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一國社會主義

　　俄羅斯革命認為民族主義是極為重要的政治問題，但並不屬於社會主義本身的問題。之所以重視民族主義的理由在於：民族問題和農民問題都被包括在對內、對外都還未完成的布爾喬亞革命課題中的問題，因此要往社會主義前進，就必需解決包含民族主義在內的布爾喬亞革命課題為基礎才能達成。
　　列寧等革命的領導人們並不認為，民族主義和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或社會主義的秩序原理。他們對亞洲的民族主義的態度，是把它當作作為主戰場的歐洲革命的同盟軍而加以支持並表示同感或同情。
　　史達林於1924年末發表的一國社會主義論，是從根本上修正黨對民族主義的立場——將社會主義體制嵌入主權國家的架構內而成為社會主義秩序的一個要素。
　　從今天看來，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歷史意義有如下兩點：
　　(1)一國社會主義論修正黨對民族主義的原則、立場，將社會主義的秩序以適合民族國家的架構重新形成——把原來屬於國際秩序的社會主義改為一國的秩序。
　　(2)一國社會主義切斷俄羅斯革命對西歐革命的「依存」看法，宣布俄羅斯革命的「自主性」，而將存在於俄羅斯革命思考中的，以歐洲為中心，以俄羅斯為邊緣的看法”解體”。
　　根據史達林的解釋，一國社會論是俄羅斯革命的理念，是淵源於列寧主義的教義，而不是其修正。因而長期被馬克思主義者當作真理而被接受。從1930 年代之後，對這個教義的批判或質疑都被當作對社會主義的最惡毒的異議份子。
　　革命前，列寧根據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不平衡發展的法則，提出社會主義可以在像俄羅斯這樣的屬於邊緣地域的國家，也就是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最弱的一環」的後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獲得勝利的可能性。這可以說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向來主張以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心的世界革命論的立場的重大修正。但列寧的這個特異立場，是就革命（在奪取政治權力這個意義上的）也就是革命的「順序」而言的。就以俄羅斯革命為導火線，無產階級革命不久將發展為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這個展望而言，列寧的立場與馬克思、恩格斯的立場並沒有兩樣。但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所主張的是，列寧等人所沒有提到的，有關「革命後的建設問題」——-也就是，在一個國家內，就算是如俄羅斯這樣的經濟後進國內，以「自力」（不依靠歐洲革命的支持）可以建設並完成真正屬於馬克思主義（也就是做為資本主義後的新秩序）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說，一國社會主義論的中心論點是：「俄羅斯在一國內以自力所建設的新秩序就是馬克思所意味的社會主義」這一種屬於「新秩序的性質」（註一）的問題，如史達林在1926年發表的有關「一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的論文中說：「…（一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是）以我們國家內部的力量可以解決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在其他諸國無產階級的同情與支持下，但不需要其他諸國預先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條件下，我國的無產階級掌握權力並利用其權力而完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由此可說，一國社會主義論的特異性並不在於革命的優先順位問題，也不是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是非問題。由於俄羅斯革命在1920年代後的國際孤立，在蘇聯一國內有著手建設的必要性是所有領導者的共識，因此才發生如20年代的「工業化論爭」——探討蘇聯一國的建設方案。
　　「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另一個重要論點是，有關這一個「教義」的歷史位置的問題——也就是說，一國社會主義論並非俄羅斯革命的理念、列寧主義的修正，而是其繼承，也是其正統的解釋。在1926年二月的上述論文中，史達林說：「否定一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的大義，是脫離列寧主義」。因此，在蘇聯一國內以自立完成社會主義是可能的，而否定這個可能性（據史達林，否定這個可能性的是托洛斯基的理論）的是，違背俄羅斯革命的精神、列寧主義的異端邪說。
　　一國社會主義論發表之後，在黨員、國民之間引起強烈的共鳴，而獲得了作為黨正統教義的地位，並被接受為國民信條。1920年代的黨內鬥爭中，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正統性受到質疑，並以引發激烈論爭，但到了20年代末期，史達林派獲得勝利之後，確立了其正確性。到了30年代，一國社會主義成為由國家權力所保證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對他的批判和質疑被當作和「托派」一樣，是罪惡的一端。
　　根據正統主義者的說法，一國社會主義的論爭中，史達林之所以能獲得勝利並確立其正統教義地位的原因，在於：他是列寧主義的正統解釋，且在理論上是正確的。所以在蘇聯的史達林批判後，共產主義的論爭中（如中蘇論戰），一國社會主義的是非對錯並沒有成為爭論的議題。也由此可知，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及教義的正統性是為所有「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領導者們所共同接受的。
　　史達林說，否定一國社會主義可能性的主張是不相信俄羅斯國民力量的悲觀主義，是與列寧無關的孟什維克立場。但正如許多人所指出，否定一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並非托洛斯基個人的見解，而是當時黨的共同立場。一國社會主義論發表之前，所有蘇聯領導者都不相信憑俄羅斯一國的力量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連史達林本身都不例外。他在發表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幾個月前曾說：「一個國家，尤其是像俄羅斯這樣的農業國的力量，不足以達到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和社會主義的組織化…」而且說：「一般來說，這就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列寧主義理論」。當時的蘇聯共產黨採取否定一國社會主義可能性的立場，其實是對社會主義基本觀念的邏輯結論——黨的社會主義觀念是：社會主義秩序無法和民族基礎兩立，社會主義是國際規模上才能夠成立的。
