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授：林書揚
整理：許育嘉

一、前言
　　從人民左翼運動的立場出發，日據時代台灣人民反帝運動史的劃分，本人將它界定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是1895年～1914年自發的人民武裝暴動；第二部分從1920年～1925年，由開明地主領導的殖民地政治改良運動；第三部分從1926年～1933年自覺的人民左翼抗日反帝運動，第三部分也就是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的第一期，也是今天這一堂課的講述重點。
　　1895年甲午戰敗，清廷割讓台灣，台灣人民武裝抗日鬥爭可以用「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來形容，根據台灣總督府出版的《警察沿革制》，日軍在登陸戰爭中，死亡2萬餘，據非正式的估計，大約是十位台灣人民的犧牲，才換來一個日軍的陣亡。據此在完成軍事佔領，初定全島行政系統的初期衝突中，犧牲的台灣人保守推算至少為20萬人。至1914年，最後一個武裝暴動「玉井事件」結束後，以武裝暴動的形式做為抗日手段才暫告一段落。
　　1920年代，隨著日本走向資產階級主導下的政治制度，台灣亦局部有限的開放政團活動，這時才有初步合法社會運動的空間。在台灣開明地主林獻堂等人的推動下成立「文化協會」，從漢族主義的立場出發，積極推動「六三法撤廢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皆未獲得殖民宗主國議會的重視，終告失敗。隨著地主階級在政治運動上的失敗，再加上當年殖民地有形無形限制，一般的台灣人子弟在島內的教育機會不多，稍有經濟條件的家庭便不得不讓子弟留學海外，因此以地主家庭為核心的台灣學生留學運動乃快速展開。
　　「文化協會」亦積極培養年輕人至海外留學，對於負擔不起龐大學費，卻有天分的佃農子弟，開明的地主集團亦個別少量的支柱其留學，希望透過留學生至殖民宗主國留學，學習日本法律、文化、政治以協助「文化協會」在政治上的文鬥；另外一部份的台灣留學生則回到當時半封建半殖民的精神祖國，集中在廈門、上海、北京、廣州等地，並分成兩支：一支進入國民黨系統；另一支則進入共產黨系統學習中國農村反封建鬥爭與抗日鬥爭。由於留學生帶回來的時代思潮，主要是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使得1920年代初期以地主為主的溫和殖民地改良運動，至1926年「文化協會」的左右路線分裂，台灣人民反帝運動逐漸轉為高度戰鬥性的人民左翼反帝運動。

二、殖民地台灣—人民左翼第一期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
　　在正式談到第一期人民左翼運動史之前，為方便以後的理解，本人認為實有必要為「人民左翼」作一個定義與解說。首先，所謂「人民」就「社會科學」與「政治學」的角度有兩種解說：前者認為人民是形成國家三要素之一，指國家內全體的構成份子，有一定社會關係的自然人總體，屬於社會結構論概念；後者則認為所謂人民專指在政治上被宰制、經濟上受剝削的被統治構成部分，屬於社會動力論概念。至於「左翼」是相對於右翼而言，此一名稱的來源可追溯至法國大革命時期，由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雅各賓黨等較為激進者，主張將法王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的國民議會議員，由於坐在議堂的左側得名。故「人民左翼」即是自覺自己在社會功能的重要性，不滿其在社會所處的位置，從而站在受壓迫的人民立場出發，非只針對上層，而是對社會形成的基礎結構進行改造，所進行的一連串政治、社會鬥爭。
　　如前言所述，1920年代，以開明地主為核心展開的「六三法撤廢運動」，反對殖民地台灣與殖民宗主國日本使用兩套不同的法律制度，但這樣的主張卻引起「文化協會」內部反對的意見，認為台灣與日本使用兩套法律制度正是凸顯台灣做為日本殖民地的位置，因此這項運動不久就不了了之；「文協」另一項「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亦在向日本議會申請審議多次後以失敗告終。隨著殖民地改良運動的失敗，以及受到當時思想風潮影響的台灣留學生逐漸回台工作。1926年海外，東京青年會部分台灣留學生會員，在東大「新人會」指導下提議成立「社會科學研究部」，主張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反殖民地運動；在內地，南京台灣留學生成立「中台同志會」，反對日本統治台灣，侵略大陸；台灣島內則有台灣第一個農民組合成立，而「文化協會」內連溫卿的「共產主義派」與蔡培火的「合法民族運動派」的對立也表面化，27年「共產主義派」獲全勝，人民左翼成為「文化協會」的鬥爭路線。
　　1927年台灣農民組合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於台中召開，與會者共八百人，全島會員四萬。28年代表人民左翼的無產階級政黨—台灣共產黨在上海租界成立，正式的名稱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台共成立後，分別派遣幹部回台工作，一部份進入左翼的農民組合，一部份進入「文化協會」，對於受到民族壓迫和階級剝削雙重負荷下的殖民地台灣青年而言，接受了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大思想武器而紛紛轉向，由學習啟蒙到組織性的實踐，由海外而島內，終於誕生了第一期的人民左翼運動。運動的週期約十年（1926～1933），由農民、工人、學生，及文化界的團體成員四萬餘組成，主導著當時台灣的反帝殖民地鬥爭，群眾動員力達10萬～15萬人，而當年台灣的總人口不過四百萬人。
　　然而，在內外危機的逼迫下日本收束了尚未成熟的議會制度，於三０年代隨著日軍侵略中國東北（九一八事變），日本走進了軍閥政府備戰體制時期，當時文官體制的首相還不一定見得到天皇，但代表軍部的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則能夠直接面見天皇。1931年開始的全島大逮捕，包含台共、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及各種工友組合的幹部共七百餘位被捕入獄。與此同時，同處於日本殖民的朝鮮半島，金日成領導的朝鮮人民左翼運動亦遭到嚴重的整肅，甚至日本本國的日共及左翼相關組織，亦遭到日本軍閥政府無情的逮捕、殺害逾萬人。經過大逮捕的整肅，至1933年，台灣人民反帝運動的力量除了百餘位逃出台灣，轉往大陸內地發展外（因其政治態度進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島內的社運團體，無論左右，均遭徹底的破壞而趨於平息。台灣人民左翼運動也暫告一段落。

