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普通話是在坐牢時才學習的，在這之前，連筷子要怎麼講都不知道。今天在這裡講，如果說不清楚，請大家包涵。
　　人們總是會對部分事物印象深刻，而且，記憶會自我發展，膨脹起來。所以，我可能對有些事情印象特別深刻，清楚了然，很多事情卻也不復記憶。因此，我就我自己能理解且記憶清楚的部分，跟大家分享。
　　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其中有許多是共產黨員。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真正具有黨員身份的只有70～80多位，到了「香港會議」的時候也只有400多位。當時，為了因應革命形勢的需要，會議決定放寬入黨條件，只要是反國民黨的都可以吸收，等到解放後再做教育。但是，即便是這樣，一直到「省工委會」案件爆發的時候，全台黨員也只有900多人，相較於整個五０年代白色恐怖期間被槍決和判刑坐牢的人數，還算是少數，可以想見當中絕大部分只是同情者，甚至是冤、錯、假案的也有。我知道有一個案例，有一位在火車站擦鞋的鞋童，把擦好的皮鞋放在報紙上，不巧當天正好刊了老蔣的照片，被檢舉坐了幾年牢。
　　韓戰雖在1950年6月25日爆發，但在此之前，1949年時，情治機關已經開始抓人，可是不敢馬上槍斃，因為，大陸那邊隨時都會打來，情治機關也在看風向、投機。抓來的人大部分關在軍法處，保安司令部，刑警總隊，保密局南、北二所。南所以前是日本軍司令部，也就是後來的警備總部，牢房很小，逮捕的人卻很多，一間房間大概2公尺四方卻關了24個人，大家只能輪流睡覺，睡8小時，然後站16個小時；北所的條件較好，原來是辜濂松母親家的一間工廠。當年號稱是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曾經擔任辜濂松母親的鋼琴家教，是地下黨人，因此，辜母曾透過呂赫若資助地下黨的印刷所，事發後，其財產被沒收改建成保密局的拘留所。北所的空間寬，而且，房間隔間偷工減料，水泥摻沙多，挖一挖就可以相互通話。所以送到北所時大家都很高興。
　　外面的狀況是，直到1949年10月，很多地方政府不敢辦雙十國慶。整個台灣社會，當時充滿大陸共產黨解放來台的氣氛，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也時常會送東西到監獄給一些同志，想投機、押寶。
　　歷史局勢的變化有時不以人的意志而移轉。後來，韓戰開始，風氣丕變。美軍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演習，1949年9月，在美國的支持下，情治機關就開始大規模槍斃同志們。
　　當時被捕的人，政治立場上沒有統獨問題，大家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只有左翼、右翼的區別。台獨案件是從1960年代才開始增加，在此之前是很少數的，只有廖文毅案件等7、8人。絕大部分被捕者，都是紅帽子，主張實踐社會主義。那時台灣社會的知識份子，只有主張贊成或反對社會主義，375減租和土地改革之後，因為地主階級的利益受損，才開始有台獨的聲音。所以說，228事件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開始，完全是空穴來風。228事件跟台獨運動根本沒有關係。375減租、耕者有其田對地主階級傷害非常大，四大公司股票價低，土地值與股值從20、30塊跌到1塊，地主階級資產大幅縮水。因此，地主階級在政治上是反對國民黨的，而且，在政治經濟上更加反對共產黨。台灣獨立運動的背景就在這裡發韌。陳唐山、李應元、王幸男、前台南市長張燦鍙等台獨聯盟成員，一半以上是台南一中，不然就是嘉義中學，因為台南就是地主的巢穴，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是地主階級子弟。從50年代之後，主張台獨者不會槍斃，只有主張實踐社會主義的才會被槍斃。例如，蘇東啟領導搶軍火庫，結果後來被高玉樹出賣，可是他也只被判無期徒刑。
　　典型的人物如林獻堂，他是日本時期台灣文化協會的推手，他在公開場合從不講日本話，日據時期因為回廈門訪問講了一句「我終於回到祖國！」，返台後被日本流氓當眾摑掌羞辱。可見他本人有非常強烈的民族意識。可是到後來，當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相衝突時，他最後還是選擇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來看社會、看世界。土地改革之後，因為他的地主利益受損，就跑到日本去支持台獨，資助邱永漢。其實，我們想想，當時除了大地主的子弟，能夠到日本和美國唸書的有幾個？能去美日的，財力有多雄厚！他們的社會觀、世界觀，大部分就受美國、日本資產階級的影響。而台灣的中小企業，有些部分是從地主轉型來的，除了像大地主如辜家轉型的台灣水泥之外，小地主一方面向銀行借不到錢，一方面又會有稅務機關、警察找麻煩，所以，中小企業就只好搞外銷出口，如此才能利用L／C（信用狀）向銀行借錢周轉。這股勢力日後與在美、日的沒落大地主子弟相結合，形成台灣獨立運動風潮的主要力量和財政來源。
