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李登輝分道揚鏢
　　戴國煇先生1931年生於台灣，是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正牌台灣人。親歷過“二﹒二八”事件的他，對台灣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
　　他在著作中多次抨擊兩蔣（蔣介石、蔣經國）在台的特務統治造成的白色恐怖。因為《蔣經國傳》而被台灣情治當局指使人殺害的在美台灣作家江南，就在該書中引用許多戴先生的資料。戴先生在兩蔣統治時代被當局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由此更可見戴先生堅持使用中華民國護照的民族情操難能可貴。
　　戴先生不僅關心台灣本省人，也關心和理解在台灣的外省人。記得八十年代中期，台灣發生了一位退役老兵李連科持槍搶劫案。案發後，這位隨兩蔣來台的退役老兵的遭遇引起台灣媒體的披露、報道、評論。著名作家李敖寫了一篇“為一個老兵吶喊”的佳作，風行天下。戴先生也很欣賞，叫我們讀一讀，並很有感情地說，隨老蔣來台的老兵很可憐、孤苦伶仃，數十年不能回老家探親，思鄉成病啊！政府有責任啊！
　　正因為如此，戴先生對蔣經國晚年變法，取消戒嚴令和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給予歷史的評價。
　　戴先生與台灣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輝也有忘年交情。兩人都是留日學農出身，又都是客家人，原國民黨監察院院長，李登輝的入黨介紹人王作榮在其回憶錄《壯志未酬》中曾記述道，1970年元月，王作榮奉蔣經國之令，率同李登輝等一起作訪日考察。王作榮寫道：“順帶要提到一件事。我們在東京考察期間，曾由李登輝提議，拜訪本省籍旅日農業經濟學家，後亦成為歷史學家的戴國煇。戴國煇時為我國情治人員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不能回國。事後事實證明戴國煇為一愛國者，長年旅居日本，並在日本立教大學任教，但仍持中華民國護照，與台灣毫不相干。戴國煇曾親睹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對於此一事件的立論也最為公允可靠。我知道李登輝邀我同往的用意，有我同往，不怕情治人員打小報告，遂欣然同意前往戴府拜候，同行者還有陳清治。李登輝、陳清治兩位事先已告訴我戴國煇的背景，戴國煇還邀請了其他留日的學生參加，享受戴夫人的盛宴，放言高論，毫無顧忌，賓主盡歡。現戴國煇已回國，受聘為國家安全會議的諮詢委員，相逢時常回憶這一段美好的往事。”
　　戴先生1996年5月應李登輝邀請返台。戴先生辭去立教大學教職返台，顯然有意助李登輝一臂之力，為台灣的民主化、台灣史學的發展，為台灣兩岸的互動做些力能所及的貢獻。
　　然而，始終保持獨立客觀學者立場的戴先生最後卻常與李登輝意見相左。對李登輝的“兩國論”與其過度依附日、美的政治路線提出質疑。他認為美、日最終將以自己的國家利益來考慮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細，台灣應保持“自立（非獨立，非分離）與大陸共生”的建設性立場。為此，他常受到李登輝派與獨派批評。面對這些批評，戴先生以君子坦盪盪的姿態回應：“我不是獨派，也不是統派，我是正派！”堅稱“我是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
　　當然，李登輝不喜歡聽這些忠言，特別是戴先生在國發會對此提出質疑後，李登輝便在1999年5月聘請新一屆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時不再續聘戴先生了。
　　戴先生當然不會為五鬥米折腰，他後來擔任台灣文化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並在政大兼課作謀生之道。與此同時，他仍保持獨立學者的批判立場，並與王作榮以對談的形式出版了《李登輝風雲二十年》一書，對李登輝作重新評價。
　　磊磊落落地乘風歸去
　　戴先生是在2001年元月9日下午5時30分病逝於台大醫院，享年70歲。醫師說戴先生是因感冒發燒後細菌感染引發敗血癥而去世的。戴先生近兩年來、計劃由台灣南天書局出版《戴國煇談台灣歷史與現實》系列著作，目前已出版了《台灣史探微》、《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寧靜革命的來龍去脈》，最新的《近代台日關細史論》即將出版。戴先生去世後，台灣媒體悼惜之聲不絕，稱他是正派治史做人的典范，是台灣近百年史研究的大家。
　　戴先生大半生活在日本，對日本學術界、教育界貢獻良多。但戴先生去世後，日本媒體與學界卻保持著早春寒風料峭般的沉寂。很可能戴先生的主張與李登輝親日的“台灣的主張”不同，從而受到日本主流媒體與台灣（包括中國大陸）研究主流不喜而遭冷漠吧？！大有人走茶涼之嘆。我雖不敏，願以大陸學子之情，為戴師作一悼憶，為沉寂的日本媒體、學界投一石波瀾，遙為紀念。
　　戴先生生前沒有特別的遺言，只有簡短的交代：海葬！磊磊落落地來，也要磊磊落落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