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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史研究集外集浩然千古見文章──戴國煇著《台灣史研究集外集》代序(3)

三月 29, 2002 | 台灣史研究集外集浩然千古見文章──戴國煇著《台灣史研究集外集》代序(3) 已關閉迴響。

文／王曉波

四

　　「對決」表示著兩者之間有矛盾，矛盾其實又可分為「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在殖民統治下，日本主體與台灣主體是存在著對抗性矛盾的，即使是對抗性矛盾，不但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並且還可以「師夷之所長以制夷」。至於「非對抗性矛盾」，那就是「道並行而不相悖」了。

　　以「主體」而言，又可分為「一元化主體」和「多元化主體」。「一元化主體」的價值論即「唯我獨尊」；「多元化主體」的價值論則是「兼容並蓄」。

　　對於「殖民地的孩子」戴國煇而言，殖民與被殖民「主體」價值的矛盾，顯然是不兩立的對抗性矛盾，而不允許有絲毫的苟且。在日據時期，被認為最同情台灣人的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在其著作中說：「我想，至少在經濟的開發以及普通教育的普及方面，是替殖民地社會帶來了永續性的利益。」戴國煇認為這正是因為「主體」的不同，才有矢內原忠雄這麼具有知識良心的學者也作出這樣的價值判斷來。在〈身份與立場〉中，戴教授指出這是「結果論」的謬誤，他批評矢內原忠雄說：

　　「這樣，他的觀點和說法，只有一個『結果論』了。每次到名古屋（東京大學位於名古屋）來，對於道路與地下街井然有序的情況，都覺得分外地來人佩服。名古屋的街道房舍很清潔，說來也是所謂的戰災復興的成果。當年受到美軍飛機B24、B29的轟炸，卻帶來了scrapandbuild的過程，才有這樣面目一新的大城市及地下街的出現。可是我們不能因為有了豪華地下街，就來肯定當年的美機空襲和戰爭吧！」

　　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戴國煇又聽到了有位日本教授發表類似的觀點，他則提出了以下的論證反駁了那位日本教授，戴國煇說：

　　「下面我要提一個比喻，也許有點過分，但請包涵：日本對『原子爆炸病症』治療方面的水準，是世界醫學界中很出色的。為甚麼有此成就？那是因為患者很多，其他衍生出來的有關問題也很多，日本醫學界不能不全力以赴，才有今天的成就。那麼，我們為了企求『氫彈症』醫療技術更上一層樓，是否應該請求蘇聯給我們丟一個氫彈呢？我們能否用上矢內原的邏輯說，因為促進了原子炸彈受爆關係的進步，原子彈轟炸『並不全為有害』這樣的話呢？」

　　戴國煇不能同意以單純的「結果論」來作為殖民統治價值判斷的根據，而主張：

　　「我相信，當議論殖民地支配的功罪時，應把支配的動機、支配的過程以及支配的結果，總合而論，才是應有的態度，正確的方法。

　　現在，我們暫時不問動機與過程，但是，把『普通教育』的成果，和『經濟開發』的成果留給台灣，那絕不是日本人的本意；真相是：因為戰敗而無法把這隻『名為『台灣』的乳牛』帶回日本。且以上所謂的「成果」，能不能成為永續性利益，還要看台灣人這方面的主體性能力和作為如何而定。」

　　戴國煇在他逝世後才出版的《愛憎李登輝》一書中，以同樣的理由批判李登輝說：

　　「就動機論，日帝統治台灣不是為了慈善，更不是為台灣人的利益。就過程論，史實告訴我們，日帝是殘忍無道的，如『西來庵事件』（一九一五年，引發屠村事件）、『霧社事件』（一九三○年，日帝用毒瓦斯彈鎮壓原住民）。就結果論，殖民統治留下的『遺產』如何解讀？當前被自我迷失者視為正面價值者主要為產業基礎建設，這些難道是日帝甘願留給我們的嗎？當然不是！日帝戰敗只好捲舖蓋走路，留下帶不走的基礎建設罷了。這些建設的主要資金，還不是來自台灣的稅金，僅以教育建設為例，台灣人納稅建校，卻限制台灣人入學，李（登輝）先生不也嘗過苦頭的嗎？對此猶不清楚，豈非可歎！」

　　因為殖民統治是一個民族支配另一個民族的統治，除了支配的一方，還必須有被支配的一方，所以，殖民統治是由支配和被支配者雙方構成的。殖民主義的罪惡除了支配一方的責任外，戴國煇還特別提出被支配一方的「共犯結構」。在〈身份與立場〉中，他說：

　　「以我戴家為例吧。我們戴家一方面在抗日運動中遭受到血腥的彈壓，在殖民地體制下承受過無限的民族歧視；可是，另一方面，做為被編進殖民地體制下的地主家庭，自願去肩擔殖民地醫學使徒的角色，卻也有機會積蓄一些財產。在後面這一點意義上，我們戴家不但處在『共犯』者的地位，同時也可以說是屬於分嚐殖民地支配利潤『殘渣』的『特權階層』吧。

　　初期的侵略、統治過程中，『嚮導』都是由我們漢族系台灣人中間的『自家人』來扮演。後來，從『同胞』中間繼續產生了買辦和合作者，為了分一杯『殘渣』而賣力過。

　　又，殖民地主義與侵略戰爭，不用說它會帶來物質層面的破壞和財富的收奪，更糟的是，它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侵犯者』和『被侵犯者』雙邊的人性破壞殆盡。」

　　戴國煇主張台灣「主體論」，但絕不是「台灣第一，台灣優先」的「唯我獨尊」的「一元化主體」，相反的他在八○年代〈「中國人」的中原意識與邊疆觀〉中，就批評了「台灣民族優秀論」，他說：

　　「最近我發現，圍繞著我們台籍僑界甚至於島內『黨外』界正在醞釀有『接受『台灣民族論』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一種怪氣氛，並唱『台灣民族優秀論』的高調。我得敬告諸位，這一種氣氛和順耳的高調或許能得勢於一時但搞不好，處理不妥很可能會變成『台灣式法西斯主義』的『鬼胎』。如此的話，它將引起的災禍將是無窮。

　　「我們鄉親的大多數人是屬於聰明人，為了明哲保身，對於這些問題都不願碰。只有我這個『胡路塞人』又是『傻瓜』的人才會提這些問題。總之，希特勒認為他們的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也夜郎自大地大誇他們的國，大談他們的大和民族優秀論與大和魂無敵論。史實已告訴我們，他們有過甚多的老百姓喝了『迷湯』後被捲入漩渦裡頭。他們誤信了它，惹起不甚小的災禍，害人傷己還殺了不少人，賠了甚多的命。」

　　戴國煇應當是最早指出台灣民主運動中包含「台獨法西斯」的學者，這是他作為歷史學者的洞見。

本文原分類：[文化評論][台灣史研究集外集浩然千古見文章──戴國煇著《台灣史研究集外集》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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