　　當時，228事變的口號，就是「打倒貪官污吏！」後來，因為許多貪官是外省人，群眾激憤情緒變成打倒外省人的行動。但是，我們要看到當時知識份子的革命主力，兩個主要的武裝部隊：台中謝雪紅領導的民主聯軍以及嘉義張志忠領導的自治聯軍所提出的口號是「民主自治」（2.28以後，就是以此為基礎，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北成立的228處理委員會也是要求民主與自治。另外，當時高雄已經有出現主張社會主義的宣傳單。當時，全台並沒有主張台灣獨立的口號、宣傳及行動。所以，228事變是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開始，並非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開始，知識份子對白色祖國失望，開始轉向對紅色祖國的認同，否則，50年代白色恐怖被槍斃的受難人為什麼絕大多數都是紅帽子？
　　所以，整個50年代，台灣的知識份子，在思想上，沒有統獨問題，只有贊成還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問題。
　　228事變以後，台灣的知識份子開始思考：為什麼我們歡迎祖國，祖國卻對我們這麼殘忍？痛定思痛以後，認識到祖國其實有兩個：一個是白色中國（國民黨政府）與紅色中國（共產黨政府），白色中國是國民黨獨裁法西斯政權，紅色中國是實踐新民主主義、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228事變以後，台灣的知識份子幾乎全面地向左轉，主張並且實踐社會主義。也是因為如此，我在1987年第二次坐牢被放出來時，我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充滿困惑與焦慮，為什麼主張統一的不一定是左派？主張左派的也不一定支持統一？在50年代，左就是統，統就是左。
　　有一段時間，我陷入苦思。
　　1949年，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幹部，在香港召開會議，參與開會的同志後來全部被槍斃。當時，全台只有400多名共產黨員，會中為因應革命形勢，領導決議只要反對國民黨者，皆可加入共產黨，解放後再施行教育。這個決議，埋下了日後台灣左翼勢力整個被連根掃除的種子，因為黨員的認識與訓練不足，當中也有一些是基於投機而加入。到1950年初，全台黨員已經有900多名。其中不乏投機者、有些是同情社會主義者，也有些真是被冤枉的。同志被捕的情況千奇百怪。
　　50年代，槍斃也是有行情的。在保密局內，槍斃比例因為時局而變化，有時是同一案件人數的1/4，有時是3/1，到後來2/1的也有。我知道審判的法官中也有共產黨組織，因此，麻豆案和台中市案的無期徒刑特別多，主要就是為了留一條命下來。後來在文革期間，搞武鬥，群眾攻進安全部門，當時有國民黨特務混跡在內，將資料外洩，回報給台灣的情治單位，才破獲了這個組織，這些法官通通被捕，處以死刑，死前才講出這段源由，透過同志說出我才知悉。
　　我建議可以訪問存留下來的同志：為什麼要走這一條路？有些人不見得是因為主張和實踐社會主義而槍斃坐牢，有些人是同情者，有些則是被冤枉的；有些則是坐牢後，才徹底主張實踐社會主義。應該問問同志們，為什麼要跟著社會主義理念、實踐社會主義？為什麼，要走這一條路？要問清楚同志們的思考脈絡是什麼？思想的轉折是什麼？為什麼還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為什麼要實踐社會主義？動機是很重要的。
　　很多同志，在重要的地方及關鍵之處並不會言及太多，因為，牢裡面有許多特務及眼線，並不是很安全。現在，應該是時候了。
　　對於共產黨向敵人投降一事，我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我是以人性這一層面來看待。有人說我是溫情主義者，其實，如果說要怨恨報復的話，我是最有資格的。整套刑求過程有四個階段，沒有人能捱得過全部，普通人在第一個階段就已經投降，經過刑求的第二個階段，他們說，就算是要自己招認偷搬古井，都會承認。那時，你要誰承認什麼天馬行空的罪刑，都會認罪。我是經過了第四個階段，因為心臟壞掉了，外面又有人在美國紐約時報買廣告聲援，當中有幾位是諾貝爾獎得主，裡面的特務怕我死掉，得罪國際特赦組織，才沒繼續刑求下去。刑求，是非常痛苦的，特務可以讓你幾天幾夜不睡，瀕臨精神崩潰邊緣；拔指甲、用針刺指甲縫，痛到尿都會尿出來，生不如死；從鼻灌汽油，讓你慢慢死亡。我是經過6天5夜、、5天5夜，5天5夜，再來6天5夜的煎熬折磨，仍然繼續求生下去。
