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斐如先生（一九○二～一九四七）是我國台灣省台南人。少年時代在台灣商工學校，即今台北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畢業後，出於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激情，於一九二二年二十歲時，自日帝殖民地台灣西渡大陸，入北京大學就讀，與負笈旅京台籍青年或投稿東京的《台灣民報》，或自辦雜誌，投入殖民地台灣的反日思想和文化啟蒙運動。早在一九二五年就以發表在東京的《台灣民報》的文章《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開始了他短暫卻厚實的、以文筆啟蒙與鬥爭的生涯。一九三五年，他到日本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修習政治經濟學專業，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帝全面侵華之寸前，毅然回到祖國中國，以他深厚的日本語文能力，得以多讀戰中日文資料，並以他精到的社會科學訓練，展開深刻的抗戰研究、日本敵情研究和台灣研究，對於我國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對於光復台灣，對於將台灣同胞從日帝殖民桎梏中解放出來，做出了很大貢獻。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戰敗投降，台灣復歸於祖國。一九四五年十月，宋斐如先生回台，很快投入光復後台灣政治、社會和思想、心理的去殖民化重建工作，呼喚省內外同胞的團結與「溶合」，不遺餘力。不幸，回台後堅　站到人民群眾一邊的宋斐如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台灣民眾因國民黨接收集團的惡政而嘩變後的鎮壓行非法逮捕，很快就仆倒在國民黨法西斯刑場。英年而壯烈犧牲，得年僅四十五歲。嗚呼！

一、 抗日研究與抗日理論

　　就如這一本宋斐如先生文集的編輯體例所表現，自「東北事件」，即一九三一年日帝借機侵奪我國東北，以建立偽國家「滿洲國」兼併東北地方的九．一八事變以後，宋斐如先生發表了《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等文章，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方法和眼界剖析「東北事件」的本質，規定了九．一八事變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日本資本主義不可解　的矛盾下，以對外軍事擴張，走向獨占資本主義，以解　其經濟的內在矛盾。其他如《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本質論》（一九三九年）都以政治經濟學的眼界認識日本帝國主義之基本性質的文章，對於在抗日的歷史下客觀正確地認識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有很大的教育啟發作用。

　　宋斐如先生也依據客觀資料，報導了日帝鐵蹄下「滿洲」被恣意劫掠壓迫的悲慘狀況。他也報導了中國抗日戰線中，覺悟、進步的日本反戰和平運動，為策反日本軍人而鬥爭的實況，也報導了同為日帝壓迫的中國、朝鮮和台灣人民反對日帝侵略戰爭的「反戰運動」的情況，鼓舞了抗日的士氣。

　　宋斐如先生以豐富的國際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的知識，寫了多篇文章，介紹了世界反法西斯鬥爭中，德、日、美、英、蘇和中國，軸心和同盟各國爭鋒的形勢與歸趨，使讀者對抗日鬥爭的全球形勢有清楚概括的掌握。在抗戰期間，宋斐如先生也分析了南京汪偽政權必敗、抗日必勝的展望。

　　出身台灣，在祖國大陸奔赴抗日鬥爭，憑藉他對日語文材料的把握和科學的社會科學的運用，宋斐如先生的文筆化為抗日的刀槍，為抗日理論、抗日形勢和從世界反法西斯鬥爭全局去展望抗日必勝的理性認識的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 台灣問題研究的先驅者

　　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割台，使台灣與祖國相分斷，而在日帝統治下，日本當局極盡透過教育宣傳破壞台民之漢族和漢文化認同之能事。對此，宋斐如先生為之痛心疾首。而若今日宋先生健在，眼看今日台灣在文化、思想教育上的「去中國化」，必更憤怒神傷。

　　自一八九五年割台到「東北事件」的一九三一年，兩岸隔絕已三十六年；到全面抗日的一九三七年，海峽斷絕已四十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台海阻絕已五十一年。因此，對絕大多數的大陸同胞，台灣的歷史、社會、產業、民情都很陌生。一心一意把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和光復台灣、解放台胞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宋斐如先生，在抗日期間，寫了不少有關認識台灣的文章。台灣光復不久即兼程回台的宋斐如先生，很快投入文化工作，勤奮地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辦刊物（如《人民導報》）寫文章，直到他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事件中被殺，為重建台灣、振興中華嘔心瀝血。

