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一黨統治與代行主義

　　在革命期間，俄共中央於非公開的黨會議中，曾經激烈爭論關於應該是成立布爾什維克的單獨政權？或是與其他黨成立聯合政權的問題。根據現在已公開的會議記錄，列寧、托洛斯基等人在會中強硬主張單一政黨，但他們的主張是針對行政機關（人民委員議會）而言，至於在行政機關的選出母體，也就是全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全俄羅斯蘇維埃大會等「代議機關」，是以複數政黨的共存為前提。可見，俄羅斯共產黨的一黨統治並非來自革命政權的權力構想，而是由於苛酷的內戰致使複數政黨的共存成為不可能後的結果。
　　1918年4月，一方面日本軍隊登陸海蔘威，外國勢力開始干涉革命；一方面，在外國勢力的鼓勵下，國內反革命份子的活動也開始活躍，於是右派社會革命黨做出接受「國際聯盟」援助的決議，公然宣布打倒布爾什維克獨裁。同時孟什維克也不再隱瞞對布爾什維克的敵意。面對這種形勢，全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在1918年6月14日，以「協助反革命集團」為理由開除這兩個黨派，留存於中央權力機關的政黨，只剩下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但由於以農民為主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強烈反對布爾什維克強行徵收糧食的政策，認為這是「城市對農村的宣戰」，並對布爾什維克單獨和德國講和也表明嚴重不滿，因此開始以暴力及暗殺手段對付布爾什維克。首先暗殺德國駐莫斯科大使並在莫斯科地區發動暴動；繼之開始暗殺布爾什維克主要領導人，甚至造成列寧身負重傷。除了國內的反革命軍之外，德國、奧地利、捷克、塞爾維亞、羅馬尼亞、法國、英國、波蘭、日本、芬蘭等軍隊也不斷攻擊，而被封鎖而陷於飢餓狀態的國內也不斷發生暴動，暗殺以及鐵路、橋樑的爆炸等。羅莎‧盧森堡以「政治生活的野獸化」來說明這種情況。由此可知，布爾什維克的一黨統治，是現實上被迫從「公社國家」理念全面撤退後的結果，這與德國納粹黨用武力鎮壓他黨，有意圖地奪取單獨政權的情況有所不同。
　　不過，在內戰結束前，列寧、托洛斯基等領導者已經出現將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專政同義化的言論。隨著一黨統治成為既成事實之後，他們更主動接受這個事實並加以擁護。但是，在這裡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對既成事實的擁護並不等於制度化的承認。雖然一黨統治的事實已在進行中，在1918年7月所制定的俄羅斯共和國憲法中完全沒有有關黨的規定。同時，在1919年通過的黨綱領中規定：「政治權利的剝奪、任何對自由的限制，都是當剝奪者為了固守或復活自己特權意圖時，為了鬥爭的暫時性手段，才成為必要。隨著人剝削人的客觀可能性逐漸消滅，這種暫時性手段的必要性也會消滅。黨是向著縮減以及完全廢止（剝奪政治權利、限制自由）的方向走的。」在這個綱領中，我們絲毫見不到宣布社會主義社會的完成以及將一黨統治長久化的史達林邏輯。
　　一個可能的疑問是：既然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階層的腦海裡並沒有一黨制的觀念，為何在內戰結束後，卻又立即地適應了一黨統治的事實，並斷了回歸複數政黨的念頭？
　　歷史的研究還沒有找出肯定的答案，但可能的理由似乎如下：

　　　　〈Ⅰ〉布爾什維克不僅缺乏一黨制的觀念，也缺乏長期的制度構想，因此也沒有多黨制、政治複數主義的構想。革命政府為自己的政府加了「臨時」兩字——他們認為這個政府只不過是在不久之後，在全世界規模的「國際社會主義秩序」出現之前的，短期的過渡時期權力而已。加之，他們相信革命後包括黨在內的革命權力將會迅速「消亡」，因此他們對這個問題並未提出進一步的設想。這就是說，由於他們相信權力的暫時性，反而肯定在內亂後的社會荒涼中，成為唯一政治凝聚的黨的單一統治。
　　　　〈Ⅱ〉他們缺乏對「一黨制邏輯」的理論性預知能力。列寧的組織論中缺乏了對「組織客觀邏輯」的洞察。「組織的客觀邏輯」是組織一旦成立，就會依照他本來的運動邏輯運作而且反過來規制創造他的人們的活動（也就是異化）。在列寧等人的思想中，組織是服務於創造者的目的，創造者可依照其意見而自由操作、變更，甚至可以將其廢止的工具而已。一黨統治是為了戰勝內戰，使革命政權繼續存在的唯一的政治選擇，列寧等人因此將一黨統治正當化。但他們無法預知，一黨統治一旦固定化就會引發黨以及國家體制的質變。從列寧晚年對秘書的口述記錄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在和史達林的鬥爭中已關心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是已經來不及深究。同時，在20年代末期，布哈林等人也注意到「一黨制的邏輯」，但也已經「時不我與」。

