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逵生於一九０五年，於一九八五年逝世，剛好跨越了戰前戰後各四十年等長的歲月。楊逵於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年留日半工半讀期間，正值東京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蓬勃之際，奠定了社會國際共產主義的信仰，曾參加「打倒田中反動內閣」的反戰和平遊行，揭開他一生社會運動的序幕，並於參加聲援朝鮮人反對日本侵略政策的演講會時，第一次嚐到坐牢的滋味，此後在日本殖民政權與國民黨政權下進出監獄十二次，不畏強權，不改其志，堪稱台灣知識份子的典範。
　　一九二七年因應台灣社會運動興起，楊逵中輟學業回台參與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一九三一年日本對台灣政治、社會運動進行全面肅清，楊逵的成名作《送報伕》（1932~34）為他社會運動受阻下的產物，正足以說明楊逵文藝生涯的開展，是建築在社會改革意識的基礎上。在臺灣新文學運動時期，楊逵可說代表了懷抱社會改革理想的知識份子的典型。他的創作都是針對時局而發，絕無書空咄咄、虛幻之作，從他的創作年表可以看到台灣史的縮影。
　　一九四五八月十五台灣一光復，楊逵馬上於九月創辦《一陽周報》，介紹三民主義與大陸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進步文學，落實在實踐上，則組織「新生活促進隊」，清理環境、維持統治真空期的社會秩序。充分展現他結合社會運動與文藝活動的行動力。並於一九四六年五月擔任《和平日報》「新文學」版的編輯，一九四七年一月與大陸來台文人發行《文化交流》雜誌，惜因爆發二二八事件，僅出刊一期被迫解散，即使與妻子葉陶雙雙被逮捕拘禁三個月左右，歷經九死一生，出獄後仍積極投入文化工作，一九四八年八月主編《力新報》的「新文藝」欄，鼓吹民主、科學的大眾文藝。光復初期四年間，楊逵活躍於臺灣文壇，頻頻為文提倡「建立臺灣新文學」，呼籲省內省外作家加強合作，並實際翻譯中國作家作品促進「文化交流」，在政權轉移的社會動盪期，屢屢顯出他社會主義的文藝思想。如此致力於文藝與社會工作，楊逵無非希望脫離殖民統治、「重回祖國」懷抱的臺灣人民，能重見天日。於一九四九年，楊逵因草擬〈和平宣言〉一文，呼籲「省內省外文化界開誠合作」、防止任何戰亂波及本省，卻因此觸怒當政者，以〈和平宣言〉為證，並以牽連學生示威事件為由，被判刑十二年，楊逵受訪時曾嘲諷是世界上最優渥的稿費。
　　在綠島的獄中生涯，由於生活經驗被迫與現實社會割裂，小說創作遂與日治時期不成比例，從此更可看出楊逵確實履行他的文學信念：堅持文學創作是與大眾結合的。楊逵一向主張文學應傾聽讀者、勞動大眾的聲音，因此，一旦他脫離了社會大眾的生活，絕不「為情造文」。綠島時期，雖然不寫小說，楊逵並未停止創作，改弦易轍，仍寫作了不少關於文藝理念的雜文。例如：〈談寫作〉（1957.1）、〈什麼是好文章〉（1957.1）、〈文章的味道〉（1957.2）等，都是在綠島時期發表於《新生活壁報》的文章。楊逵在獄中仍秉持他一貫的文藝信念，主張現實與大眾化兼具的文學觀。另外他還寫了很多人生勵志的散文，例如〈永遠不老的人〉（《新生活壁報》1955.1）、〈太太帶來了好消息〉（《新生月刊》1956.4）等，從這些後收錄於《羊頭集》的文章，文中仍保有楊逵日治時期的雜文一貫幽默、諷刺的風格。「文字獄」未曾「改造」楊逵，藉著這些勵志性的文章，他以此自勉勉人（尤其是家人，因其中不乏「家書」），度過生命中、也是臺灣社會史上的黑暗期。
　　七０年代鄉土文學運動時期，楊逵重新出土於臺灣文壇，並演述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的理念，傳遞三０年代臺灣「抗議文學」此一不熄的爝火。綜觀楊逵的一生，不論戰前戰後，為臺灣社會改革繫獄多次而不改其志，即使處於國民黨高壓統治時期，其文仍流露普羅文學特有的昂揚樂觀的精神。楊逵晚年宣稱他始終堅信「人道的社會主義」，曾經說過「憐憫和傷感是膚淺的，不能把讀者的感情變化為意志和行動」，這是他一生遵奉的文學信念，也是他的社會運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