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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孫中山的兩岸意義
一月 16, 2011 | 辛亥百年──孫中山的兩岸意義 已關閉迴響。
對現在的台灣民眾來說,「國父紀念館」不是紀念孫中山的莊嚴殿堂,而只是一個提供市民休憩的「公園」;百元鈔票上的孫中山圖像,也不是感念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的功蹟,而僅僅是「鈔票」的代名詞。今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當天,媒體隨機訪問台灣民眾,多數人早已不知道這一天有什麼重要意義。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台灣媒體所訪問的結果,並不值得特別驚訝。
台灣各地都有「中山路」、「逸仙路」、「中山小學」、「中山國中」,看似充滿著寶島台灣的孫中山,其實逐漸在台灣的歷史與記憶之中消逝。
當年:日據時期的孫中山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傳來台灣,台灣民眾莫不哀痛萬分。對於孫先生的病逝,《台灣民報》發表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表達對孫先生最忱摯的哀悼。在日本高壓統治之下,台灣民眾仍然年年紀念孫先生的逝世。1927年,蔣渭水主持孫中山逝世二周年紀念會,他沉痛而凜然的說:「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場內外約四、五千位的台灣民眾,也在內心吶喊「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
台灣現存許多老宅的廳堂,仍然掛著孫中山的照片,從日據時代到今天。孫中山在國民革命事業中的偉大人格,以及孫中山思想使台灣人團結在中華民族認同之下,進而能夠對抗日本殖民統治,至今,仍然讓老一輩的台灣人津津樂道。
戰後:七○年代的孫中山
1970年代初期的台灣,釣魚台事件引起海內外中國學生的義憤填膺。但台灣卻有一批青年學子,非但不認為釣魚台事件與帝國主義有關,反而認定大陸才是迫害台灣的壓迫者,並主張要與美日等「先進國家」合作,發展成為進步、現代、民主的「國家」。這樣的觀點,在1972-73年的「台大民族主義論戰」中初試啼聲,成為往後台灣分離主義的思想根源。
面對台灣分離主義思潮的來勢洶洶,在這場民族主義論戰中,以王曉波、陳鼓應、鄭鴻生等人為代表的台大哲學系師生,開始以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做為反擊的有利工具。以王曉波為例,他認為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了武器、經濟、思想上的壓迫,也造成中國的貧窮。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是要保障分配的平均,民權主義是要保障人民的權利,民族主義則是能夠保衛國家與國民的利益,因此「三民主義」是抵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利器。王曉波也透過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指出,民族主義的功用,對外抵抗帝國主義,對內剷除「漢奸」,民族主義是被壓迫民族的權利與最後武器,只要對外有自立自強的民族精神,對內照顧農、工、漁、礦等基層民眾,則中國統一必會成功。
事實上,這一場發生在1970年代初的台大民族主義論戰,正是當代台灣發展的縮影。在政治發展上,由於強權勢力在台灣的「上下其手」,台灣民眾無法分清楚造成兩岸分斷的幕後黑手。在認同上,台灣民眾從「生活共同體」上綱到「命運共同體」,把大陸視為「壓迫者」,將「中國人」一分為二,使得「中國人」與「台灣人」概念最終從「同床異夢」走向了「分道揚鑣」。無論是政治發展,或是民族認同,其中矛盾分化的狀況,至今仍在台灣社會根深柢固。
當代:辛亥百年的孫中山
對台灣人而言,日據50年的慘痛歷史,孫中山的人格形象,以及他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事業,是台灣人民勇於反抗殖民,並致力於光復、回歸祖國的精神支柱。而孫中山民族主義對弱小民族的眷注與鼓舞,能夠促使台灣走出由於「雙戰」體制對戰後政治與認同發展的囿限。
此外,從台灣看大陸,我們為大陸的成長茁壯感到與有榮焉,但也為大陸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感到憂心忡忡。孫中山曾說:「我認為一個國家的偉大,不在於它的人民富有,而在於它的人民幸福。」(《〈對外宣言〉,附:孫逸仙宣言》,1922年8月17日)孫中山這一句箴言,對目前大陸發展是鼓舞,當然也是警惕。
本文原分類:[夏潮聯合會][夏潮聯合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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