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送軍法處看守所女監與保外生產

不久以後，許月里便和同房的難友像串螃蟹般地被銬在一起，押送到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軍法處看守所一般也稱作軍法看守所或軍人監獄。它是由原來的樺山車站倉庫改建而成的兩棟兩層樓房。靠近軍法處辦公室和禮堂的那棟稱為西所，靠近濟南路的一棟稱為東所；東所的樓上和樓下各有兩個監區，樓上的四區就是女監。女監的囚房用木板隔斷，靠外牆的一面，有幾扇嵌著鐵條的窗戶。

許月里看到，四區的三間女牢房都已經關滿了女政治犯，大概十坪不到的押房卻關了近四十個人。在裏頭，她算是年紀最大的人；因為這樣，其他人都禮貌地稱她「歐巴桑」。由於空間狹窄，她們就把被褥、衣物、洗臉盆、吃飯的碗筷和尿桶，一齊放在室內的一側；同時又把衣褲一一疊好，放在枕頭套內，左右兩排各坐在枕頭上，用一塊小板子放在膝蓋上，當作寫字板。中間空出來的地方則用來吃飯與站立。她看到她們年紀輕輕就能想出這種井然有序的方法，不由得打從心裏佩服。到了晚上，她們就如同沙丁魚般身體緊挨著身體，左右兩排，腳對著腳，擁擠著入睡。按照押房裏頭的慣例，剛進來的人睡的地方是靠牆角的馬桶邊，然後逐日逐人地，按照坐監時日的加長，逐漸外移。

那天晚上，許月里躺在馬桶邊的地板上，聞著室內充斥的各種難聞氣味，看著老鼠、蟑螂在昏暗的燈光下四處橫行。她最擔心的是，那些前來上馬桶的難友們，在跨越一個一個熟睡者之間的空隙時，一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想，要是這樣的話，肚裏那個沒被打死的胎兒，恐怕也會被踩死。因為這樣想著，所以在軍法處起初的那段期間，她總是無法安心入睡。

幾天後，班長向許月里宣佈說她可以寫信回家了。她認識的中文字並不多，只好用日文的漢字來寫；除了告知家人自己被關押的地點之外，並且要家人給她送來生活必需品。沒隔幾天，她母親就在星期四的探監日，送來棉被、衣褲、藥品、食物等等。

許月里的腎臟原本就不好，也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後來，她的腳也腫了起來。一天天地，兩腿抽搐得令她痛苦難耐。因為這樣，她經常忍不住地呻吟著。

「再這樣下去的話，我怕歐巴桑會難產的!」眼看著她的預產期逐漸接近，一名護士出身的同房難友不禁替她擔憂。「我們得想個辦法，讓她申請保外就醫!」又是一個星期四，她拖著疲憊而緩慢的步伐開庭回來，正好被送東西來的母親看見；母親當下就被她那衰弱的身體驚駭住了!回去以後，母親立刻四處活動，最後，終於替她申請到保外就醫待產。

許月里准保外出後，不過個把個月內，就在太平町家中產下一名男嬰。產後，還來不及調養補身，軍法處催她回牢所的公函就來了。儘管她知道帶著嬰兒坐牢會有很多不便，可因為嬰兒留在家裏無人餵奶、照顧，只好帶著嬰兒，回軍法處報到。

判刑十二年與學習中文

許月里再次回到軍法處看守所後，就被押去開庭審判。這時候，那名黃姓護士又被帶出來作證，硬咬住她不放。最後，她以「資匪」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對她來說，這樣的結果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判決確定之後，許月里的心也就安定下來了。因為這樣，她就可以安心坐牢，不必再擔心會牽累到其他人了。因此，儘管在軍法處的生活過得像狗一樣，在牢裏帶嬰兒也實在很不方便，可總比放在家中乏人照顧要來得好啊!當時，像她這樣帶著小孩一起坐牢的女政治犯，為數不少。為了管理方便，獄方就把這些母親集中到一個押房。其中，大部分又都是在臺灣無親無故的外省女青年；她們的先生大都關在男監。因為營養不足，這些剛生產不久的母親普遍都缺少奶水哺乳。她們偶爾才能領到獄方發放的脫脂奶粉，可嬰兒們喝了這脫脂奶粉沖泡的奶水後，拉的盡是白稀稀的糞便。她看了心中不忍，於是經常把家人送來的全脂奶粉，分送其他難友。

