,在自己的著作後面列一大堆外文參考書,有些是不相干的,有些根本沒有「參考」到的。如果有學生問他:「老師,您的書裡哪些部份是參考這個書目中的著作的?」恐怕就有許多人答不出來,甚至連那本書都沒有見過。但是,我們如果要建立起自己主體的價值體系和「尺碼」,就必須把這個部份克服或揚棄,然後才可以突破,以更高的層次來討論一些問題。

  我們要與外來的這兩個「尺碼」做好「對決」,來建立自己的「尺碼」,這是一種超越和揚棄的過程。在這個認識自己、建立自我的過程中,這兩個「尺碼」也有其作用,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它們也可以做為我們建立自己價值體系「尺碼」的參考。在這個時候,我們確是需要借用日本人的眼睛和美國人的眼睛:只是我們更不能忘記自己的雙眼,必須保持我們自己的眼睛。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即我們只用一個眼睛的時候,不容易察看,而要用兩個眼睛,甚至要用更多的眼睛(在腦子裡),在我們做學問的時候,才可以有多元的思考,多元的比較,才可能看得遠,看得廣,看得深。但是,如果只是「虛胖」,以為自己現在的成就已是很了不起,只會說些「曲學阿世」、捧場的話,而不再求長進,那麼我們的自主性也就確立不起來。

  6、大家一起來思考奮鬥在我逗留美國一年期間(一九八三年三月~八四年四月),看到許多鄉親在美國奮鬥,他們提出了很多很多對台灣將來的看法。我是不搞政冶的,而是站在學問學理的立場,來分析他們為甚麼會有那種主張和看法。

  我想一提的是,有不少鄉親們喊出「台灣人是最優秀的」「台灣民族優秀論」,這個我就要慎重的考慮一下".我們絕對不要自卑,但也不能「虛胖」,「虛胖」不是真正自主性的確立。

  「優秀」是什麼意思、希特勒喊日耳曼民族優秀,日本人喊大和民族優秀,結果帶給了德國和日本悲慘的結果,而且為禍人類,害人害己。我們還是要踏實一點。事實上台灣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沒有什麼特別太優秀。雖然諾貝爾獎也不是絕對的標準,但我們台籍鄉親至今還沒有人得到過(新竹鄉親,李遠哲教授得一九七六年年度化學獎是後話)。海外台籍鄉親們的這種空頭的「虛胖」,會把我們台灣人帶往何處,找是擔憂的。

  當年賴和先生的事蹟還停留在大家不敢談的時候,有一位老前輩,盼詩人文學家,也是林獻堂先生抗日的夥伴葉榮鐘先生,有次在日本講我吃飯時,談到他的老友賴和先生。他說:「以賴和先生的詩才,如果生在唐代的話,他的詩一定可以留在唐詩選中:如果賴和先生在二、三0年代的大陸,他一定可以和魯迅等著名的文學家齊名。但是,可惜台灣的「池塘「太小了,賴和先生沒有能夠完全燃燒,來發揮他的才華。」聽了這位前輩的話後,我一直在想,老先生對我講台灣是個「小池塘」,但這個「小池塘」是甚麼,是我們物質上的條件呢?還是我們精神境界的條件呢?他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們台灣知識份子來克服這個「小池塘」的境界昵?我們台籍知識份子始終末能建立起一個思考的真正主體,確立自己的「尺碼」,是否又與未能克服這個「小池塘」的境界有關。我現在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請大家一齊來思考,為了我們共同的前途而奮鬥。


本文原分類:[文化評論][兩個尺碼與認識主體的確立──應該加強日本和台灣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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