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本人有機會和各位一同來參加花岡事件記念集會，覺得非常難得。在台灣，少數媒體偶而也會對花岡事件做少量的、片斷的報導，但總不足讓一般民眾對該事件得到完整的瞭解。本人所屬的團體，也曾經數度前往日本在台北的派遣機構「交流協會」門前舉行過抗議集會，但社會一般的反響並不很大。這是因為當前台灣的社會心理有其特殊的複雜的一面，不能不說是一種令人遺憾的事情。
　　本人在台灣也是運動團體的一員，對花岡運動這一類以民間人士的自動結合來對抗當權者的艱難性，可以說感受特深。對手是國家權力體，和巨大化的企業體。它們具有頑強的維護特權的本位立場，同時也擁有極其雄厚的自衛手段。一個民間運動體與其對幹，幾乎是以卵擊石。壓力之大，進攻之難是可想而知的。不僅如此，部份的社會輿論也會放出種種混淆性，甚至破壞性的錯誤論調。像：只對戰爭的悲劇性做概括式的論述，而故意避開侵略戰爭和自衛戰爭的區別；或採取無原則的社會和諧論，只要求加害者的「反省」和受害者的「寬恕」。甚至也有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立場高唱「強存弱汰」的反論者。這些其實都是當權者的不同表象的思想武器。如果人民大眾受其影響，那等於承認人性其實還是獸性，文明還是新野蠻。歷史就永遠只有優劣排躋中的各單元的盛衰浮沉，而沒有發展競爭中的是非公理了。這樣，歷史失去了教訓意義。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有的悲劇，強者霸者的罪行惡跡，人民群眾的苦難和悲運，都將不斷重演。一切文明成就都有可能變成野蠻的新工具。至此境界，人類無異要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了。
　　根據以上的道理，人民的歷史批判運動，應該注意到法律、政治和思想的三個層次的關聯性。花岡慘案如此，台灣白色恐怖事件亦如此。一個歷史公案的平反應該由法律的責任定位，到政策的本質批判，到人民思想自由的復權宣言。三者缺一不可。當然，世界的人民爭權運動，沒有一個具有充份的能力條件一舉而完成上述的歷史補正工作。但這個原則立場應該形成人民運動的首要共識。只是隨著戰情的複雜化或困難度的上昇，往往會產生內部的方法論爭議，情勢判斷上的不一致等，這是難免的。只有大家堅持共同的終極目標，和有階段有步驟的全局觀點，理性解決內部問題，總不要讓運動的步伐停頓下來。這一點是很要緊的。
　　最後，身為台灣的中國人，對多年來專心投入花岡運動的所有異國戰友，十年如一日不惜支援提供協助的國際友人，對各位的人道關懷和公義精神，表示最高的敬意和最深的謝意。
謹祝 各位晚安！
　　　　　　　林書揚 200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