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的大檢舉

一九三一年三月廿四日深夜，臺北市北警察署為偵查臺灣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而在市內進行全面搜查，其中兩名勤務巡查在上奎府町一丁目二十九番地某民宅，發現一名青年正在堆滿書籍的桌上，揮筆疾書，於是向前施以訊問。不料，那名青年突然咽下桌上的文件，頑強抵抗，試圖逃走；經過一番格鬥後，那名患有肺病的青年終因體力不支而被逮捕，並被收押了十餘種文件。這段期間，原本躺在床上睡覺的另外一名青年，就在格鬥時乘著暗夜逃走。日警當局調查以後，發現他們「無意中抓到了大魚」，原來那名被捕青年就是已經潛入地下許久的農民組合領導幹部之一的趙港，另外那名逃走者則是農民組合的另一領導幹部陳德興。

趙港誤判黨已經遭到全面破壞，自己才會被捕，於是在被帶往派出所去的路上，忍不住情緒激動地大喊：「臺灣共產黨萬歲」等口號，從而暴露了他的黨員身份，以及臺灣共產黨的線索。第二天，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長、高等法院檢察局、臺北州高等員警課等，就在臺北市北警察署舉行聯席會議，確定了破壞臺灣共產黨及一切反日團體的佈置。這之後，他們就使用所謂「芋蔓式」的辦法，展開狂暴而大規模的檢舉。臺灣進入第一次的白色恐怖時期。凡是被懷疑與臺灣共產黨有關係的人，幾乎都陸續被捕。

趙港和陳德興被捕的地方就在許月里父親家隔壁，也就是先前《明日》雜誌的社址。因此，許月里的父母親在趙港被捕後，隨即先後被抓去北署拘留、問話。他們首先拘留她母親，大約兩個月後才釋放；接著又把她父親抓去，留置兩個多月後才放回。可日本當局還是不甘心，又再把她母親抓去，扣留了一個多月後，才因為始終問不出所以然來，而讓她老人家無事釋回。

許月里和黃天海是在母親第一次被拘留的時候，從基隆搬回臺北老家的。當母親終於在第二次被捕後平安回家的時候，黃天海的肺病也因為當時的醫術限制及沒有錢的關係，病入膏肓。這段期間，許月里也因為操勞過度，突然全身臃腫，連喘氣都困難。醫生說，她罹患了急性腎臟病，有生命危險。因為這樣，她不得不住進醫院治療。同時也因為公公開漢藥店，她於是商請黃天海的大哥陪同他回宜蘭療養；但是，還不到一個星期，她就收到公公家催她回宜蘭的兩通電報。可醫生顧慮到她的病情而不允許她出院。她考慮到住院所需的龐大醫藥費，以及擔憂黃天海的病情，只好老實告訴院方：丈夫病危。這樣，她才被准許出院。

出院當天，許月里立刻趕去宜蘭，探望丈夫黃天海。九天後，廿七歲的黃天海就與二十歲的許月里永別了；除了一個三個月大的孩子，什麼也沒留下。一時之間，少婦許月里也不知道往後的日子該如何是好。

辦完黃天海的喪事，一個月後，許月里才從宜蘭回到臺北。有一天，王萬得的太太來看她，她才知道，王萬得已在七月十七日被捕了。王太太並且告訴她說，工友協助會的薛玉龍病危。她立刻就和王太太一齊去看他。她在薛家見到了躺在床上的薛玉龍，得知薛玉虎也在這波大檢舉中被逮捕了，因為這樣，薛家的經濟來路已經完全斷絕……。當時，王太太身上僅有的一點錢已在路上買了一隻大西瓜，她於是從身上摸出僅有的一塊錢，要薛玉龍一定得收下。然後，他們三個人就悲憤地，默默無言地流著淚。過沒幾天，一個在郵局上班的工友協助會會員來向許月里報信，說是薛玉龍逝世了。沒幾天，當時年約三十歲左右，身體頗硬朗的薛玉虎又死在獄中，屍體也由監獄抬回來了。由於薛玉龍未婚，薛玉虎又已離婚，兩兄弟只有一個吃素未婚的姐姐，因此，他們的喪事只能由工友協助會未被逮捕的會員來處理。在場面極為淒涼的告別式上，她想到，薛家兩兄弟向來憐惜窮人，獻身于殖民地的反帝運動，然而卻難免於家破人亡的下場，不由得深深感慨!

