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４年舊歷八月初，日寇從中國北平清華園戰俘營中挑出３００名身強力壯者，用火車押送到青島海港，驅上海輪運往日本做苦役。戰俘中，原國民黨第十五軍六十四師一九一團的上尉連長耿諄被指定為大隊長。耿是在１９４４年４月向日軍進攻洛陽時受傷被俘的。
　　如今，日軍把他們驅趕到輪船上，要把他們送到日本去。在輪船上，戰俘們沉郁地注視著轉瞬即將離開的災難沉重的祖國大地，和茫無邊際的大海，想著今生今世難得再回祖國，重見親人，遠去異國，生死莫測，感到心酸難言。有的失聲痛哭，有的垂首飲泣，很多人喪失了生活的希望，產生了一死了事的念頭。押送的鬼子擔心死人太多無法交差，不讓戰俘在船上活動，一次又一次把他們趕離船舷，又從甲板上趕到船艙內。此時，耿諄心事特別沉重。他想眼前只有勸大家活下去，將來才有力量和敵人斗爭。他趁敵人不備，把全體難友集中一處，佯作體操活動，進行勸導。
　　這些遠離祖國親人的中國戰俘，聽了他的話，感到特別親切。他們覺得大隊長就是自己的親人，自己的依靠，是大家的主心骨。從此，難友們有苦向他訴，有話對他說，有事同他商量。經過四晝夜的海上顛簸，輪船駛抵日本下關。日寇又把他們用火車載往秋田縣花崗町中山寮戰俘營。他們從火車上看到沿路垃圾成堆，荒草叢生，田園荒蕪，偶爾見到幾個女人干活，也是少氣無力。耿諄這批人是由中國押往日本的第二十二批中國戰俘。當時在日本國內從事苦役的還有美國戰俘、朝鮮勞工。到１０月間，敵人又從中國送到中山寮７００人，與３００人合並一處編為一個大隊，仍由耿諄任隊長。這批戰俘中有共產黨員，有共產黨嫌疑者，有北方抗日游擊隊員，有抗日的國民黨官兵，還有工人、農民和小商販，小的有十二三歲，老的有五六十歲。為了便于在生活上管理，他把全體戰俘分為三個中隊，九個小隊，另外一個老頭班和一個小孩班。
　　花崗是一座１００多米高的山崗，西北低，東南高，山上長滿了松杉。在花崗的半山腰裡開了一個銅礦，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火工業重要原料基地之一。因為從銅礦流出來的水有毒，既不能飲用，又不能澆田，必需修一條很長的暗溝排出去。敵人驅趕這批戰俘到這裡來，就是為了在花崗腳下挖一條長四百五十米、寬四米、深二米，用水泥封圈的排水溝。
　　在敵人監視下，戰俘們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吃飯上工，中午在工地吃飯，晚上滿天星星才收工，一天得干十四五個鐘頭的活。開始時雖然吃不飽，工作重，但還能勉強支持。兩個月后，糧食突然減少，每人每天定量供米，只能吃個半飽。再往后，伙食更壞了，每天只能吃一頓大米，其余兩頓全是橡子面。這種面不會發酵，蒸的饃色黑如土，硬若石塊，吃后消化不了，拉肚子的愈來愈多。穿的更差。開始，敵人給戰俘每人發一身草綠色單衣，冬天僅增加一個雜色毛背心和一個蓑衣。戰俘們陰雨天也不能停工。嚴冬，一到工地，就得先架起一堆火，讓那些日本監工們取暖。而戰俘們身上穿的卻是爛得一鮮E一起用麻繩打滿結的奇爛不堪的衣服。他們凍得實在難忍，就用水泥袋紙腳上一塊腿上一條地綁著御寒，加上滿臉污垢，蓬頭散發，看上去根本不像個人。日本人不把戰俘看成人，開口就罵，抬手就打。１９４４年冬天，正當隆冬嚴寒之際，一夜，下雪竟厚達三尺有余。敵人硬是逼著戰俘們先用鐵鍬打開一條道路，在冰天雪地中照樣干活。戰俘們個個骨瘦如柴。他們把一袋袋的水泥背進溝裡，又一筐筐把挖出的土石抬出溝來，每向前挪動一步，都萬分艱難，有時支撐不住就跌倒在冰天雪地裡。
