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Lucie 的告別式走出來，好朋友都在，為了沖淡凝結在空氣中哀傷，我安排了一個簡單的午膳。席間，雲章稱職又溫暖的向大家報告 Lucie 大去之前的生活，以及面對死亡的從容，大夥也間或的分享著跟 Lucie 相處時的軼事，「她是被累死的…」曉鵑眼眶裡的水分透露出不捨的心情。而我，一如往常的催促著大家用餐，好用來隱藏自己不願說出來的心事：「這世界，知道我們在幹甚麼勾當的人，又少了一個…」，一種漫無邊際的寂寞正悄然而至。

Lucie 走了，屬於她的年代卻還留著

　　這些年，或許是年齡到了，或許是工作的關係，「送往迎來」早已成為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特別是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受難的「老同學」再怎麼剛毅堅卓，也終究無法通過自然規律的催迫。我常以為，這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機會跟這個用鮮血澆灌的歷史連繫起來，送走了他們，也意味著送走了那個「國共內戰」與「東亞冷戰」交相勾構的時代，體會他們未酬的志業容或還有些許的喟嘆，但口中唱著「不用再為祖國擔憂」為他們送行，心中總有幾分明白坦然。

送走Lucie的心情卻不太一樣，她談「解放」，議題遍及階級、性別與種族，但鮮少論及國家與政體，她所關心的是路徑和過程，以及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作為她的學生，她的提問就像一方鎮尺，沉甸甸的壓著書卷後面那一整疊的空白，除非你把她丟下的命題一一搞完，否則這一頁，想要把它翻過去，很難！

老師，我要當你的學生

　　認識Luice，是因為社發所才結下的緣份。在此之前，雖然從許多老保釣的言談中，多少知道一些對她在七○年代的進步行徑，但是，在那個狂飆的年代畢竟有太多的「事蹟」，用來砥礪砥礪自己可以，要是較起真來，恐怕也只是徒增困擾而已。當時吸引我到社發所唸書的，並不是UCLA回來的左派學者成露茜，而是她對「左派學院」的想像。我知道，或許有一些臭味相投的人會在那裡，而我正渴望有人結伴。

　　那一年，剛結束了我在越南的「迷走」。經商的那幾年，我經常從夜夢中醒來，環顧四壁，我發現我對生活的要求並不多，一張床、一床被、幾件當季的衣褲、幾本當下在念的書，當然還有CD卡座，我喜歡古典音樂。商場上的翻雲覆雨，累積了財富卻累積不了自己，白天我是一個精明幹練的經理人，掌控著上億美元的投資方案；晚上讀著資本論，苦思人類過往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困局，那些年，蘇聯體制剛剛解體。我知道，再這麼幹下去，人格早晚要出問題。我嘗問我自己：甚麼時候你最快樂？甚麼時候你最自在？陽明山巫雲山莊畫室廊前那把破藤椅，以及斜照進我手上書頁的午後的陽光，最是讓我充溢著幸福感；草創勞權會時沒日沒夜的勞工服務，竟也是一生中難得的心無他騖。於是，我推掉朋友在事業上的一切邀約，在蔡健仁老師的引介下來到 Lucie 的跟前，告訴她，我要做你的學生。

也是一種幸福

　　我喜歡讀「毛」，常在當中擷取一些吉光片羽，有時候也會用他的話來嚇唬人，但更多的時候是拿來給自己壯膽──仗著一點酒氣，上山打老虎去。但平心而論，這麼些年來更多受用的是對「老馬」持續的閱讀，他很科學，講究規律，認為「要掌握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才能讓規律為你服務」。有了這一層體悟，它讓我在運動退潮，或是在現今這種悶死人的「和平緩進」的量變時期，能夠耐得下性子來迂迴前進，而不會無措手足。

　　那些年，剛經歷了所謂「學運世代」的右傾機會主義轉向，看見自己昔日夥伴擠身綠朝新貴的難堪身影，有時候不免覺得自己像是在暗夜獨行，寂寞得緊。特別是九○年代的工農運動，也不禁各路人馬的政治算計和派性操弄，搞得潰不成軍。而我自己，也只撈了個「脫離群眾」的罵名而已。因此，在那當下，有些話不想說，有些話不能說，有些事說了也沒用，但更多的時候是無人可說。

　　在社發所的學習，雖然曉鵑經常告誡我：「一個人說話，其他人就得閉嘴」，同學們也經常取笑我說起話來就「盤古開天」。但或許是寂寞太久了，也會許是真有一些心事，談起事來總不忘了要「循循善誘」，喋喋不休。那日子過得實在是「暢快淋漓」，直至今日想來還有些許甜美。試想，在台灣有哪個課堂，大談「馬克思」非但不成為禁忌，而且還會受到鼓勵？當然，對於師友的耐性和包容，不時也會感到歉然，但總感覺到有一雙微笑的眼睛在鼓舞著你：「在我的課堂上，不需要有知識的寄生蟲」，Lucie 用當年她老師罵她的話來挺你。