去愛愛寮幫忙

黃天海過世以後，許月里的生活曾經與周合源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那時候，為了養活自己和三歲大的幼兒，她什麼工作都得做，日子過得很艱苦。起先，通過一個社運前輩的太太介紹，她在一家學生宿舍找到照顧學生伙食和洗衣服的工作；但是，不到三個月，特務就來干涉騷擾了。他們對學生說，她是來煽動他們反對政府的，要他們快點趕她走，不然的話，有任何的後果都要學生自行負責。學生們受到威嚇以後，雖然對她仍然很好，可還是免不了恐懼。因為這樣，她就自己自動離開了。這之後，特務又來找她去問話，並且說，只要她乖乖合作，就會替她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她聽到特務這樣的說法，當場只覺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立即氣憤地回答他們說：「我的朋友都被你們抓光了，如今你們還要對我威逼利誘；我就算是餓死，也不會昧著良心做這些事!」

一段時間過後，許月里與一位蓬萊公學校時期的同學一起去愛愛寮幫忙。

一九二三年，淡水籍的無教會主義基督徒施乾（1899~1944），在臺北市綠町（大理街）設立乞丐收容所愛愛寮。一九二七年八月，施乾因為籌募捐款而與孤魂聯盟的黑色青年周合源、林斐芳等人相識，並參加了該聯盟，其後並實際領導該聯盟。

因為這樣的關係，許月里與施乾及在愛愛寮工作的周合源、林斐芳等人都算是舊識了。

周合源在一九三一年的文協第四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其後，也在大檢舉中被捕，最後，因為沒有參加台共，在關了半年多後，僥倖被無罪釋放。經過這次大檢舉之後，臺灣的抗日運動便被整個鎮壓下去了。因為在白色恐怖統治下，很難再有任何反日的政治活動，周合源又回到愛愛寮，從事社會改良運動。為了籌措經費，愛愛寮會向一些商店老闆勸募，要他們出面當維持會員或贊助會員，這樣的話，以後乞丐就不會再向他們收取月費了。周合源知道許月里在黃天海過世後，生活一定有困難，於是就請她和另一名同學一起來幫忙收會費。第一次，周合源親自帶領她們到維持會員的商店，挨家挨戶地收會費，並且把她們兩人介紹給那些會員認識。可收費卻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有些地方，儘管她跑了幾次，還是收不到錢。當時她深刻地感到，像這樣仰人鼻息還真難做事啊!

在愛愛寮，無論是誰，每天在寮裏吃的飯菜，一律一樣。也許是因為身體有病、氣血衰弱的原因吧，每當吃飯的時候，許月里看到那些全身髒兮兮，甚至身上長瘡的乞丐，再看到在桌上的飯菜上飛舞著的蒼蠅就想吐。雖然她一再勉強自己忍著，可有好幾次，還是忍不住，跑到外面去吐。她對自己這樣的表現感到羞愧。

除了乞丐以外，當時，愛愛寮還有一位人長得高大也比較乾淨，但患有精神病的婦女，被關在一個隔離的小房間。每次，她看到許月里就話說個不停，而且盡說些語無倫次的話。有一天，她拜託許月里讓她出來走走。許月里同情她，於是向負責外務的林斐芳轉達；他笑一笑，就把她放了出來。怎知，這一放卻慘了!她一出來就抓著許月里的手，拖著她往前跑；許月里告訴她不可以這樣；她就用更大的力氣拉著許月里，而且跑得更快；許月里愈喊，她愈跑。最後，林斐芳費了好大工夫，好不容易才把她抓回去，關起來。這一次，許月里真是被嚇到了!