　　總之，黨在如何對應被統治者對黨表明不信任的問題上尚未深究的情況下，便在20年代接受一黨統治並予以積極的擁護。雖然列寧的黨論以及其「先鋒隊」觀念在一黨統治正當化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不過正如Deutsher所說的：「歐洲社會主義思想的任何一派，都沒有注意到當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者失去勞動者的信任時，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就邏輯上而言，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理念和一黨統治的固定化是互不相容的。當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而無產階級對黨的領導表示不信任時，由於沒有其他合法政治勢力可以替代，因而不得不忽視階級的意志。在這段期間，領導者和勞動者之間根本不存在「黨不會犯錯誤」的觀念。那麼，黨因一黨統治的固定化而不得不帶有反民主性質時，在邏輯上如何將一黨統治正當化呢？這種正當化的邏輯就是所謂的「代行主義」。
　　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也就是無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行使其職權時，需要做為政權主體的階級的存在。在十月革命時，這個階級（無產階級）的確是存在的，但在長時間的內戰中，勞動者因工業解體而四散，許多政治意識較高的勞動者不是在內戰中死亡，就是轉移到行政部門。內戰的結果導致勞動階級的解體，在這種情形下，黨就作為無產階級的代理人而行使其治權。
　　Deutscher說，布爾什維克是由無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菁英主義（或威權主義）這兩種傳統所構成。在革命初期，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相當顯著，但一旦勞動階級解體時，就只有依據菁英主義的傳統，將自己當做無產階級利益的唯一代言人。因此，黨就將黨的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等置化」作為政治政策的基礎。
　　1928年7月，布哈林在和加米涅夫的秘密會議中，針對史達林的恐怖政治指出：「黨和國家如此完全成為一體，就是罪惡的根源」。這是因為布哈林對於行政權力介入黨內問題的處理，破壞了以批評的自由和理論鬥爭為不可或缺要素的黨內民主，替而代之的是行政的一言堂秩序，從而GPU（國家政治保安部）成為黨內生活的決定性要因等等局面，表示深深的憂慮。但如果以更全盤化視野來看，黨和國家一體化的現象所意味的是，由單一政黨統治的固定化所帶來的包括黨在內的，整個統治結構的變質。換言之，黨和國家的一體化是與以黨和國家雙重的變質為內容的一黨制問題有所關連。
　　從歷史看來，一黨統治是十月革命後，為了對付政治上的反對者所採取的所謂「紅色恐怖」的直接結果。但令人吃驚的是，布爾什維克的權力理念中完全沒有一黨制的觀念，而更令人吃驚的是，當一黨統治成為既成事實時，布爾什維克卻能夠快速地適應並加以擁護。如不能瞭解這一個事實，就無法理解布哈林對加來涅夫所表示的那種悔恨之意。
　　宣布十月革命勝利的彼得堡蘇維埃決議，慶祝了歷史上稀有的無血革命。因此大家認為，這是「國家與革命」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可以比以往任何革命更少的流血和犧牲而完成」的實現。
　　革命勝利的十天前，列寧說：「我們不僅現在不會行使，而且將來也不會行使，將不帶武器的人們帶上斷頭臺的法國革命的行為，因為我們的背後有力量（多數者統治）」。布爾什維克喜歡拿自己的革命和法國革命相比較，就「恐怖主義」的問題而言，布爾什維克是想極力避免雅各賓派所犯的歷史錯誤。所以當以「準備對革命政權的武裝叛亂」的罪名將立憲民主黨非合法化時，托洛斯基說：「法國革命時，雅各賓派將比這些人更老實的人以防礙人民意志的罪名帶上斷頭臺，但我們尚未有處刑過任何人，也不準備處刑」。他並不是空口說白話。在革命勝利後的三個月內，革命政權並沒有處刑任何人。
　　布爾什維克這種對行使權力的樂觀態度，也影響到他對其他政黨的態度。革命後討論到有關組成新政府的問題——是布爾什維克的單獨政權或聯合政權時，從黨中央委員會的議事紀錄中，還沒有發現暗示對其他黨派進行鎮壓的發言。列寧、托洛斯基極力主張布爾什維克的單獨政權，但他們並沒有主張在選出政府的「母體」（蘇維埃大會、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實行一黨統治，而且在這些機構中還是以複數政黨的共存做為前提來進行討論。當一些同志擔心，不用恐怖政治就無法維持布爾什維克的單獨政權，也會變成不負責任的政治體制時（後來變成事實），列寧等人則以「蘇維埃只要以一次票決就可以推翻政府」來做為回答。列寧在1918年1月的鐵路工作人員大會上說：「蘇維埃權力優先於政黨」，「當勞動者不滿於自己的黨時，蘇維埃可以讓他們改選自己的代表，將權力轉移到其他黨派，改造政府」。可是在這段期間，剛誕生的革命政權由於內亂和外國軍隊的干涉而面臨嚴重危機。政府決心，不管用任何手段都必須保衛革命。因此為了求生存而依賴權力的強化，尤其是行使恐怖主義政策。
　　革命的數星期後，內亂和外國軍隊的干涉的危機開始出現。於是托洛斯基在1917年12月的全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上說：各位反對我們以較有節制的「恐怖」對付階級敵人。但各位要知道，不到一個月之內，我們必須依照偉大的法國革命家的前例，不得不執行更為激烈的恐怖。我們不僅要以牢獄，更要以斷頭臺來對付敵人」。不久之後，革命政權以「與反革命和怠工鬥爭」的理由，設立「全俄羅斯非常委員會」（簡稱“解卡”，1922年改為「國家政治保安部GPU，1954年更名為KGB，1991年10月解散」。開始時“解卡”的活動領域是為了對付軍事危機，恢復和維持秩序，所以組織也不大。但在內亂、外國軍隊干涉以及由於革命政權向農民強制徵收糧食的政策而產生的緊張和危機感之中，到了1918年夏天，“解卡”成為孤立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對政治反對者進行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的機關。
　　總之，布爾什維克的理念是實現公社國家，但在現實狀況下不得不從這個理念全面後退而成唯一黨統治。即，布爾什維克的一黨統治並非其理念的實現，而是「狀況」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