面對真理的態度

　　我自幼桀傲，本事不大但有點小聰明，討厭權威也害怕權威，最喜歡挑戰「老師」，看到他( 們 )回答不了我的提問，心中就有幾分得意。從小到大也不曾像親近Lucie 一樣親近過一個「老師」，她從來就只問問題，不會把答案強加於你，聰明的讓人生氣，卻又不得不暗自服氣。一開始，我幼稚的以為她只不過是老江湖，懂得站在一個最有利的位置，不給答案就可以迴避挑戰。但時日久了，我才體會出箇中深義，Lucie 常說：「社會科學的任務，不是解決問題而在於提出問題，問題提對了，事情就解決了一半。」

　　這句話，包含了多層的涵義，有些我當時就懂，有些是日後我才搞明白。

　　第一個層次，是屬於認識論的範疇，那是我當下就隱約懂得，也嘗據此來理解Lucie 的話意。辯證唯物主義者大概都會同意，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受到一定社會的知識積累、科學的發達程度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的制約，雖然篤信可以藉由實踐活動來逐漸掌握真理，但也只能通過「相對真理」來接近「絕對真理」。也就是說，在同意人對客觀世界的正確認識受到歷史條件制約的意義上，Lucie 承認一切知識的相對性，只能正確的反映客觀世界的某一個部分和片斷。

　　因此，Lucie 認為社會科學在向「真理性」逼近的過程中，「問甚麼」比「是甚麼」來的重要，問對問題，你才會知道要從哪裡入手來解決問題，通過甚麼途徑來解決？而不會白作虛工。對於作為實踐哲學的信奉者的 Lucie 來說，任何的社會存在都是通過矛盾的互相作用而得以自我發展，因此，對客觀事物發展的矛盾性質的把握，也就是你的問題意識，比便宜的答案來得更有價值。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改造世界

　　第二個層次，涉及「對話」( dialogue )，乍看之下是「方法」，但歸根到底還是個認識論的問題。這是我日後在實踐的挫折中，反芻 Lucie 在「保羅‧弗萊雷( Paulo Freire )專題研究」的課堂上所強調的「對話關係」，才得到的體悟。

　　一般的師生關係最主要的特徵就是「講解」，老師的任務最為極致也不過是「傳道、授業、解惑」而已，但更多的情況是單向的往學生身上灌輸「知識」，在那裡，老師的角色是「無所不知」而學生卻是「一無所知」。通常我們只看到一個作為主體的老師在講台上喃喃自語，而台下坐著的盡是只能耐心地接受、記憶和反覆儲存材料的作為客體的學生。這種「灌輸式」的教育，由於缺乏一個互為主體的對話關係，扼殺了學生的創造力和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它的社會功能就在於將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複製到學生身上，實現統治者所希望的「社會馴化」。

　　Lucie 向來就不吃這一套。她認為教育是通往解放的道路，堅持知識的目的是用來改造世界，而不是來解釋世界。因此，在社發所的嘗試中，Lucie 強調理論與實踐的聯繫，採用「提問式教育」( problem-posing education )，試圖通過與學生的對話來揭示現實，並對現實進行批判性的干預。她不是要將她的知識或價值灌輸給學生，而是在反覆的提問中形成一個互為主體的批判性對話。Lucie 認為，只有通過這種「對話」的交流，人們才能意識到他們所共同置身的世界，從而才能提供互為主體的合作關係，用來改造現實。提問式教育的目的，就在於讓人們認識到自己存在於世界之中，並且可以作用於世界。因此，這種對話行動的認知範疇不能脫離實踐，它的目標就是使被壓迫者認清自己的真實處境，從而自願自覺的去改造這個不公正的現實，也就是要改造這個世界。

　　有別於一般社會科學家強調客觀中立的「偽科學」，Lucie 堅持真理性與價值性的統一。

Luice 留給我們的一個問題

　　第三個層次，涉及「組織」，這個問題 Lucie 只有隱約的提示，鮮少直接觸及。這當中涉及對某些歷史事件的評價，有太多是參揉了我個人的見解，不能把它硬塞在 Lucie 的嘴巴。或者，把它當成是我今天發言的結語，就算是代替 Lucie 拋給大家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有人說，Lucie 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六八年世代之女，可惜空降台灣這個反動的島嶼，自難免無奈和禁抑…。這當中自是有幾分對 lucie 一生行儀的洞見，但就我看來，與其說她是對那個狂飆年代的直接繼承和延續，毋寧說她更多的是對上個世紀人類的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某些失誤，在反思後的嘗試。至少，在與她有限的相處中，我看到她關心著、也嘗試著去回應許多後現代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命題。