儘管許月里的工作態度很認真、盡職，可她當時的身體還很衰弱，在那種工作環境下，總覺得自己不能勝任這個工作，於是，做不到一年，就辭掉愛愛寮的工作了。因為這樣，她一直對施乾和周合源等人能夠在那種環境中，長期任勞任怨地堅持下去的精神涵養，懷著崇高的感動與敬佩。

在戰爭陰影下

一九三六年，許月里的父親病逝，享年五十八歲。父親死後，她繼續為著一家老小的生活，奔波忙碌。第二年七月，七七事變爆發，窮兵黷武的日帝公然對中國發動殘暴無道的侵略。當時，她無論在報紙上或是廣播中，看到、聽到的都是中國被打、被炸得如何如何碎爛的報導。每當得知這種噩訊，她就深深為中國人所受的屈辱而咬牙切齒，痛恨不已。

酣戰中，臺灣總督府也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一九四0年二月十一日，也就是日本皇紀紀元二六00年那天，臺灣總督府修訂戶口規則，規定臺灣人改換日本姓名的規則。十一月廿五日，臺灣精神動員本部又公佈台籍民改日姓名促進要綱，以實際的物質利益誘導臺灣人改姓名，並以全家不用台語而講日語的「國語家庭」為榮耀；凡是國語家庭及改姓名的人，他們所配給的東西就比別人多一倍。許月里看到，有些臺灣人因為受到愚民教育的影響而甘心認同日帝；有些則是明知身為中國人卻投機取巧，寧願做一個阿諛諂媚的奴才。對前者，她覺得同情；可對後者，她只覺得可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狂妄的日本軍部不自量力地偷襲珍珠港後，惡貫滿盈的日帝招來聯軍的空襲，無辜的臺灣老百姓過著東逃西避躲空襲、日夜不得安寧的生活。

在太平洋戰爭的威脅下，帶著母親和幼兒共同生活的寡婦許月里，日子當然過得非常艱難。此外，她又因為以前從事社會運動的案底，經常被特務機關叫去問話。再加上當時有一個日本員警非常熱烈地在追求她，她怕如果拒絕他的追求，他會亂扣她思想有問題的帽子，所以就不得不趕快再嫁人。儘管說，好的日本人還是很多，可民族意識強烈的她是絕不可能嫁給日本人的，何況是日本員警。因此就嫁給一個也在追求她的臺灣人。可她沒想到，他竟是一個不務正業的紈袴子弟，喜歡在外頭搞女人。因為局勢嚴峻，她也懶得管他，心想各人走各人的路，互不干涉就好了，可她並不曉得，他將給她帶來更大的生活包袱。

再婚以後，許月里一家在臺北大橋町租屋。有一天上午，她看到遙遠的天空有幾架飛機慢慢地飛翔。起先，她以為那是日機在演習，可瞬息間，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卻把房子都震動了；這才知道是盟機來轟炸。她於是趕快回家，扶老攜幼，躲到樓下房東設置的草堆。空襲後，她聽人家說，臺北橋被炸了一個大洞。此後，空襲一天比一天厲害，臺北市民疏散到郊外的愈來愈多；她看到許多人甚至連粗重的傢俱也運往疏散地去，心裏就想：「這些人，命保得住保不住都還不知道，竟然還要把這些粗重的東西這樣運來運去，實在真傻!」

一九四三年，許月里終於也帶著家中老幼，疏散到父親以前做農的文山郡赤皮湖老家；後來，又再疏散到海山郡（今土城）。但是，不管她逃到哪里，飛機似乎也就追到哪里。她聽到總督府、廟宇、病院都已經被炸的消息，人心惶惶，她也不知道這場戰爭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光復初期的社會實態與思想轉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許月里恰好在疏散地回家的路上，走著走著，突然聽到街頭的放送喇叭播放著雜音很多的廣播；她停下腳步，仔細聆聽，這才知道那是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所謂「玉音放送」。因為興奮，她突然感到全身輕如羽毛般地飄飄然……。就在這時，她看到兩個背著包袱的日本婦女，聽了廣播後，默默無言，低著頭，離開現場。她望著她們離去的背影，難免就憐憫地想到：其實，日本老百姓也是不願意戰爭的啊!