　　列寧等俄羅斯革命的領導者們對社會主義的共同看法是：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後的秩序，是以資本主義所達成的生產力、文明為基礎，並把它更高度化社會。具他們的見解，「在資本主義下，生產力已發達到無法和民族障礙兩立的地步時，在邏輯上生產力更進一步高度化的社會主義時代，國族國家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架構，社會主義在國族國家的架構內不可能達到完成的地步。」
　　「國際主義並不是抽象的原理而是經濟事實的表現。」「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於民族基礎上，但不可能在這個基礎上完成。」——托洛斯基的這些說法代表馬克思社會主義觀。因此，將社會主義置於民族主義架構內的「民族社會主義」就是反動思想。所以假如以一國社會主義論以前的黨立場是正統時，一國社會主義論才是異端思想。
　　隨著時代的變化，社會理論、教義受到修正是極為自然的事情。假如一國社會主義論也依據合理根據加以修正並明白說出時，就可獲得理論說服力。但史達林所做的是，加以修正卻又否認修正，因而在邏輯上無法得到一貫性。假如要修正邏輯化，就必須從根本上檢討與「一國社會主義〝不〞可能論」表裡一體的傳統社會主義觀。也就是說，「如何才能使古典意義下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做為資本主義後的秩序的社會主義，在民族國家的架構內完成」（如果這樣做，可以保持古典社會主義觀，但必需修正其架構），或著是將「在民族架構內所建設的新秩序稱之為社會主義——也就是對社會主義予以新的定義」。如此才能使一國社會主義論獲得邏輯整合性、合理論據。但史達林完全沒有做這些工作。所以一國社會主義論，由於史實的扭曲和缺乏邏輯一貫性有著致命缺憾。但一發表就在黨內和國民之間引起激烈且廣範圍的共鳴而被當作正統主義接受。因此其所以如此被接受的理由，不能以理性或邏輯來解釋。
　　20年代的蘇聯和30年代以後的蘇聯不同的是，教義不可能以權力逼迫人民接受。教義的是非是在黨的會議上，由領導們的公然爭論來決定。雖如此，一國社會主義論卻迅速滲透於黨和國民之間，從下支持史達林，讓他在黨內鬥爭中獲得勝利。一國社會主義論之所以能夠迅速且廣泛被傳播的最大原因在於：這個教義的主調是，向國民、向民族感情呼籲，是訴求於民族主義的心理、心情而來的，而這種社會共鳴之所以能形成，與俄羅斯革命的內外諸條件的變化有關——西歐革命的低潮，蘇維埃國家由於外交手段而提高其在國際上的威信，由於新經濟政策的成功，國民經濟得以自力復興……等等，在20年代中期以前發生的這些現實變化，使其與將俄羅斯革命的存亡寄望在西歐革命的傳統態度不相容。——大多數的黨幹部已經成為精勵於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外交的行政官僚，而不再是革命家。佔國民中壓倒性多數且又是新經濟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的農民，是傳統的民族主義者。從農村來的大多數勞動者也是如此。加之，戰爭、革命、內亂等相繼而來的慘禍，使人們之間產生疲倦和倦怠感，因而極端希求安定與秩序，迅速喪失其對可能引發動亂的西歐革命的關心。所以一國社會主義論中唯一明確的主張——確信俄羅斯可以以自立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引發了強烈共鳴。一國社會主義論是，對在新經濟政策下的俄羅斯的現實變化所產生的新心裡、新態度等既成事實的適應與迎合。所以托洛斯基批評一國社會主義論所說的「史達林核心官僚都是以既成事實為根據」這並沒有錯。此後，史達林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貢獻」幾乎都是既成現實的合理化，或以方便的手段使理論正當化。（如引進不平等工資制度、階級鬥爭激化論、國家權力的最大限強化、一黨統治的制度化等等）而這就是政治神話的誕生。一國社會主義論和所有政治神話一樣，為了訴求國民的心理、心情而單純化、圖式化，因而比理論性呼籲更具有更深、更廣的滲透力。不久之後，一國社會主義論升級為第三國際的神聖原則，使第三國際改變路線承認俄羅斯社會建設的優先權。1929年12月21日，史達林50歲生日時，第三國際書記處以提倡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歷史貢獻作為讚美史達林的重點，而且在幾乎同一時候發動，以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是以一國社會主義論為口號而全力推行。這種社會主義建設所引起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動，在1936年12月的新憲法中，被認定為「基本上已建設了馬克思所意味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在所有方面，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所有已成為支配性的所有權關係；社會的階級構造已經消除剝削階級而由勞動者、農民（主要是集體農場的農民）、勤勞知識份子所構成；馬克思所說的「按勞分配」已成為分配原則。於是，史達林認為現實已證明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正當性。所以可以說，1936年的憲法就是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勝利宣言。
　　問題在於：在短短的六年內就「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的這個說法，是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法。在史達林思想裡的社會主義，是缺漏了「人的解放」這一個社會主義根本目標，只是形式上的機構論而已。列寧在1920年說：「我們現在還不能引進社會主義秩序」。針對這種說法，托洛斯基認為並不是悲觀主義，而是「歷史的現實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共識。30年代的社會主義觀點是全面否定這個「共識」而成立的。
　　一國社會主義的教義化和實踐是民族主義在社會主義歷史上的勝利，所以也是馬克思主義歷史上的重要轉捩點。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一國社會主義成為教義後，馬克思主義就和民族主義妥協了。因此人們誤認為，古典馬克思主義所謂的國際主義是19世紀的落後信條，20世紀是民族主義的世紀，而符合20世紀的教義就是一國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