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台灣的前途和中國的前途不可分的連繫著，台灣的文學的方向也和中國的文學的方向不可分的連繫著。
　　台灣曾經受過日本帝國主義者五十多年的統治，在經濟結構和文化形態上，都留著這種帝國主義統治的痕跡。在文學思想上，正也是同樣的情形。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實行政治上的專制政策，經濟上的壓榨政策同時，也實行在文學上的麻醉政策。
　　文學是反映現實人生的鏡子，可是，如果真的把台灣的現實反映出來，這也就是照出日本帝國主義者猙獰的面目。日本帝國主義者是狼，可是他要裝出一付慈善的樣子，並且還要使台灣人民忘記他是狼，以便柔順的聽他宰割：於是他就傳播美的文學，愛的文學，浪漫的文學，苦悶的文學，幽默和趣味的文學，把文學作者送進象牙之塔裡去，遠離現實的污濁的塵世，做美和愛的夢，享受憂鬱，傷感，迷惘，陶醉的樂趣，忘記掉不幸的人生，殘酷的現實，還有那隻狼。
　　於是，我們看到許多愛情的歌，憂傷的詩，怨艾的嘆息，散漫的情調，歌詠風，花，海，月，夢，幻想之類的作品；可是，在作者的身邊，就是黑暗的夜和張開血腥大口的狼。
　　這樣的歌，詩，文學，和現實是不相合的，這樣的歌，詩，文學裡的境界，是個人的幻想中的感受，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也是多數人民不了解的。所以這樣的歌，詩，文學，不能感動人民，不能得到多數的讀者，也不能有偉大的藝術價值。
　　偉大的文學是多數人民的文學，不是少數個人的文學，從三千年前的荷馬，乃至還在荷馬之前，就是如此的。荷馬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歌唱他的史詩過活，這非是多數人民愛好詩不可，這樣的詩才能永遠傳留下來。
　　莎士比亞在「漢姆雷特」裡告訴我們：「自有戲劇以來，它的目的始終是做一面反映人生的鏡子。」（三幕二場）莎士比亞的悲劇的偉大，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是因為他寫了什麼抽象的永恆的主題，如性愛、嫉妒之類等等。而是因為他寫了當時英國社會裡的人和社會，反映了現實人生，他的人文主義思想才有了血肉，才發出光輝。
　　中國的魯迅，也是因為人生而文學，寫了現實的人和人生，方才成功偉大的人民的作家。
　　有一位台灣的朋友說，台灣在熱帶的南方，天性熱情，所以愛好浪漫的熱情的文學，不大習慣莎士比亞要真的深思的理性的作品。
　　這並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性，主要是由於後天的習慣。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之下形成的習慣，一個文化上倫理上的牢籠。習慣於呻吟，漫步，消沈的生活和幻想，而不習慣於吶喊，邁進，嚴肅的思想和創作。
　　在文學上，在人類工作的一切領域，熱情和理性並不衝突。浪漫主義可以分做兩種一樣。「一種是消極的浪漫主義，粉飾現實，努力使人和現實妥協，或使人逃避現實」，使人物進內心世界，耽溺在「人生命運之謎」，愛，死，這些思想裡去。另一種是「積極的浪漫主義，企圖穩固人們對生活的意志，在人們心中，要醒對現實一切壓迫的反抗心。」（高爾基：「我的文學修養」）
　　消極的熱情是空虛的，怯弱的，沒有火也沒有光的。只有積極的熱情，和理性結合，和現實人生的認識結合，和現實戰鬥要旨結合的熱情，才是有血肉的，充滿青春力量的。我們今天要求的是這種理性的積極的熱情。
　　說到意大利文學，我們不會忘記，意大利那許許多多空虛的的消極的浪漫的作品，在文學史上，在文化史上，只是一大堆廢紙，沒有任何價值。意大利文學上的巨人是但丁，但丁的「神曲」裡的天堂和地獄，正是當時意大利的現實人生。正如拉發格說的，當時的但丁如果「對於廣大的社會生活不關心。更不參加當時的政治戰鬥，而能夠寫出他的「神曲」......那簡直是不能夠想像的事情。」正是因為他深入現實，表現現實，方才成為一個結束中古開始近代，劃時代的巨人。
　　在莎士比亞的作品裡，也正充盈著熱情。英國熱情的詩人雪萊，他也歌唱過「雲」，「夜」，「雲雀」，「西風」，乃至神話裡的人物，「被解放的普羅米修斯」；可是，這裡面的熱情多深沈，呼聲多勇敢，意境多崇高，這是因為他們深深地經過理性接觸現實人生發出的歌唱。這樣的歌唱是詩的生命和鐵的現實相碰擊發出的火光，於是這火光永遠的燃亮著。
　　面對現實，深入現實，表現現實......現實主義，這是世界上一切偉大文學作家的方向，也是中國文學作家的方向，台灣文學作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