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海峽兩岸之間﹐二次大戰後持續了半個世紀的民族內部對抗的歷史性造因和演變經過﹐相信兩岸同胞在史實的認識上已經沒有太大的分歧。儘管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期間﹐對國家﹑民族的革新大方向或人民自救運動的性質等問題上﹐國共雙方向有對抗性堅持﹐但在美﹑蘇兩極對抗的冷戰體系中﹐隔海對峙的態勢定著化到七○年代後﹐時間終於催化了兩邊政策的遞變。大陸一方的“解放台灣”和台灣一方的“反攻大陸”﹐在積年的冷戰恐怖均衡下日益空文化後﹐首先於1979年﹐由中國全國人代常委會名義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而台灣方面則遲至1991年由李登輝政權宣佈“動員勘亂時期”和“臨時條款”的結束。從此﹐兩岸關係由內戰延續線上的軍事對峙﹐轉入政略競爭的新階段。
　　以此大環境的改變為契機﹐台灣島內的民間促統運動﹐從八○年代後期開始形成。時值兩蔣政權告終﹐台灣社會在各種指標上顯露出將要走進資本主義政經結構體的自我調適期。而在兩岸問題方面﹐也逐漸脫離數十年來國民黨主政下的反共最高價值論的制約﹐出現方向內容不一的新論旨。諸如﹕超越國﹑共內鬥思惟的民族大義論；思想反共﹑行動不反共產黨的政治實用主義；非中﹑脫中的台灣新民族論；以當前的分離狀態為起點的台灣獨立建國論……等﹐不一而足。
　　筆者身為島內民間促統團體的一成員﹐親歷十餘年來運動消長的實際過程﹐深感台灣資本主義基本體制對社會意識的決定作用﹐也是當前社會上反中拒統立場的深層根源之一。此外﹐兩岸問題在法理上雖屬一國內政性質﹐卻在美國霸權的刻意運作下變貌﹐早已被納入“世紀國際問題群”的表列中。誠然﹐美霸的中國政策一日不改﹐《台灣關係法》是台灣獨立運動的最大“外部條件”。但任何外在條件都要通過內部結構的“門”才能產生作用﹐因此有關台灣內部統獨意識型態的形成及現況如何﹐形成了必須加以理解的一個關鍵點。換句話說﹐當前台灣的時代意識中的拒統趨獨傾向﹐其社會性內因是什麼﹐這一份理解對促統運動的具體推進是不可缺落的。這就是本文試作探討的理由。
　　按社會一時代的主流意識型態﹐是多數成員的生活體驗和生活認識的集約反映。像台灣這種經歷過經濟起飛﹐已具備上“新興工業地區”條件的社會﹐多數中產以上的成員在意識裡肯定的﹐還是經濟生活中的私有價值﹐和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價值。這一點﹐即使是升斗小民﹐恐也不例外。處在社會樞紐地位的有權者階級﹐他們的生活守則更是從消極的守財保權﹐到積極的增產擴權的現實功利觀。這便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實踐反映論的例證。不論從消極的防衛本能或從積極的企圖心出發﹐總是把國家公器或制度規範加以工具化﹐牢固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把廣大人民的利益擱置在一邊。這就是任何一個歷史階段的統治階層的私利的保守本性。
　　然而與此社會上層站在對立面的﹐是以勞工為主的勤勞大眾的受害意識﹙例如﹕他們自認為是台灣當局的扶資抑勞政策﹐和大陸的對台招商政策的雙重犧牲者。﹚或改革意願﹙例如﹕他們嚮往真正的罷工自由﹚。雖然當前台灣勞工階級的意識落後性和組織落後性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還是在緩慢地進步中﹑覺醒中。這是因為現實生活的苛刻性使他們驚覺到群眾生活和一定的政治問題之間的關聯性﹙例如﹕今年5月16日﹐有部分工運團體示威抗議台北的AIT﹐口號中有﹕“兩千七百億軍購保不了台灣安全﹐數百萬失業家屬為生活沉淪哀嚎！”“。