三、人民左翼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島外接續
　　九一八事變後，隨著「抗日救亡」運動在大陸內地日漸高漲的政治情勢，台灣島內逃過日警整肅逮捕而潛入大陸的台灣社運人士（台共、農組系統、文協左派、民眾黨左派與各團體中的民族主義派、改良主義派），共同立場為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並在「台灣反日帝革命必須以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為前提」的戰略立場與政治信念下，紛紛投入大陸內地各方面的社會運動。
　　30年代的中國，正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並以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為兩大組織性政治勢力。且於1920年代曾經發生過數次局部性內戰。不過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轉機，逐漸出現「民族團結一致對外」的世論。同年十一月，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各省包括東北的紅區也積極準備著抵抗日本軍事侵略的人民游擊戰的佈置。但南京國民政府在蔣介石主導下仍堅持著「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國共之間軍事的、政治的鬥爭情勢仍然相當嚴峻。不過「九一八」、「一二八」等相繼爆發之後，中日之間不可避免的民族鬥爭的趨勢顯然超越了國內階級矛盾而變成了時代的首要急務。在這樣的氣氛下，才會有1936年的西安事變，並發表八項主張，包括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其他黨派、停止內戰等。
　　1930年代台灣社運份子各按其理念傾向或黨派關係，從台灣進入內地既有的政治體系或暫時從事自主性的民間組織工作。依政治的黨派色彩來看，台胞政團可大別為二。一種是國民黨系統，另一種是共產黨系統。國共兩黨在大陸是經緯分明，對抗激烈的兩種組織體。但在20、30年代的台灣，在異族日帝的高壓統治下，反帝民族統一戰線是一種自然成型的鬥爭型態。即使在具體個別問題的政策或理論建構上時而出現衝突，也不至於嚴重化。因此，在現實上台籍運動家在這個歷史時段上的黨派分途，並不會帶來太大的內部障礙問題。更何況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又出現第二次合作，聯合抗日的新局面。
　　台灣反日運動的初期階段（1920年代初到26年文協轉向），如文化協會的成立，六三法撤廢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等，主導是地主階級。意識型態是漢族主義及由漢族主義所引導的三民主義。但自1920年代中期台灣留學生在殖民本國的日本或精神母國的中國大陸，更多地接受的是1917年的俄羅斯蘇維埃革命，1919年第三國際的建立為契機的馬列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社會觀。以其為方法論的反資本帝國主義世界支配的廣泛的國際人民左翼的革命實踐運動。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1931年起一批一批的避難潮流向對岸大陸時，民族主義派或中間改良派大概自然趨向握有中央執政權的中國國民黨，而台共系統或具有急進民族主義傾向的部分人士則投向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系統。至此，台灣人民左翼反帝運動雖然在台灣島內遭到肅清，但隨著避難於中國大陸，並隨著內地反帝人民統一戰線的發展得到延續。1945年以後日本投降，二戰結束。台灣也重回祖國的懷抱，大陸上的台灣革命隊伍中，參加國民黨系統者主要以中央執政黨的黨、團工作者身份參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入台接收部門，或展開基層組織的建設工作。另外，具有更大的組織基礎和經驗的台灣左翼群眾組織活動，也同時展開。在謝雪紅、楊逵等推動下成立台灣人民協會，屬舊農組系統者成立農民協會，台灣學生聯盟、台灣總工會籌備會也相繼運作起來。
　　當這些本島舊左翼人士的自發性組織活動進行之際，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早已建立了對台工作的政策執行機關。日本投降後十天，延安成立了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蔡孝乾主持，組成領導機構，以數個月時間潛行秘密進入台灣。而台灣左翼運動經過了12年的斷層，漸要進入難度更高的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