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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尺碼與認識主體的確立──應該加強日本和台灣史的研究

四月 11, 2002 | 兩個尺碼與認識主體的確立──應該加強日本和台灣史的研究 已關閉迴響。

文／戴國煇

　　日本戰前所借的主要是「德國尺碼」，影響了日本人的社會行為以及侵略行為，終於吃上了兩顆原子彈，戰敗投降。但是，戰後他們就揚棄了「德國尺碼」，日本社會的主流開始反省「德國尺碼」帶紿日本的正負後果，批判了「德國尺碼」，而向美國學習。德文在社會上不再吃香了，萬人向英文一面倒。

　　到了七０年代，「日本論」、「日本人論」出現，他們又要揚棄「美國尺碼」，建立自己的「尺碼」。這個似乎和日本民族性有關，他們總是不惜拋棄過去，而「向前看」。日本人有「忘年會」的風俗，在「忘年會」上，大家一齊喝酒，過去的事情眾人一致地努力去清算且企圖忘記讓它流逝，然後向前看，思考並計劃明年也就是未來要怎麼辦。

　　4、向前探索自己的路而我們台灣在兩個「尺碼」的影響下，加上官僚主義的運作，大家生活得是不錯了，但是，許多間題和挑戰也產生了。由「十信」案的發生，我就覓得，這似乎是由「慢性肝炎」轉化成了「急性肝炎」。即使如此，我們台灣社會似乎還沒有反省和批判，更沒有由反省批判而「向前看」，來建立我們自己的「尺碼」，探索我們自己該走的道路，而仍然沉湎在原來約兩個「尺碼」之中，懶得自拔與自我摸索。

　　台灣社會之所以如此，也許是和中國人的「向後看」有關，總是揹負著過去的歷史包袱，想丟也難得丟盡，因而有礙於「向前看」。

　　我並不是主張要大家忘記過去，若要忘記過去，又何必研究歷史?其實，研究歷史也並不只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當今和未來，找出歷史的教訓和取向。西方的歷史哲學家作如是之主張，中國的歷史哲學家又何嘗不如此打孔子主張「因、益、損、革」，司馬遷主張「通古今之變」，司馬光主張「資治通鑑」，也有人主張「鑑往知來」：連中國人過年的風俗也是「迎新送舊」，「爆竹一聲除舊歲」。

　　但是，在近代世界史土走向沒落和落伍之後的中國人，在專制的官僚主義體制下，似乎只能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的抱著「祖宗家法」，而慢慢喪失了對過去批判及對未來展望的能力和精神。「無力感」彌漫於社會，真叫人痛心。

　　今天在台灣，我們台籍知識份子固然缺乏對「日本尺碼」的批判精神，大陸籍的知識份子也常常缺乏對「美國尺碼」的批判精神。可是，在轉型期社會的我們卻必須直視現實，勇敢地面對接踵而來的許許多多「挑戰」，我們沒有自主體系的自我「尺碼」，又如何能掌握住自己該走的道路和方向?又如何獲得能力來解決我們自己的這些問題？

　　5、不能忘記自己的雙眼在台灣，借著外來約兩個「尺碼」做為現代化的典範，在其發展過程中，若一輩的世代產生了心態上的分歧，也發生許多不實的「虛胖」現象。社會上的事情，因為我出國三十年，不很清楚，以學界的一件小事而論，有些人為了「充門面」，在自己的著作後面列一大堆外文參考書，有些是不相干的，有些根本沒有「參考」到的。如果有學生問他：「老師，您的書裡哪些部份是參考這個書目中的著作的？」恐怕就有許多人答不出來，甚至連那本書都沒有見過。但是，我們如果要建立起自己主體的價值體系和「尺碼」，就必須把這個部份克服或揚棄，然後才可以突破，以更高的層次來討論一些問題。

　　我們要與外來的這兩個「尺碼」做好「對決」，來建立自己的「尺碼」，這是一種超越和揚棄的過程。在這個認識自己、建立自我的過程中，這兩個「尺碼」也有其作用，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它們也可以做為我們建立自己價值體系「尺碼」的參考。在這個時候，我們確是需要借用日本人的眼睛和美國人的眼睛：只是我們更不能忘記自己的雙眼，必須保持我們自己的眼睛。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即我們只用一個眼睛的時候，不容易察看，而要用兩個眼睛，甚至要用更多的眼睛（在腦子裡），在我們做學問的時候，才可以有多元的思考，多元的比較，才可能看得遠，看得廣，看得深。但是，如果只是「虛胖」，以為自己現在的成就已是很了不起，只會說些「曲學阿世」、捧場的話，而不再求長進，那麼我們的自主性也就確立不起來。

　　6、大家一起來思考奮鬥在我逗留美國一年期間（一九八三年三月～八四年四月），看到許多鄉親在美國奮鬥，他們提出了很多很多對台灣將來的看法。我是不搞政冶的，而是站在學問學理的立場，來分析他們為甚麼會有那種主張和看法。

　　我想一提的是，有不少鄉親們喊出「台灣人是最優秀的」「台灣民族優秀論」，這個我就要慎重的考慮一下"．我們絕對不要自卑，但也不能「虛胖」，「虛胖」不是真正自主性的確立。

　　「優秀」是什麼意思、希特勒喊日耳曼民族優秀，日本人喊大和民族優秀，結果帶給了德國和日本悲慘的結果，而且為禍人類，害人害己。我們還是要踏實一點。事實上台灣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沒有什麼特別太優秀。雖然諾貝爾獎也不是絕對的標準，但我們台籍鄉親至今還沒有人得到過（新竹鄉親，李遠哲教授得一九七六年年度化學獎是後話）。海外台籍鄉親們的這種空頭的「虛胖」，會把我們台灣人帶往何處，找是擔憂的。

　　當年賴和先生的事蹟還停留在大家不敢談的時候，有一位老前輩，盼詩人文學家，也是林獻堂先生抗日的夥伴葉榮鐘先生，有次在日本講我吃飯時，談到他的老友賴和先生。他說：「以賴和先生的詩才，如果生在唐代的話，他的詩一定可以留在唐詩選中：如果賴和先生在二、三０年代的大陸，他一定可以和魯迅等著名的文學家齊名。但是，可惜台灣的「池塘「太小了，賴和先生沒有能夠完全燃燒，來發揮他的才華。」聽了這位前輩的話後，我一直在想，老先生對我講台灣是個「小池塘」，但這個「小池塘」是甚麼，是我們物質上的條件呢？還是我們精神境界的條件呢？他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們台灣知識份子來克服這個「小池塘」的境界昵?我們台籍知識份子始終末能建立起一個思考的真正主體，確立自己的「尺碼」，是否又與未能克服這個「小池塘」的境界有關。我現在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請大家一齊來思考，為了我們共同的前途而奮鬥。

本文原分類：[文化評論][兩個尺碼與認識主體的確立──應該加強日本和台灣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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