幾天後，許月里就雇了工人，稍稍整修位於大橋町延平北路的房子，然後就帶著家人下山回家。回到臺北以後，她認為，重建家園，將會是從疏散地回來的人的首要工作，因此就與親戚合股做建材生意。平常，除了到菜市場買菜，她都在照顧建材行的店面，很少出門。雖然如此，通過與往來買材料的客戶、工人的閒話家常，她也聽到了許多外頭發生的事情。比如說，過去那些專門欺壓善良老百姓的台籍刑警與各種日本官僚，紛紛遭到報復的慘狀；國民黨軍隊的髒亂、無秩序；以及來台接收的官員，外行管內行且傲慢不可一世，以致反被本地人戲弄而鬧出許多笑話等等。

不只是耳聞而已! 許月里自己也曾經受到干擾。她因為生意做得頗順利，賺了一點錢，又因為所租的房子不夠住，就買了地，想蓋一棟自己的房子。按規定，蓋房子要有四個保人，同時每個保人要繳二十萬元（舊台幣）保證金；可是，因為物價波動得厲害，後來，這房子當然就蓋不成了；結果，當局就要抓這四個保人，同時也到她的住家兼建材行騷擾。他們一進門就哇哇叫個不停。她聽不懂國語，通過附近一位十七八歲的外省男孩翻譯，才知道他們的意思是說：為什麼你看到我們來卻那麼不高興?這男孩或許本身就對那些接收官僚不滿，不等她回答就說：「人家給她當保人賠了錢，你們還要來抓人，她怎麼高興得起來呢?」那些官僚聽了以後，也不再多說什麼，就東摸西拿、亂打電話來揩點小油，臨走前，還要她拿錢給他們。此外，她到菜市場買菜時，也經常看到一些不可理喻的軍人，為了一些小事而欺負賣菜的小販。她後來也聽到一般老百姓對國民黨軍與接收官僚的埋怨之聲，此起彼落。這樣那樣沒有情理的事情累積起來，就使得臺灣光復的歡樂氣氛冷去了一大半，臺灣民眾對國民黨軍隊的惡評也如潮水般湧起。

起初，思想上左傾的許月里認為，國民黨雖然和共產黨不同，可它終究也是中國的政府，是臺灣人民的祖國；但是，隨著國民黨軍人與接收官僚實在是令人十二萬分失望的所作所為，她對國民黨當然就很失望了。在日據時代，她就已經通過一些在大陸待過的社運前輩的敍述，知道大陸也有共產黨，以及有關周恩來、毛澤東的革命事蹟了，現在，因為對國民黨的失望，她很自然就把臺灣的未來寄託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同時，也因為對臺灣社會的失望與憂慮，她很想找回日本時代的那些老同志，重新投入改造社會的運動。可因為一九三一年大檢舉後，大家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分散各處，也無從找起了。她只能無奈地為臺灣的前途擔心著。她想，再這樣下去，一定會出亂子的。

二、二八的經歷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晚上，動亂的烽火終於像許多有識之士所擔心的那樣，因為臺北延平路的緝煙事件而被點燃了。

廿八日早上，對昨晚發生的緝煙事件渾然不知的許月里，仍然像往常一樣，提著菜籃下樓，要去市場買菜。在樓下，一名鄰居把她攔住，勸她不要出門。鄰居說，昨晚，賣私煙的攤販被取締的員警開槍打死，現在，家家戶戶都關門閉戶，不敢出去了。聽到這樣的消息，當下，仿如晴天霹靂般，她被驚駭住了，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然而，想到家裏已經沒剩多少菜了，她決定不管怎麼樣還是得去買些菜回家，於是就拔起腿來，快速地越過馬路，往市場的方向跑去。就在這時，她聽見有人叫道：「太太，快來這裏藏起來!」當她本能地跑過去時，幾位站在樓梯頭的男男女女，立刻將她拉上去，警告說：「現在戒嚴了，不能在外頭隨便走動，不小心就會被打死的!」她頭一次聽到「戒嚴」這個名詞，聽得心驚肉跳。待了一會兒之後，其中有一個人說：「趁著現在路上沒有軍警，大家趕快走吧！」她於是跟著其他人跑離現場。可她剛跑過馬路幾十步，快到家裏樓下的亭子腳時，忽然出現一名手拿步槍的年輕軍人正向她走過來；她搞不清楚狀況，只好不顧一切地拼命奔跑，猛衝到家。因為這樣，她的身心所受的驚嚇卻久久難以平息。