　　由于飢寒交迫，我難胞天天有病倒者，餓死者。耿諄讓難友劉玉林、劉智渠負責看護病友。許多人在奄奄一息中連聲呼喚隊長。耿諄一到病室，他們就拉住他的雙手不放，哀告說︰"隊長呀，我的病好不了啦，我餓得很，你無論如何再給弄點飯吃吧﹗""我不能跟你一塊返回祖國了，日后你能回去時，千萬千萬把我的骨灰帶回祖國去。"這個叫了那個叫，常常半天不能離開。他們向耿諄要吃的，耿諄哪裡有呢？糧食是敵人管著，每天每人按定量發給，這個人若是多吃一口，那個人就得少吃一口。耿諄常常難受得心肝欲碎，捶胸頓足。他苦于挽救無術，常常將他分得的那一份，自己只吃一半，余下的一半，碰到誰就給誰吃。
　　嚴冬之夜每人只蓋一條奇毯子，難友們因寒冷難以入睡，常常以數人背靠背擠在一起坐著，瞌睡就倒成一團，特別是那些躺倒的重病號，他們凍得縮成一團，用微弱的聲音哀號著︰"老冷啊，冷啊﹗"為了讓病號們蓋得厚一點，耿諄吩咐
在宿舍通道裡架火取暖，讓身體強壯者睡在火堆旁，把騰出的毯子蓋在病號身上。耿諄通過翻譯于傑臣多次要求，敵人才答應給每人發一條布褲。吃的卻始終得不到改善，除了偶然一次給拉來一車馬骨頭和干蘿卜纓熬咸湯外，糧食無絲毫
增加。耿諄雖再三要求，得到的總是︰"糧食的沒有，你的大大的不好。"
　　起初，戰俘死了，敵人還用死者生前蓋過的毯子裹身，抬到半山坡上，架起木柴潑上煤油將尸體一個一個地燒掉。后來死的人多了，敵人為節約木柴和煤油，就干脆積至四五人、六七人，架起一堆柴，將尸體扔到上邊，一次焚化。因此，拾骨時分不清張三李四，常有張冠李戴之誤。僅半年時間，我戰俘同胞就死去２００多人，其中有的死后竟還雙目圓睜，真所謂死不瞑目。自此，耿諄每天早晨肅立山坡向死難同胞低首默哀。每晚趨入骨灰盒放置室，面對死難同胞焚香一柱，寄托哀思。難友們常常發現他在燃香之時，熱淚縱橫，哭成淚人。
　　此種慘景日甚一日，眼見死去難友已多達３００余人，每個暫時幸存者都感到了嚴重威脅。暴動的念頭在難友中開始產生了。首先有共產黨員賈毅民，共產黨游擊隊長李光榮，共產黨嫌疑學生崔樹榮，搬運工人劉錫財、張贊武，國民黨官兵劉虞卿、劉玉林、趙書森、李克金、張照國等人提出了開展流血斗爭的建議，並秘密謀劃暴動的具體方案。共產黨嫌疑孫道教、宮耀光，共產黨的農村文化干事王陰堂，掌鞋工馮輔廷，學生劉智渠，國民黨排長張金亭等也積極參加活動。他們說的理由有千條萬條，但集中起來只有一條︰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其他一場，死裡求生。耿諄身為隊長，舉足輕重，他不能不考慮︰當前國內的形勢怎樣，世界的形勢怎樣，暴動若不成功，幾百名同胞的生死如何，暴動的計劃怎樣製訂，暴動成功以后的出路何在？他反複掂量著問題的分量，最后考慮到︰我們暴動之后，雖無生路，一起之后亦會期使敵人對其他戰俘營難友的生活有所改善，我們這幾人即使死了還是有價值的。
　　此時，敵人虐待戰俘更是變本加厲，對戰俘如對死囚，任意摧殘。難胞們急得心裡直冒火，整個戰俘營像是干柴堆上又起了汽油，哪怕有一個小小的火種，也是會點燃起沖天的大火來。
　　耿諄更加注意周圍的事態，他仿佛要從蛛絲馬跡中去洞察一切。戰俘們有一人工地與朝鮮勞工的工地相接，耿諄有一次來到工地，一名朝鮮人借吸煙借火之機靠近他，急忙掏出紙筆寫"中國"、"朝鮮"字樣。又用筆一圈，表示︰兩國是一家。又寫"日本"二字，握緊拳頭以目示意︰"要痛打"。又一次，中隊長張金亭對耿諄說︰"有一個朝鮮青年也是以借火抽煙趨到我跟前，先拍我的胸脯，再注目相視說'我們是統統的'，示意︰咱們是一家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