　　就兩岸促統政策的基本方針──“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而言﹐以此口號呼籲的對象﹐包括以守財保權為重的有權上層和對現狀懷有敵意的廣大下層。上層階級的接受動機﹐多數是經濟打算﹐亦即﹐追求高利潤而轉投資﹐或者為了迴避戰爭。但絕大多數的下層人口卻缺少積極響應的動機──因為一國兩制下的兩岸統一﹐在他們看來﹐似乎無關於社會弊病的改造。島內促統運動推進了一個年代﹐之所以頓挫多進展小﹐正是因為社會上層者的機會主義總是患得患失多有顧忌﹐懼戰心理又有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得以緩解。而下層大眾則在長達半世紀的國民教育的反共教條影響下﹐多數保持著恐共心態﹐對統一議題一貫冷漠。
　　相對而言﹐因為當權半個世紀的國民黨的高壓專制和黑金政治﹐已經積成了普遍的民怨﹐使黨外時期以來的台獨運動對台灣社會上下階層得以發出改善結構改良制度的宣傳口號。一種“台獨則改革”的期許心理﹐在一定範圍內確能動員到相當多的知識青年層。使得台獨運動的總成員中﹐有社會各方面的改革運動團體﹐特別是青年隊伍的參與相當積極。與之相對﹐統派運動中幾乎只有單項的民族理念性目標﹐對資本主義的多元文化薰陶下的青年層吸引力不大。此外﹐美國對華方針的剛柔兩手的敵對性策略是世人皆知的。特別在世紀之交﹐美國經濟的衰退相當嚴重。其所推行的資本全球化必須由政治的實力主義加以配合。於是出現了惡質的右翼政權。甚至不惜把世界﹙特別在亞洲﹚再度推入新冷戰的緊張局面下﹐且以興革中的中國為假想敵。我們預料得到﹐美國霸權蓄意挑釁中國主權的邊緣行為﹐今後或將層出不窮。而中方的自衛反制﹐時而顯得十分艱難。這些都形成了台灣分裂主義的強固的後盾。
　　以上所提﹐不外島內促統運動所遇到的三種阻力。其一﹐是資本主義功利價值觀﹙包括私有價值﹑民主價值﹚對歷史傳承意識及民族的共同體意識的淡化作用。其二﹐是政經利害恆常衝突的社會上下階層對兩岸問題的評估態度的分歧。特別是﹐勞工大眾在兩岸互動中漸有被邊緣化的趨勢。其三﹐超強獨霸的美國﹐基於反共反華的戰略構想﹐不改強行介入兩岸問題的既成政策﹐形成了分裂勢力的最大奧援。
　　不過﹐綜觀全局﹐雖有上述的利空因素﹐大局所定大勢所趨﹐還是有一個最大的推力正在運營中。即是二十年來大陸所推動的改革開放的巨大的成果﹐它所發揮出來的無比的說服力量。在島內統獨爭議中﹐最大的情勢教育﹐應來自大陸上有目共睹的現代化成就。唯有如此﹐才能針對有目標﹐有步驟﹐有執政權﹐有群眾基礎﹐有外力支援的分離主義運動﹐發揮政治的對抗力量和經濟的吸引力量。島內統運能不能拉開更大面向的戰線﹐是一個急需解決的策略爭議。島內有所謂統左路線的團體。以“左”來代表勞工的權益自衛運動及其他反壓迫爭公平的各類社會改革運動。而以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的實現﹐為擺脫多項人民困境的共同的突破口。亦即﹐在強權主宰的世界秩序中﹐唯有國家的實質有效的政治統一﹐才是社會改造的必要前提。唯有強調這一點﹐才能在廣大社會下層人口及一般知青階層心目中強化統一運動的正當性甚至道德性意涵。
　　最後﹐不論美國政府的阻擾政策抑或台灣當權派的頑冥立場﹐都需要以政權的組織力量為憑恃。而在現代資本主義的上層結構體──所謂的民主政體的法制下﹐一種政策要存立﹐需以民意的認同或授權為基盤。只要促統運動在社會大眾的現實生活中適切地凝結成有關兩岸關係的合理觀點﹐且以獨派當權後的種種反動本質的暴露為戒﹐逐步改造當前民意構造中的反理性部分﹐包括特定的歷史情結﹐或惰性心理障礙……等﹐逐漸形成社會多數的共同認識和共同願望﹐則兩岸統一之最後實現﹐將是歷史推演的唯一歸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