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社會」到「國家」

（1）關於國家的問題

　　（A）做為「必要之惡」的國家

　　成形於19世紀中葉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將「國家」看成是與「社會」有所區別，又由社會所支持的「實體」（這裡所說的國家，相當於英語的State或State Power，也就是含有統治主體、政治權力等意涵的「國家」，以有別於與祖國、國民相聯繫的Country和Nation）。這種將「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看法起源於19世紀的社會觀，認為「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雖然經過原始積累階段取得了相對自主性，但又從屬市民社會（Civil Sociaty）並受其支配。
　　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部分的19世紀自由主義社會觀，將「國家」視為是人為的、形式上固定的、背離人性的「惡」，而將「社會」視為是符合人性的、自然的「善」，是在人的共同生活上最具權威的「善」——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雖然是對19世紀自由主義的反叛，但在思維構造上兩者畢竟擁有共通的要素。因此，馬克思將「政治強制的消滅，社會自治的發展，以及由社會來吸收國家的公共機能」視為是建設新社會的過程。馬克思認為，一旦做為國家存在的必要條件的階級對立，歷史地消滅時，做為必要之「惡」的國家也終將消亡。
　　從目前的「現實」看來，馬克思主義將「國家的消亡」視為是新社會的表徵的這種「未來的圖像」，似乎仍然顯得有些突兀，但就馬克思主義而言，一旦廢止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後，在計畫性生產的秩序中「國家」將會喪失其存在的依據。
　　但是，馬克思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肯定在任何社會生活中公共機能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他認為，即使在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一定期間內，公共機能必然還殘存著政治強制的性質，因此，承擔這種強制任務的國家就仍然被需要。不過，這種暫時性、過渡性的「國家」，只能夠存在於社會自治實現以前的階段。因此，馬克思將革命後的權力命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走向「消亡」過程中的國家，或者是列寧所謂的「半國家」——也就是逐步走向非國家過程的國家。1871年的「巴黎公社」，以及在1905年革命時由勞動者自發地組織起來，並且在1907年十月革命中再生的「蘇維埃」，就是這種過渡性國家的模式。

　　（B）「國家與革命」中的去官僚體制

　　關於革命後權力的型態和機能，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提出了一定的構想。該書出版於革命之前，長期被共產主義者奉為圭臬，在該書中列寧主張發動革命，粉碎包括議會體制在內的舊國家體制，要求重新創建出「公社型權力」。這種權力型態主張：「任何人只要能讀、能寫文字，都可以藉由公選來輪流統治」，不需要以「專門資格」任命的公務人員（行政官吏、職業軍人等等），也就是廢除一切與公選制無關的官僚制度、常備軍和警察等等，而以結合立法、行政、司法為一體的「勞動者蘇維埃」為統治主體。
　　列寧之所以認為任何人只要有識字能力，都可以行使統治機能的原因在於：

　　　　1.無產階級國家是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國家，因此從前由少數人統治多數人所需要的壓制機構，就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統治機能可以單純化；
　　　　2.科技的高度發展，也可以單純化統治機能。

　　（C）從社會到國家

　　基於上述，我們可以將列寧的社會主義國家理論簡單的描述為「從國家到社會」的過程。但是，二十世紀的政治社會（不管是資本主義體制或社會主義體制）卻都走向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走上「從社會到國家」的道路。
　　首先，面對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資本主義社會喪失了對資本主義經濟「自我恢復機制」的信心，要求由國家出面干預市場來解決危機的思考和實踐，取代了自由放任的「不干涉主義」，預示了「國家主義時代」的來臨。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蘇聯也正進行著「從社會到國家」的轉型——開始於二０年代末期、在三０年代中期達到頂點的快速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正是藉由強大的國家權力來推動，從而確立了由國家全面掌控生產手段的「經濟的國家主義管理體制」。1936年的蘇聯憲法，宣布蘇聯所實現的社會主義經濟在政治上的上層建築，並非是逐步走向消亡的國家，而是被最大限度地強化了的國家，以及因為國家強大化而完全弱化的社會。
　　因此，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走向並不是「從國家到社會」，而是「從社會到國家」。E.H.Carr曾指出，這意味著「國家」和「社會」兩者的區別的逐漸消解。就二十世紀的政治經濟現實而言，「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看法已不符實際。誠然，單就國家作為經濟計畫與經濟活動的主體這一趨勢來說，E.H.Carr的指責並非沒有道理，但是如果我們考察到「史達林批判」後的「既存」社會主義體制歷史時，便會發現先前為國家所解消的社會，有再度主張其自主性而與國家相抗衡的趨勢。因此，現代社會主義思想的課題，正從「從社會到國家」轉換到「從國家到社會」的向度。但是，其具體化途徑為何？目前還處於摸索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