到了三月八日，許月里聽說，從大陸抽調的國民黨軍隊已經在基隆登陸，並且展開一場瘋狂的鎮壓行動。當天晚上，她在家裏也聽到從圓山方向傳來的槍聲了。肅清的行動持續擴大著。她不敢隨便外出，只能躲在家裏，看著躺在家門外馬路上的肚破腸流的死屍，被卡車一車一車地運走。後來，她也聽到左鄰右舍接二連三有人失蹤的風聲。

光復當時，好不容易脫離異族統治的臺灣人民，興高采烈，家家戶戶張燈結綵，慶祝祖國抗戰勝利，熱誠歡迎祖國的「王師」來台的熱烈景象，如今卻換來殺害、惶恐與絕望的景象。曾經在日據時代投入反日社會運動的許月里因而感到非常痛心，此時，她不但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了，而且決心要尋找昔日的老同志，一起為臺灣民眾的未來奮鬥。

事變期間，許月里始終沒有到外頭參與任何活動，主要是因為她先生反對的緣故，更重要的是她跟以前的老同志仍然失聯，找不到參加鬥爭的門路。一直要到事件之後，她才又跟以前搞運動的那些老朋友，像是農民組合的簡吉，或是台共的廖瑞發（廖煙）等人聯繫上。那時候，她經常帶小孩去附近圓環邊一家診所看病，因而認識裏頭的一名黃姓護士；她時常向許月里借錢，也常到家裏給她及她公公打針。簡吉會找到許月里，就是她帶來的。雖然大家談論的時間不多，但因大夥兒腦袋裏想的東西都一樣，再加上她當時在做生意，生活過得比較好些，所以，她就借了些錢給他們用。儘管如此，也許是因為她已經有家累的原因吧!她一直等不到有人來找她參加什麼組織或做什麼!

在街頭聽到蔡孝乾的廣播

一九五0年五月十四日早上，一位姓楊的朋友來家裏找許月里。他看到她先生不在，就告訴她：「昨天，蔣經國召開記者會，宣佈破獲共產黨在台秘密組織的經過，並且透露蔡孝乾已經『坦白自首』了。」聽他這樣說，她一時之間驚訝得不知如何反應。蔡孝乾，她在日據時代搞社會運動時曾經見過他，可後來聽說他逃到大陸去了；光復以後，她也隱約聽到他從延安回來，正在發展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的事，可她因為一直沒再見過他，也就不瞭解具體的情況。儘管如此，她認為，如果簡吉和廖瑞發他們有什麼組織活動的話，一定跟蔡孝乾有關的!因為這樣，她擔心類如一九三一年大檢舉的歷史將會重演……。楊姓朋友看她沒有什麼反應便接著問她：「這事，你知道了嗎?」她說：「早上，忙這忙那的，還來不及看報……」停了一會兒，她有點擔心地問那楊姓朋友：「你來這裏，有沒有被人跟蹤?」他說：「沒有。」因為快近中午了，她於是留他在家吃飯。

許月里等到楊姓朋友吃完中飯離開後，趕緊找來當天的《中央日報》，仔細閱讀。首先，她在頭版頭條看到蔣經國大聲疾呼「準備應付戰爭颱風」的斗大黑字，另外，在第二版和第四版，也以極大的篇幅刊載了「破獲經過」、「匪諜有關文件」、「破獲四匪首簡歷」，以及蔡孝乾等「聯名告全省中共黨員書」等相關報導。她努力要從這些報導文字中找到有關簡吉和廖瑞發的訊息。自從見過一面後，她再也沒見過他們，而且也沒有他們的消息；她既替他們擔心，也替自己擔心。經歷過一九三一年大檢舉的她清楚地知道，只要他們兩人中有任何一人被捕，她就隨時有可能被捕!

