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一黨統治和一言堂化
　　考察迄至三０年代為止的蘇聯政治史，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從「民主集中制」走向「一言堂主義」的變化軌跡。當然，助長蘇聯共產黨「一言堂主義化」的因素有很多，但就二０年代的歷史而言，「一黨統治」的固定化和黨的大眾政黨化，應該是最重要的兩個因素。在這兩個因素的相乘作用下，蘇聯共產黨非常迅速的完成了「一言堂主義化」。
　　首先，在多黨制的情況下，一旦與自己所屬政黨有了不同的見解，政治家可以選擇投靠其他與其立場一致的政黨，或另組新黨來從事合法的政治活動。但在「一黨統治」的情況下，這些人除了殘留在這個與自己立場相左的政黨之外，沒有其他可以繼續其合法政治活動的場域。因此，在「一黨統治」的條件下，黨不得不讓那些異質份子留在黨內，從而黨就成為表現各種不同利益或要求的場所。假如黨的目的和黨的組成份子之間沒有一定程度的均質性，統合組織意志的民主機制就會運轉失靈而無法維持。所以，在「一黨統治」的情況下，就不得不依靠不同於民主程序的紀律和組織原理來統一全黨的意志。「一言堂化」就是在一黨統治之下，取代民主集中制來因應新的組織狀況的統合原理。
　　其次，由菁英政黨出發的列寧式革命政黨，自從成為執政黨之後，逐步的走上「大眾政黨」的道路。1917年4月蘇聯共產黨的黨員人數大約為4萬人，革命後黨員人數急增，到1923年初時已有黨員48萬5千人，而1926年更迅速的突破100萬黨員。大眾政黨化的現象使黨內民主主義和組織統合陷入兩難的局面，創造了組織走向官僚化或寡頭化的條件。就蘇共黨史而言，在內戰後面臨著內外危機情況下，黨在1921年的大會上一致通過的「派系廢止令」，就是黨走上一言堂化的關鍵性分歧點。
　　「派系」就是，有共同見解的黨員們，為使其共同見解能夠成為黨的全體意見，從而組織起來進行各種宣傳活動所形成的集團。列寧曾經指出：「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也就是保障所有少數派和忠誠反對派的權利、保障各級黨組織的自治權、所有黨的職務必須經由選舉產生、報告義務、定期性交替……」，「少數者擁有批評的權利，以及為了在下次大會中決定問題而進行『煽動』的權利，但是在政治行動上必須服從多數者」。因此，容許結成派系是保證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從也就是保證「從下而上」的民主主義統合的重要制度。
　　這一點，可以從革命後的黨內鬥爭這個事實得到證明。黨在革命後仍然繼續肯定黨員有結成派系並進行活動的權利，列寧本人也在「工會論爭」中發表過「原則上結成派系的自由是當然的權利」的言論。但是，一旦這個論爭發展到足以引起黨的嚴重分裂，導致統一體的機能無法推行，或者是發生像1921年2月的“喀琅施塔德”海軍基地叛亂那樣的政治經濟危機時，列寧便下定決心要廢止保障派性活動的權利。該提案在1921年的黨大會中獲得支持，一致決議禁止派性活動並下令解散派系。
　　這個「派系廢止令」是為了因應當時所面臨的危機而形成的臨時性決議。為了克服這個危機，幾乎所有的幹部都贊成禁止派系，但這個決議並沒有對其效力的適用期限做出規定，因此日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黨內產生新的爭議。站在黨的執行機關的立場（如總書記史達林），當然希望能夠永久禁止派系的存在。因此主流派（史達林等黨機關的幹部一直都屬於主流派）一直援用禁止派系的決議以便封殺「反主流派」的活動，而反對派則從黨內民主主義的立場要求廢除該項禁令。因此，該項禁令在三年後的黨大會中仍然沒有列入黨章--也就是說，在這段期間，黨內的意見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將禁止派系制度化的程度。事實上，整個二０年代都存在著強而有力的派系（反對派也指控史達林派本身就是一個派系），並展開黨內鬥爭，而史達林等主流派也不得不在言論的層次上進行對抗。正式將禁止派系條款列入黨章，是在史達林完全掌握黨機器的三０年代（1934年的第17屆大會）。所以，托洛斯基後來所說的：「批評的自由和理論的鬥爭是黨內民主主義不可否定的事實。布爾什維克無法容忍派系的教義，只是衰退期的神話而已」絕非是無的放矢。