　　一九五○年以後，台灣與大陸又在國際冷戰和國共內戰的交疊結構下長期阻隔。一直要等到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大陸對台灣的研究才有長足的開展。但是，回看宋斐如先生在上世紀二○年代以迄光復後的四○年代中期的文章，竟以台灣問題始（《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一九二五年），以台灣問題終（《台灣心理建設問題》，一九四七年）！因此可以說，宋斐如先生是在大陸和台灣研究台灣問題的先驅性人物。

　　宋先生的學術專業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受其專業素養的影響，他的台灣研究表現了突出的科學性和他對故鄉台灣的深厚情感。

　　一九三○年，他翻譯了日本有名的左派社會科學家、社會主義者山川均有關台灣的名著《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從日帝下台灣社會、經濟、產業、階級和民族諸關係，分解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政治經濟學的構造，解析日本帝國主義支配台灣的原理。山川均這一著作和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對當時台灣反日反帝的台灣知識界起到重要影響。宋先生也寫《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分析日帝統治下台灣農民的苦情，並且以日帝下台灣社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台灣革命」的方策。

　　出身台灣而為抗日鬥爭活躍於大陸的宋斐如先生，對於為抗日投奔祖國，卻又因少數不良台民仗日人的惡勢力為非作歹、為虎作倀於大陸而影響大陸同胞對愛國台胞的猜忌、疑懼、反感，使愛國台胞飽受委屈之事深覺痛心。台灣老作家吳濁流在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中披瀝了愛國台胞在大陸生活的無限委曲，而宋斐如先生則以寫文章呼籲祖國當局在抗日戰爭末期，儘快公開宣布勝利後台灣復省，恢復台灣作為中國一行省的地位；也要求政府及早宣布勝利後台灣同胞恢復作為中國公民的身分，以穩定和激發台灣人民對自己未來地位與身分的信心，昂揚台民的民族主義感情，兼以促成抗日戰爭的勝利。

　　宋斐如先生在勝利後返台時，最關心的是台民在思想、心理上的去殖民化工程，要台胞自覺地「中國化」，要善於分別良性（進步的）中國和惡性（反動保守）中國，並「擇善而固執」之。要清算日本式小庭園格局，要進入中國長江五嶽的氣象。但在回歸過程中，台灣人也要講自信，講主體能動性，自主地完成自己的中國化改造，不怨天尤人，不依賴別人。
宋斐如先生十分注重教育和心理重建。他提出改進光復後台灣教育建設的方略。他也特別關心台民因失望於國民黨劣政而產生的省籍芥蒂，力言克服省內人與省外人的矛盾，彼此「溶合在一起」。

　　今天讀他的文章最讓人感動者之一，是他關於推行國語的方案。今日「台獨」人士常常說光復後「外省政權」用強制教育「消滅」「台語」（即閩南語），使光復後一代人慘遭「失語」之痛。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挑撥性謊言。光復後，包括宋斐如先生在內，都有一個賢明的推行國語的政策，那就是宋斐如先生寫的《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推行國語不但不應歧視，甚至消滅「台灣話」，該禁止、消滅的是日本話和日本式的思維與表達方式，並且鼓勵、提倡、保存「台灣話」作為中國方言的地位，從而賦活「台灣話」中的中原辭彙和漢語的思維與表達方式，再學起國語，就容易得多！

　　宋斐如先生也寫文章講台灣史，講割台時台灣抗日臨時政權「台灣民主國」，講台灣的愛國民族主義傳統……。總之，他為台灣研究的領域開風氣之先，留下豐美的研究積累。

三、 日本研究的先鋒

　　抗日民族解放鬥爭，少不了日本敵情的研究。日本研究，離不開日文資料和正確的研究功底。留學日本，精通日語，對日本研究有科學方法的宋斐如先生，就注定了要承擔民族和時代托付給他的重要任務。