卅一日晚上，八點過後，因為小孩身體有點不舒服，許月里就帶他去看醫生。當她帶著小孩走到圓環附近時，突然聽到掛在街頭電杆上的放送喇叭傳來播音員的聲音說：接下來的節目是，不久前被政府逮捕的「共匪台灣共委書記」蔡孝乾，向本省同胞播講「共匪罪惡」，並「向同胞懺悔」。她於是停下腳步，手拉著小孩，站在一處亭子腳下聆聽。她聽到蔡孝乾先是用國語說：「臺灣同胞們：我是蔡孝乾，本省台中彰化人，今天……」接著，他又用閩南語，把同樣的內容再說一遍；主要的內容就是要那些還沒有被捕的臺灣「共產黨員」出來自首……聽完蔡孝乾的投降廣播，她的心情非常沉痛；她清楚，老蔡已經背叛自己的理想與組織了；她擔心，在這場政治大風暴中，不知又將有多少人犧牲！

後來，許月里一直沒有再聽到有關簡吉和廖瑞發的任何風聲。她想，自己說不定也會被捲入這場白色恐怖的風暴當中。到了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她更加清楚地知道，歷史已經急遽地轉變了它原來運行發展的軌道了。幾天後，伴隨著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再度介入中國內戰的行動，國民黨當局也更加肆無忌憚地推動以反共之名進行的政治肅清，報紙上幾乎天天都有槍決「匪諜」的新聞報導，臺灣民眾人人處在惶恐不安的精神狀態中。不久以後，她發現住家附近也有特務在監視了。她雖然心知不妙，卻又不能怎麼樣！

被捕時牆上的掛鐘正好敲了十二下

十二月四日，深夜時分。

在睡夢中，許月里被突然響起的急暴的敲門聲吵醒。她心裏清楚，她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於是起身，下樓開門。當她看到那名黃姓護士、里長和三個陌生的男人站在門口時，她就清楚情況是怎麼一回事了。可她仍然裝迷糊，愣愣地問說：「三更半夜了，你們這麼多人來幹什麼?」三個陌生男人的其中一人冷冷地說：「我們奉上司的命令來搜查!」他同時遞給她一張搜索條子。她只好帶他們上樓。就在這時，她聽到牆上的掛鐘正好連續敲打了十二響。

許月里自動打開房裏的衣櫃、抽屜、書櫃等等，給他們察看。一切查畢後，他們寫了一張「未拿任何東西」的條子，給她簽名，然後說：「我們上司還有話要問你，你跟我們去一趟，很快就可以回來。」她心裏清楚，這一去，絕對不像他們所說的「很快就可以回來」，可不去也不行，只好乖乖地跟他們走。這時候，母親質問他們：「她已經懷有身孕了，你們怎麼可以就這樣把她帶走呢?」那幾名陌生人仍然應付地說：「去一下，很快就可以回來。」說著，就要把她帶下樓。里長伯於是好心地提醒她說：「外頭天冷，穿上大衣吧!別受涼了。」母親聽懂了里長的話，立刻進屋，拿件大衣和一床小棉被給她。穿上大衣之後，他們立刻押著年近四十歲的她下樓，坐上未曾熄火的吉普車，急匆匆地開往位於寧夏路的刑警大隊。

許月里一被送到刑警大隊，偵訊馬上透夜展開。一直到天亮，那名偵訊者才停止對她盤問，並且把寫好的筆錄遞給她看。她因為認識的中文還不太多，看得很慢。他於是把筆錄拿過去，說：「乾脆我念給你聽，比較省事。」因為刑警大隊的留置場已經人滿了，當那名偵訊者念完筆錄後，警方便把她送到一間保護室。保護室裏頭已經關了一個女人。她看到地板上到處都是塵埃，於是向看守要了一桶水與抹布，把地板好好擦乾淨，然後才坐了下來。

許月里在刑警大隊拘禁期間，一天只供應兩頓飯。也許是害喜吧!雖然經常感到餓，可她每次吃了飯都馬上吐了出來。對面牢房一位好心的青年看她這樣難過，就把家人送來的比較新鮮的飯菜及半條麵包，轉送給她。

