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師組織工會與教改的契機
　　這一連串的教改過程中，關於教師的部分就屬1995年「教師法」的通過。「教師法」表面上作為體現教師專業自主在法律上的保障，從而規範了教師的權利義務。實際上，透過「教師法」將教師權利義務以特別法來規範，才是真正損害教師作為一個公民應受憲法第十四條關於集會結社自由的基本人權。
　　長期以來，國府為了在經濟上達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積累機制與政治上反共國家安全體系的需要，對「意識型態再生產」的教育部門，實施了嚴格的思想控管（師範教育）與經濟收編（免稅、每年調薪）。因此，教師對其經濟上被豢養，政治上被控管始終缺乏自覺。這種情況實際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裡教師角色的真實位置。沒錯，教師一開始就是受薪階級，但卻是服務意識型態再生產的受薪階級，起著國家統治機器的職能，與公務員、軍警一樣都是國家機器的一部份。這也是為什麼一向主張開放教師組工會的民進黨，在獲得政權的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9月19日立法院通過由勞委會提出的「工會法」修正案草案裡，仍保留第四條「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軍火工業之員工，不得組織工會」。今年（2002年）5月勞委會在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勞動三法」的修訂條文中，也仍作出「教師、各級政府行政機關及公立學校公務人員之結社組織，依其他法律之規定」的決定。即便是在此次教師團體強大的壓力下，民進黨仍僅「支持教師組工會，但反對教師擁有罷教權」來回應（2002/09/25臺灣立報）。
　　儘管教師在社會存在上屬於國家統治部門，但隨著國民黨李登輝政權以及隨後的民進黨執政，盛行了數年的「自由化、民營化」已徹底的結束了台灣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同時，伴隨著美國主導下資本全球化的腳步，宣告了跨國壟斷資本與民營壟斷資本在台灣起支配作用的時代來臨。隨之而來的將是政府職能的弱化與NGO化，因此，民進黨政權一方面向財團急速傾斜；一方面由行政院出面主導，藉由政府效能改造之名，全面進行瘦身，自廢武功。在教育上表現出教育經費的停滯甚至是巧立名目進行實質的縮編，以及相應而來的公私校學費的無量上揚。這個變動促使教師開始思考自己的處境，第一次集體意識到自己社會位置，從而在教師自我身份識別上自發的想要擺脫在政治上、在經濟上被收編的局面。
　　此次的928教師爭取組織工會的萬人大遊行正是這個結果的表現，並且初步得到國家政權的承諾（不含罷教權）。但是關於教師罷教權問題卻引發了包括人本教育基金會、台灣勞工陣線、台灣人權促進會以及諸多家長協會對於組織工會後教師可能獲得罷教權的反對。反對的提法是，罷教權的行使牽涉無辜第三人利益－－學生的受教權，因此教師罷教權的行使應該受到限制。雖然，全國教師會為了達到減少阻力從而能夠順利組織工會的目的，僅便宜行事地強調團結與協商的手段與宣傳策略，但是從教師爭取工會與教育改革的角度看來，罷教權恰恰是關鍵。
　　一般對罷教權疑慮的論述基礎，在於將教師與學生相互對立，這樣的對立當然不會僅是主觀概念的產物，它的現實基礎來自於資本主義「買跟賣」的商業倫理，全然是以消費者意識簡單的將教師與學生直接對立起來。既然學生已經「付費」來購買老師所應傳遞的「知識商品」，那麼國家片面授予做為賣者的人格化代表——教師，享有「罷教權」，當然學生就成為「無辜的第三者」，其「受教權」自然有受到威脅之虞。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更深一層的考察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學校教育的基本職能與目的，並從中得到啟發而找到解決方案，則上述的簡單對立將不攻自破。
　　從上述對過去十年教改的分析表明，資本主義學校教育既然是勞動力「馴化」的過程，必然有所謂紀律的要求與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考慮。因此，建構於勞動異化下的勞動紀律要求，成為學校教育紀律訓練的來源。工業化的歷史表明，將勞動力趕入工業部門的「馴化」過程是異常慘烈的，那麼，教師做為學校這項職能的執行者，自然與學生對立起來；此外，工人的工資決定於工人勞動力再生產所耗費費用，其中包含教育訓練在內。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必須以取得便宜的勞動力為標的，因此使工人教育經費便宜（如國民義務教育）與生活資料便宜（如低糧價政策）就有著同樣重要的地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學校教育就必須依據受業年齡制訂一般化的能力指標與相對的學習內容，從而為達到指標而不考慮個別學生的學習背景與能力發展的差異性，就成為教師教學的目標。於是一個只能填鴨式的教，一個只能被迫的學，教與學被絕對的割裂，教師與學生在根本上對立起來。
　　看來，教師若要解決罷教權的反對聲浪，首先必須破除躲在學生與教師的對立關係背後的資本邏輯和結構制約力。當然，像人本教育基金會那樣以一種虛幻的、沒有考慮物質基礎，主觀的對教師教學態度所做的責難，並非本文的目的。事實上，教師爭取罷教權的實踐過程，將促其認識到必須破除教師與學生之間，一個只教、一個只學的對立關係，從而了解到對立關係來自於資本主義的學校教育制度，並且改變它。要改變這個現存結構，巴西解放教育家保羅‧佛雷爾（Paulo Freire）認為，惟有透過作為主體的教師與作為客體的學生之間互為主體的「對話」，共同建構出批判意識，覺醒到教師／學生的社會存在，從而在兩者協同合作的基礎上對現存結構（客體）進行改造（賦權），並在實踐過程中反省、修正實踐的方式，透過這個行動／反省的反饋過程，最後建構一個替代結構，完成另一次主客統一。
　　當然，這樣的實踐過程，學生與教師互為主體的關鍵來自於「對話」，透過教學內容與意識覺醒的直接同一，打破教師與學生上對下的對立，並且教師／學生的罷教行動，甚至學生／老師的罷課行動都是兩者爭取權利的展現，如此，所謂「無辜第三人利益」的論述，則不攻自破。總之，透過教師工會的發展與勞動三權的爭取，為教師與學生之間對立關係的破除找到可能性與現實性，這將是一場真正能翻天覆地的教改運動來臨的契機。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