　　我不是勇敢，堅毅，我也是人。刑求時，人在生死懸念當中，選擇投降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次坐牢時，獄卒凌晨點到我的名，我以為要死了，頭上天靈蓋居然在跳。面對死亡，真是不容易啊！其實，第二次被捕時，入牢受刑，我其實有動搖過。光是刑求的過程，躺在冰塊上面，特務不准你睡覺；口鼻灌汽油，拔指甲，非常非常痛苦。常常心中動念，唉！好痛苦，好累，你要我講什麼，我什麼都說吧！後來，刑求到受不了，剛好特務要輪班，有空檔，我好想睡，睡著了沒人叫醒，居然可以作夢。夢中，看見我自己和劍道高手對決，我知道準死無疑。因為中學時我曾經與劍道選手比賽過，一舉手便被連擊了三下。夢中自己想死定了！突然心中浮出一句日本歌的歌詞，翻譯成中文大意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忽然，心情想通了，明亮了，是啊！了不起就是一死，只要死了，沒有什麼放不下的，死後就可以一了百了。後來，有時候刑求完後，我還會唱歌，特務以為我精神崩潰了。其實，我只是想開了罷了！
　　就我瞭解，領導幹部在刑求過程中，特務讓出兩條路選擇走，要不投降，要不槍斃。據我所知，簡國賢以及鍾浩東，從容的選擇死亡。有一句話：「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這句話，我能夠體會。就說戰爭吧！2‧28的時候我是謝雪紅二七部隊（後來改為台灣民主聯軍）的突擊隊隊長，在埔里一帶打游擊，打戰嘛！了不起就是一死，更何況還不一定會死。有一次一顆手榴彈就滾到我的腳邊，我想準死無疑，還好沒有爆炸；又有一次，我一抬頭，子彈就剛好由我的腋下穿過（最近，我還因此領了140萬的補償金）。幾次在鬼門關中僥倖的活了下來，但是都沒有在刑求中來的痛苦。我常在想，1976年，還好我是第二次被捕坐牢，有了經驗，知道他們的伎倆，心想一承認一定會死，而且要連累許多人；不承認的話，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會死，但至少還有零點一的機會會活。心理有了準備，才過的了關。
　　投降的同志，是叛徒，這是無庸置疑的。不過，大家都是人，要過生死這一關，其實並不是想想就那麼容易的。現在，我不會怨恨他們，我比較同情他們。
　　而我會走上這條路，多半與我一些成長特殊經驗有關。我的家裡面是地主家庭，家境殷實。小時候，我的日本話講得不好，鄉裡面也是不太講日本話，像口令左轉右轉就用碗、筷台語發音來代替（因為左有拿碗、右手拿筷子），大家就比較清楚。也因此，鄉裡面的日本老師常常都會打我，因為我的日本話很爛，當然我也常常作怪，天生反骨。小學二年級時，中日戰爭爆發，那時，我的願望就是騎著白馬，當上威風凜凜的日本陸軍上將。一直到考上了雄中，有一次被人家罵清國奴，對我打擊很大，為什麼？我不是日本人嗎？
　　在雄中的時候，我的學科成績很好，有一次考試的總平均94分，是第一名。但是，體育、柔道、軍訓成績就很差，當時殖民地政府為了保住日本人的顏面，規定學科成績每科總分100，但是術科成績是200分（因為日本學生學科成績比不上本地生），因此，我的平均下來，我的學期成績只有80幾分。這件事也給我打擊很大，只要我是台灣人，在怎麼努力也沒有用。還有一次，我跟日本人打架，打贏了，下課的時候，他們日本學生將教室前後門都關上，十幾個人打我一個，其中有一個人就跟我說：「你可以跟日本人打架，但是不能打贏」。這些事情，對我的認同打擊非常大，那時徹底知道，做日本人的夢想現實上是絕望的，不值得的，讓我有機會思考我的身份認同。後來，有機會我看到了一本書，是周佛海著﹑被翻譯成日文的「三民主義」，寫得非常好，那時候「民生主義」、「民權主義」我不是看的很懂，但是「民族主義」這一部份，讓我知道我其實是中國人，而不是日本人。於是，我開始有了強烈的民族認同，知道我是一個中國人。後來，我之所以想念台中農學院（現在的台中中興大學），也跟這個覺悟有關。當時的夢想改變了，知道想當陸軍上將是不可能的，因為家裡有牧場，就想說早上在牧場騎馬，晚上回家喝牛奶，就這樣過一輩子。你看，那個落差有多大。
　　雄中時，我對皇民化的台灣人（三腳仔）就非常反感，他們完全失去了做為台灣人的骨氣，對日本人卑躬屈膝，對自己的台灣同胞就氣指頤使。我那時，就對這些三腳仔嗤之以鼻，他們哪裡是勇敢的台灣人？
　　勇敢的台灣人根本就不是他們！
　　在政治上我開始認同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可是，有一次，我回到家裡，家裡的佃農看到我，便畢恭畢敬地向我彎腰打躬作揖，說：「少爺，您辛苦了，回家了。」頓時，我的腦袋被重重地打了一下！我才體悟到，在政治上，我雖然受日本人壓迫欺負，但是在經濟上，我卻是用同樣的方式在壓迫自己的同胞，壓迫勞動的佃農！雖然，我是從14、5歲就開始看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可是那時，我才開始真正地、深刻地體會到什麼是階級的壓迫，什麼是勞動階級，什麼是當時台灣社會運作的本質，什麼才是變革當時台灣社會的出路。
　　政治上，我感受到受日本人壓迫欺負。而在經濟上，我體會並認識到，我不要用同樣的方式，就像那些三腳仔一樣，去壓迫、去剝削勞動工農階級。
　　所以，我開始走上實踐社會主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