有一天，臨近黃昏時，一名外役借著打掃的時候，偷偷告訴許月里說：「等一下好像有車子要來帶你回家。」「是嗎?」她不敢確信外役提供的情報。那名外役接著又問：「你為什麼會被抓來呢?」她說：「我也不清楚。」這時，巡房的警衛走了過來。他們的談話只好結束。過了好一會兒，那名外役又趁機過來，皺著眉頭跟她說：「車子要再等一下才會來。不過，它不是要送你回家，是要把你載到別處去!……」聽到外役這麼說，因為情緒的落差太大，一時之間，她呆住了，不知如何反應才好。天光剛好就要暗了下來的時候，刑警大隊果然派了兩名員警來帶她。她因為不知要被帶到哪里，心情顯得有點忐忑不安。

移監鐵工廠改建的臨時牢北所

走出刑警大隊後，許月里立刻被押上一輛吉普車。坐定以後，她才注意到，車上還有一位懷了身孕的婦人，挺個大肚子，手裏抱著一個大約周歲大的男嬰，坐在一邊。一路上，這個娃娃，一直阿媽、阿媽地哭叫不停。她於是隔著坐在中間的員警，向那名婦人說：「他也許是餓了吧！」同時從衣袋裏掏出一塊自己捨不得吃的麵包給他。這樣，嬰兒才終於安靜下來。

吉普車很快駛到台北大橋邊，停在原屬辜家的高砂鐵工廠門口。許月里感到納悶：「為什麼要把我押來鐵工廠呢?」一進鐵工廠大門，一股陰森森的冷風吹來，叫她立刻感到心寒。進了押房後，她終於明白，因為原有的監獄人滿為患，鐵工廠已經被保密局改建為臨時監牢——北所。時值嚴冬，她身上雖然穿著內衣褲、一件旗袍與離家時里長提醒她穿的大衣，並且蓋了一條自己帶來的小棉被，仍然冷得受不了!到了半夜，天更冷了，牢役才在同房難友的要求下，給她送來一條小毯子。也許是因為潮濕，押房裏仍然有蜈蚣、蟑螂在身邊出沒；再加上叫人毛骨悚然的淒厲喊冤聲，配合著鏗鏘響著的手銬、腳鐐聲，使得她來到北所的第一個晚上，徹夜無法入眠。

第二天早上，天未亮的時候，許月里就起來了。她跟著其他難友，走過短短的走廊，到洗臉場盥洗。在門口，她看到兩個鐵青著臉的看守在那裏站崗，氣氛愈發恐怖，內心不由得更加沉重。

北所離許月里的家並沒有多遠。這使得她更加想家、想孩子。由於牢牆外面就是民房，外面不時地會傳來叫賣食品的清脆聲音；特別是在夜裏，當她感到又餓又冷非常難受時，賣燒肉粽與魚丸湯的梆子聲，更叫害喜的她饞涎欲滴。害喜，時刻憂思著家裏的孩子無人照顧，以及出獄的遙遙無期……這一切都使她怎麼也開朗不起來!因為這樣，在北所起初的一段期間，她仍然一吃飯就吐；吐到後來，四肢也無力了，只能整天躺在地板上。後來，監獄管理員看她可憐，就幫她賣掉手上的金戒指，買來針藥；打過針後，她的嘔吐才稍稍停止。

在北所的三個月就這樣無所事事地過去了。

有一天黃昏，許月里終於被叫出去偵訊了。不管他們問什麼，她都照實回答：是或不是；偵訊者因為得不到想要的口供，只問了幾句話就威嚇她說：「你這個女人很狡猾、不老實!明天把你押到別的地方，看你老實不老實!」

在保密局南所的刑訊與起訴

第二天，還是黃昏時候，許月里果然被押到一棟日式平房的後面，一處比北所更加森嚴的牢獄。當她被關進其中一間小牢房時，裏頭的四個難友正在吃飯。

「快吃吧!」其中一名難友看她進來，立刻遞了一碗飯給她。「馬上就會被叫去問話的！」她問其他先來的難友：「這是什麼地方?」那名拿飯給她吃的難友說：「保密局的南所。」「這裏可不比其他地方，」另外一名難友提醒她，「你的皮可要繃緊些!」她聽了以後，心情非常沉重，手裏雖然端著那碗飯，卻一口也吃不下。就在這個時候，牢役果然就來帶她出去問話了。

