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關於權力的問題

　　（a）無產階級專政

　　在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中，理想和現實之間差距最大的是有關「權力」的問題——在理想中，權力會逐漸的縮小並歸於消滅，但在現實中，權力卻往往被濫用且以龐大的力量君臨於社會之上。從1850年，馬克思在「法蘭西的階級鬥爭」一文中提出「從社會主義革命到廢止階級的過程中，必然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階段」的概念之後，無產階級專政被認為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權力學說的核心觀念。
　　如果我們將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無政府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權力學說相比較時，我們可以發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性，就在於其做為社會主義權力的過渡性上。簡單地說，馬克思主義以廢止國家為其終極目標，在這一點上與徹底否定權威的無政府主義有相似之處。但是，馬克思主義又主張從社會主義革命後到「階級消滅從而國家消亡」的目標全面實現之前，仍然需要一個過渡性的權力形式，這就和主張立即廢止權力的無政府主義相對立。在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都主張革命後的一段期間內還需要權力，但是因為國家社會主義不肯承認社會主義權力的過渡性性質，以及其權力的特殊型態，所以兩者的見解又有分歧。
　　簡單的說，馬克思主義的權力學說是處於無政府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之間。但就權力的根本思考而言，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論是比較接近於無政府主義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展望「國家的消亡」，只承認權力的過渡、暫時必要性。在馬克思主義中本來就不存在著以權力的永久化為前提將權力神聖化的想法。所以，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主要的批判對象，是國家社會主義而不是無政府主義。這本書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於其徹底否定權力的思想。
　　「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革命後所需的暫時性的、過渡性的「階級歸屬」的表現形式，而不是與民主主義對立的「獨裁」政治。反而由於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者統治，是構成社會多數者階級對少數者的統治，因此擁有民主主義的性格。但是，由於「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歷史表現，往往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來推行權力的絕對化，而不是將權力逐漸解消於自治社會之中。因此，無產階級專政一辭常常被濫用來長久化權力體制和其執行。

　　（b）工農民主專政論和不斷革命論

　　在1905年革命以前，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展望革命的共識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是布爾喬亞革命的主體，所以革命勝利後所形成的政權是由資產階級來承擔。在這個過程中無產階級也會扮演積極的角色，但卻祇是次要的角色。列寧的工農民主專政論和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正是建立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
　　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看，1905年的革命是挫折的布爾喬亞革命。雖然Narodvik（人民主義者）主張一次（或一階段）革命論（從專制政治直接飛躍到社會主義革命），似乎受到馬克思的默許，但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卻無法接受這個看法。列寧等人認為不通過政治民主主義的道路而逕自走向社會主義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們都是兩階段革命論者。
　　但列寧和托洛斯基所質疑的是：雖然革命的性質是屬於布爾喬亞革命，可是革命的領導勢力以及掌握革命的階級為何一定是布爾喬亞階級？關於這個問題，列寧和托洛斯基從1905年革命的經驗中得到答案。
　　列寧根據「1905年革命是由革命的無產階級和農民所推動的布爾喬亞革命。雖然革命運動的要求並不包含社會主義，具有布爾喬亞的性質，但革命的中心勢力是工人和農民」的事實指出：「布爾喬亞革命的勝利，不一定是布爾喬亞階級的勝利」。列寧認為，能夠與俄羅斯專制政治鬥爭到最後的階級，只有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的覺悟比布爾喬亞革命更先進，因此才能從頭到尾完成民主主義革命。
　　但是後在進資本主義國家的俄羅斯，無產階級只佔國民中的少數。因此，列寧認為要完成布爾喬亞革命，其運動性質必須是受到國民大多數所支持的國民革命。俄羅斯的後進性使無產階級站在布爾喬亞革命的第一線，但是無產階級只有和農民階級聯盟才可能在布爾喬亞革命中佔多數而獲取勝利。因此，革命後的權力形式應該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主義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在革命政府中，非無產階級代表有可能佔優勢）。這一點就是列寧和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的差異所在。
　　至於，在如何從工農民主專政走到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如何從布爾喬亞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上，列寧的看法是：農民分配到土地後可能不再支持社會主義，因此，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階段，無產階級必須和〝半〞無產階級（貧農）聯合。不過，列寧更進一步的認為，俄羅斯的工農聯盟獲得勝利後，必然會刺激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所以俄羅斯的民主主義革命是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引爆劑），而西歐無產階級在革命勝利後必將反過頭來援助俄羅斯的無產階級革命。換言之，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導權不在於俄羅斯等後進地域而在於資本主義先進諸國的無產階級。由此可知，列寧還是忠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想法的。
　　反之，托洛斯基的革命論是將俄羅斯的布爾喬亞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當作連續過程，因而被稱為不斷革命論。托洛斯基針對俄羅斯社會構造的特殊性進行分析，做出：後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可能比資本主義先進諸國更早獲得權力的結論。他認為，1871年的巴黎公社，並不發生在英、美等資本主義核心國家，而是發生在屬於“小資產”的法國巴黎，就是最好的例證。他說：「將無產階級專政依附於國家技術力量（生產力）的想法，是極為單純的經濟主義唯物論的偏見」。他從“1905年，資本家以關廠來回應工人對8小時工時制的要求後，俄羅斯的勞動者起來佔領工廠，並由勞動者本身管理工廠，從而獲得其要求（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要求）”的經驗中，確信「在像蘇聯這樣的後進國家，國民中只佔少數的無產階級在還未發展成多數者之前，就可以在資本主義尚未發達的時期單獨地獲取權力」。
　　這個顯然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和托洛斯基本人對農民和西歐革命的看法有關。托洛斯基認為，向來只關心地方利害的農民，在本性上不能成為獨立的革命勢力，在近代社會中，更因為「資本主義的歷史是農村從屬於城市的歷史」，所以農民在政治上更為無力。或許，在民主選舉上，勞動者的一票等於農民的一票，但是在革命時期，1000個罷工中的鐵路工人在政治上比100萬個農民來得更有力量。農民的支持當然是必要的，但只有無產階級在權力鬥爭中證明其堅決意志時才能獲得農民的支持，因為弱者會被強者所吸引。總之，托洛斯基認為：「無產階級獲得權力後會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現於農民之前」。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由於農民反對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這兩個無產階級的主要政策，農民的支持就變成不可靠。於是，托洛斯基認為無產階級權力為了其存續不能不求助於西歐革命的支持。這就是說，托洛斯基堅信：縱使少數者也可獲得權力，但少數者的長期統治只能依靠俄羅斯革命和西歐革命的結合。
　　關於這一點，列寧後來透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不均衡性等理論，也得出「後進家國俄羅斯的無產階級可能比西歐先進國更早確立獨立政權」的構想，而1917年列寧的所謂「四月綱領」，就是這個思想到達頂點的政治綱領。
　　十月革命是在缺少歐洲革命支援的情況下，面對二月革命未能完成的布爾喬亞課題（土地改革），革命政權執行徹底的土地改革而獲得農民的支持。就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過程而言，不能不承認不斷革命論對歷史發展的洞見。但就十月革命後革命政權如何取得農民的支持而言，在沒有發生西歐革命而使得俄羅斯革命陷於孤立的情況下，列寧的現實主義想法（多數者革命）對尋求革命的存續而言，是有較大選擇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