（d）黨內批評的自由
　　禁止派系的決議雖然嚴重地限制了實現黨員權利的手段，但並沒有否定黨員保持少數意見的權利，以及以此作為前提的「從上而下」形成黨意的民主過程。因此，不能夠單純的將黨的「一言堂主義化」歸咎於禁止派系的決議。例如，在該屆大會中，為了再次確定「黨中央的決定必須迅速、正確地執行。同時在有關黨生活的問題中，所有有爭論的問題，在黨尚未做決定之前，完全可以自由地在黨內做討論」的規定，在有關黨的建設的決議中特別記載了：「黨內批評的完全自由」。黨章中雖然規定：「黨員不服從黨的決定時，可以採取包括開除黨籍在內的制裁」，但在當時並沒有要求持反對意見的黨員必須放棄個人意見，或要求他們進行自我批判，承認自己的錯誤。黨所要求的只是在「行動」層次的服從而已。所以，禁止派系的決議絕非是否定「從下而上」的民主過程，黨也不是在禁止派系後便轉變為「一言堂主義」。
　　雖然黨的領導階層在做出決議時，主觀上並無將黨的組織原則轉變為「一言堂主義」的意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從歷史發展的結果看來，「禁止派系」的決議最後的確成為黨轉變為「一言堂主義」的重要佈置。因為：

　　〈Ⅰ〉雖然，派系的禁止並沒有剝奪黨員批評黨權力的權利，但由於禁止或嚴重限制黨員在黨內形成小團體將其不同意見訴諸於黨內輿論的活動，因此縮減黨員對抗黨權力的對抗力。
　　〈Ⅱ〉對黨權力的批評究竟是派系活動，或黨所容許自由的言論活動，是難於判定的微妙問題。假如有獨立於黨執行機關的監察委員會來判定時，也許可以防止不利於黨員的裁判。但因應於這種需要而設立的監察委員會後來卻喪失其獨立性，淪為執行機關的隸屬單位。因此，其判定易於傾向執行機關的意向，也就是盡量將言論自由的容許範圍狹窄化。
　　〈Ⅲ〉該屆黨大會的第七項決議（當時屬於秘密條款）規定：中央委員會可以罷免、開除黨大會所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此決議削弱了代表機關的權力，為黨的執行機關的中央集權化開路。

　　由於上述這些因素的作用，也由於「禁止派系」的決議，更由於黨從菁英政黨轉變為大眾政黨，為黨組織的官僚化提供條件，黨組織的一言堂化才得以迅速進行。正如E.H.Carr說，黨的一言堂化並不是由任何人有意識地計畫的過程；也不是由任何人一貫反對的過程。有些人往往把黨的一言堂化和史達林連結在一起。沒錯，史達林是黨的一言堂化的最大受益人，但如果說一言堂化是由他個人意志所推動，也是不符事實。在二０年代，由於新經濟政策的成功，使社會實現了經濟和政治的安定；構成社會的兩大階級（工人和農民）之間也獲得和諧的關係。這種社會關係的安定化同時也緩和了包括「代行主義」在內的威權主義要素，阻止了黨的一言堂化趨向。事實上，二０年代是「大膽的、知性和藝術性實驗的時代」，是實驗「無數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和藝術樣式的時代」，因此在本質上不同於三０年代以後的官僚主義一致性。在蘇聯70年歷史中，二０年代是在藝術、社會科學、歷史等領域中最豐收的時代。因此，整個二０年代一言堂化的趨勢雖然很強，但阻止他的力量也不可忽視。這種阻止的力量使布爾什維克固有的政治文化繼續存在。真正造成黨走向「一言堂化」的關鍵性轉換，是以「從上而來的革命」做為媒介，這是包括史達林在內的任何政治菁英都沒有預料到的戲劇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