在偵訊室，許月里才剛坐下，黃姓護士也跟著推門進來了。她一看到黃氏就暗叫：「糟糕!」這時，她終於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被捕了。她認為，她之所以會被捕，一定是黃氏被捕以後熬不住疲勞審問，而向辦案人員供出她借錢給簡吉、廖瑞發等人的事情。果然，偵訊一開始，黃姓護士就向她說：「我什麼都說了，你也全部說出來吧！」她一聽就罵道：「你瘋了!」接著，偵訊就開始了。偵訊者首先問說：「你是什麼時候認識簡吉和廖瑞發的?」她明白情況已經不容否認了，於是老實交代說：「日據時代，他們都是我在工友協助會時認識的老朋友，因為當時我的年紀最輕，大家都把我當小妹妹般關愛。」「你知不知道工友協助會是共產黨的團體?」她說：「我只知道，它在日本時代是登記有案的普通團體，而且還是掛有看板的，它的主要宗旨是反對日本統治臺灣，幫助工人獲得較合理的工資……」「光復以後，你又怎麼跟他們恢復聯繫的?」「其實，」她試著把問題轉移到黃姓護士身上，於是指著黃氏說：「他們會找到我，就是她帶來的。」黃姓護士立刻辯解說：「不對!我和簡吉碰到面是在你家的樓梯，那時候，我剛好要下樓，他剛好要上樓……」「你亂講一通。」她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那名偵訊者不耐煩地說：「好了!你們兩個都別吵了。」同時叫人把黃姓護士帶出去；然後，他又凶巴巴地問她：「你知不知道他們都是共產黨?」她說：「不知道。」那個問話的特務就從桌上拿起一根很粗的棍子，往她身上打下來。她因為懷有身孕，就一手護著頭一手抱著肚子挨打……。「你為什麼要拿錢資助共產黨員簡吉和廖瑞發呢?」特務接著又問。「他們是不是共產黨？我真的不知道。」她意識到這句問話有陷阱就小心地回答，「一九五0年，我再遇到他們時，正好在做生意，生活過得比較好些，所以就借了些錢給他們當路費，或是他們生病時拿點錢給他們用。這也都是人情所在啊!更何況，我認識的他們都是抗日的人，並不是反抗祖國的。」特務冷冷地嘲諷說：「像你們這種人，會反對日本的，當然也會反對我們!」然後又問她說：「黃某某說曾經看到你在燒共產黨黨章及小冊子，你承認嗎?」她知道，這個問題，他一定不會輕易放過自己的!如果否認的話，一頓毒打一定是免不了的!可是，如果承認了，那她又得要交代是誰拿給她的，這樣牽連下去的話，肯定又要扯出一大堆無辜的人!她想，反正這樣也是死，那樣也是死，可她否認的話，就是被打死，也只是死她自己一個人而已。因此，她就毫不猶豫地矢口否認。「狡辯!」特務說。她立刻就說：「如果你一定非要我承認不可的話，那你最好乾脆把我打死算了。」她沒想到他竟然冷笑著說：「像你那麼瘦，我才不要一下子打死你，我要把你關在牢裏四、五個月，慢慢慢慢地，把你折磨到死!」聽了這話，她更是氣得不知如何回話。

當偵訊告一段落後，許月里已經被打得臉都變黑，幾根手指也被打斷了（一直到她晚年，那幾根手指都還彎曲著，不能復原）。回到押房時，她全身疼痛，不能自己伸手脫衣服；同房難友於是幫她把衣服小心地脫下。南所的押房只有高高的牆頂上有一個小窗，通風不良。她因為身體衰弱，總覺得呼吸困難；同房難友就讓她靠近送東西的小洞口，使得鼻子可以向外呼吸，睡得好些。儘管如此，當天晚上，她卻因為心情痛苦、肉體疼痛，情緒沮喪得一夜無法入眠。

經過這次偵訊以後，許月里就自己一個人一案，以懲治叛亂條例第四條第六項「為叛徒徵募財物或供給金錢資產者」、第五條「參加叛亂之組織或集會者」和第七條「以文字圖書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等「罪名」被起訴。其中，四條可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五條，可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七條，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為命運未卜，她的一顆心也就始終無法安定下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