　　宋先生在他一篇重要文章《介紹<日本資本主義論戰>》（一九三九年）評介了三○年代日本左派內部就日本社會史、日本社會生產方式的演變，即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和歷史諸問題的理論爭鳴（主要以「講座派」和「勞農派」之間的爭鋒）。這個論爭，很像三○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也類似二○年代台灣黨人許乃昌和資產階級改良派陳逢源之間關於「中國改造論」的爭論。宋斐如先生抓住了研究日本問題的關鍵穴道，首先就認識了日本社會史和社會構造的基本理論，即以歷史唯物論的角度掌握日本社會性質理論。以此為基礎，宋先生的日本論就可免於「一般論」的誤謬了。

　　因此，他論及日帝侵華戰爭的政治經濟學根源，論及東北事件和上海事變與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聯繫，論及戰時下日本的進步政黨，論及日本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和九．一八東北事件的關聯，分析戰時下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危機，談九．一八事變的政治經濟學的因素，分析日本戰時下資本主義經濟及相應的社會與政治危機，規定戰時下日本農業的「半封建」性質，闡述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和戰時日本統制經濟的破綻，也透視日本中小企業在戰時獨占資本主義體制下沒落的宿命……。

　　開放改革以後，不可否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逐漸退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唯其如此，我們從宋先生豐富的日本研究積累中得到新的啟示。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戰敗」並不曾徹底清理日本的戰爭機制和戰爭責任。時移勢易，今日的日本右派再次翹起了尾巴，在我國東南海域爭資源主權，擅改侵略戰爭教科書，堅持參拜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神廟」靖國神社，中日關係戰後以來高度惡化。此時此際，重新倡導科學性的日本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再度呼喚著我們。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們迎來台灣人知識分子在抗日年月中為我們遺留下來的豐碩的日本研究的遺產，有重大現實意義！而宋斐如先生的日本論和日本研究，為他奠定了日本研究的先鋒地位。

四、 結論

　　台灣同胞有光榮、偉大的愛國主義傳統。一八九五年割台之後，台灣人民反占領，義不從倭的鬥爭，不憚以原始刀槍面對侵略軍現代化武器的鋒鏑，至一九一五年屢蹶屢仆，屢仆屢蹶，留下了悲壯的光輝歷史。一九二○年中期開始，台灣人民改變了抗日策略，改以社會、文化、思想、文學及政治運動從事反抗，至一九三一年東北事件，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件後而全面遭到鎮壓，但深藏在內心的抵抗之火卻從未熄滅。但由於台灣是日帝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人民不能不受到日本戰爭政策直接、 嚴苛的支配，比起空間相對廣闊的半殖民地大陸，後者的抗日鬥爭比前者要「開闊」得多。宋斐如先生的抗日實踐，因而能與全中國的抗日勢態，甚至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形勢相依恃，眼界開闊，可以盱衡全局，縱論偽滿、汪偽、華北和華南在全局中的位置，縱論美、英、蘇、德、日動向對中國抗戰的影響。相形之下，東北事件後，台灣的抗日全面遭到嚴酷的打壓，抗日知識分子無從得知祖國抗日的全局和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推移，只能作沉默屈折的反抗，度過戰爭末期漫漫長夜。

　　其次，恰恰是由於宋斐如先生經受了中國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的全過程，他才能透徹理解「善的中國」（指進步的、民眾的中國）與「惡的中國」（指腐敗、反動的中國），從而善於「擇其善而固執」之。他因此能免於天真地寄希望於接收當局，堅定地走符合中國新歷史歸趨的道路，冒險犯難、堅持鬥爭，終於不幸地倒在反動派的刀鋸之下。

　　人們應該特別感謝宋斐如先生哲嗣宋亮先生及其夫人梁汝雄女士等多年來跑遍祖國的每一個可能的角落，初步找到了宋斐如先生遺留在抗戰下中國各地的報刊雜誌所刊文章；也在曾健民先生幫助下，在台灣搜得了宋先生滯台短暫一年許時間中留下來的文章，並且在台海出版社的支持下付梓成書，為賦活一代台灣籍愛國的思想家、台灣研究和日本研究的先驅者宋斐如先生，也為保存與集中了宋先生畢生為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留下的重要思想與研究積澱做出了重要貢獻。

　　蒙宋亮夫婦吩咐做序，遂不憚淺陋，敬謹覆命。
　　二○○五年五月廿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