　　坦白說，我個人雖說也是通過六八年學生反體制運動的間接啟迪，才投身於社會變革運動，但是在總體上我卻沒有對它做出過高的評價。我向來認為，學生做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做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群體，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才出現的社會屬性，它既不是一個階級，也不是一個階層，它沒有它自身的特殊利益。它的進步性就建立在這裡，正因為它沒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從而能夠擺脫現有體制的桎梏，對社會提出一些一般化的設想，扮演起社會先鋒性的角色。但是，恰恰也是因為它的這個屬性，導致它在社會變革運動中缺乏物質基礎，從而無法藉由它的自身的發展來解放自己，更遑論解放這個世界。它必須依附在一個特定的階級或階層，將自身的利益與這個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統一起來，從而透過這個階級或階層的解放來完成自身的解放。

　　因此，問題就不是出在學生運動本身，而是在該要倚靠誰？或者是通過誰？的問題，也就是要探究誰才是社會變革運中的行動主體？關於這個問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定會毫不遲疑的就回答你：當然是工人階級。但是，當年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將革命的熱情投射在學生的反體制運動，不也恰恰是立基於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不革命」的事實。十九世紀末，馬克思之所以把革命的主體設定為大工業生產體系下的無產階級，自然有他的社會根據，主要是它在人口中占了多數，又在生產過程中被有機的組織了起來，更重要的是，工人階級掌握了主要的社會生產力。但是，撇開工人的階級覺悟不說，時移今日，在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紛紛藉由資本全球化的手段，將「世界工廠」的主要勞務轉嫁在中國工人的身上，傳統的藍領勞動者是否還能承擔世界變革的角色，就引起許多人的懷疑。除非，你願意等待中國的工人來解放你。

　　Lucie 一生熱衷人的解放事業，有一句話她常掛在嘴邊：「你看看這有沒有甚麼可能性？」縱觀她返台後的諸多嘗試，雖然不免遭遇到許多的挫折，但總的來說都指向一個問題，到底在此時此刻，誰才是 transformation agencies？這也是她創設社發所，並將它命名為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的深意。她固然高度重視階級問題，但卻也不認為所有的東西都能用階級來解釋，這當中，隱約的觸及到一個去中心化水平式網絡組織的運動設想，與建立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體系下的垂直結構大異其趣。

　　後者，以列寧式職業革命家政黨為典型，向來被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批評為菁英主義，是社會主義官僚化的根源。這種「垂直整合」 (vertical ）的等級制度，有科層結構和官僚，以及屬於它的組織成員。它們有不同程度的內部紀律，也允許不同程度的內部爭論，但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政治立場，其它特定議題的組織(比如說，婦女團體、環保和種族解放運動)，只有作為一個從屬的和特殊化的團體納入一般性的垂直組織中，才能取得它的合法地位。

　　與此相反的，後者作為一種水平結構的網絡化組織，刻意將自身打造成一種即沒有官僚、沒有科層結構，也沒有公開的政治職位，有的只是開放和持續性論爭的公開論壇，任何人只要反對在「對話」中所共同意識到的壓迫結構，都能參加。這聽起來或許有一點抒情詩的況味，特別是當它還處於某種剛萌芽的階段( 例如，世界社會論壇 )，但證諸過去一個世紀人類的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特別是蘇東坡體制的解體，似乎又有那麼一點現實性的意涵。

　　Lucie 私淑 Paulo Freire，認為被壓迫者為解放而鬥爭，不應該反過頭來將自己複製成壓迫者，而應該在解放自身的同時也解放壓迫者。但這並非一蹴可及，它必須體現在組織化的每一個過程，體現在互為主體的對話關係當中，因此她高度關注運動過程中人與組織之間的關係，以及在組織中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或許，在缺乏足夠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現在就要對這種水平化組織的模型做出評價，還為之尚早。但我深信，我們正身處於一個過渡時期，未來可能更好，但也不保證不會變得更壞，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想要維持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將由什麼來取而代之。因此，我們只有毫不妥協地推動歷史向著一個更為民主、更為平等的世界體系前進，「人的全面解放」才能得到保障。

　　Lucie走了，沒有交代任何身後事，了無牽掛的走了。留下來的，不該是在世者的唏噓，而是該如何嚴肅地對待她所拋下的命題。做為她的學生，我想，這無疑也是一種難得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