獄中的日子，一天一天重複地熬過。

許月里的孩子長到約三歲時，便和看守所裏的其他孩子，一起跟著牢裏的一位難友學習。她於是也趁著孩子不在身邊時，儘量把握時間，向同房一個中學國文老師出身的外省籍難友學習識字和寫字。日子久了，押房的人也逐漸少了，她也才有辦法在個別指導下讀書。一九五六年，她恰好和一位姓陳的外省青年女難友單獨關在一房。在閒聊中，她向對方表露想更進一步學好中文的心意。那名外省青年女難友看這歐巴桑那麼好學，非常感動，於是故意開玩笑說：「你怎麼不會因為坐了國民黨的牢，就拒絕學中文呢?」她聽了就笑笑說：「畢竟，這是國民黨不對，又不是中國人不對。再說，我還是把國民黨當成是我的兄弟，只不過它是壞兄弟罷了!」後來，陳姓難友就借了一本收有徐志摩、郁達夫、朱自清、許地山……等人散文的書，當做教材來指導她。她非常高興，並且要家人送來筆記簿，然後，一篇一篇，老老實實地一字一字抄完。每天，她就像小學生那樣地練習造句，再請陳姓難友修改；同時，她又一邊請教，一邊自己查字典學。字典裏頭的注釋經常讓她覺得似懂非懂，這時候，她才深深體認到「老來學皮匠」的為難。可她以勤補拙，並不畏難，一定要把每篇文章都從念到寫，統統搞懂為止。當她好不容易把這本書念完之後，就開始借所裏的中文小說來讀了。

一九五七年，當孩子滿六歲時，許月里就把他送出去讀小學。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戰」在金門持續了四十六天。國府當局為了預防關在牢裏的政治犯暴動，決定把他們移送青島東路的軍人監獄，集中管理。因為這樣，軍監的押房立刻就人滿為患。這樣，許月里連同女監的所有女難友，就被轉移到板橋生產教育所。板橋生產教育所原本是一些判刑較輕者的感訓所。這裏，地方寬廣，每間寢室有六床，上下鋪，一共睡了十二個人，空氣也比其他監獄好。許月里她們到的時候，先到的難友已經把環境、教室和寢室打掃得乾乾淨淨了。

在生教所的最後六年多坐監生涯，許月里主要是在學習中安靜度過的。在這裏，她只要把每天要做的事情做好，像是割草、學做衣服等，以及上些諸如《三民主義》、「共匪暴行」和歷史、地理的課之外，其他時間都用來專心讀書；遇有不懂的地方，她還可以請教教育程度高的難友。這段期間，因為能和善良的難友們一起生活、學習，讓她得到平生難得的安慰，並且得以勇敢地活下去。

重整破敗的家園與革命老伴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補足了在外生產的日數後，實際被關了十三年左右的許月里，終於出獄了。這時候，她已經是個年滿五十一歲的「歐巴桑」了。當她回到睽別多年的家時，卻發現她的家早已面目全非了。就在她入獄的這十三年期間，她丈夫不但從來沒有去探視過，而且整日在外玩女人，不務正業，最後，不但把她入獄前辛苦經營的建材行搞垮，還留給她一屁股的債務。她沒想到，剛剛坐完十三年的政治牢，一出獄，馬上就要為清償丈夫留給她的債務而坐「經濟牢」。對她來說，現實生活是殘酷的!在遭逢接連的災難打擊下，幸虧娘家的幫忙扶持，她和孩子才得以勉強生活。同時，為了還清那些債務，她先把僅存的首飾都變賣了，然後就到工廠做工。

一九六五年，就在一家人的生活仍然非常困難的情況下，許月里的丈夫竟然不顧家裏已經破敗的經濟，公然娶了一名「細姨」回家。雖然，自結婚以來，她和他一直過著互不干涉的生活；可一些親朋好友實在看不過去，紛紛要她辦理離婚。其實，她早就想跟他離婚，無奈他始終不肯，事情也就一直拖了下來。她無奈地想：「只要他不干涉我的生活，他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一九六六年，一把無明火把許月里母子勉強棲身的家燒成灰燼。因為母親病重，她就搬回娘家，照顧母親。母親過世後，她就到一家做瓷磚的工廠做工，月薪一千多元。為了早日清償丈夫所留的債務，她省吃儉用，過著人不像人的生活，經常窮得連一個饅頭也捨不得吃!儘管如此，她那丈夫為了變賣一筆在她名下的土地，竟然跑去法院打官司，並在訴訟庭上指控她是「左傾分子」。「沒錯!」當著法官的面，她理直氣壯地指責丈夫說：「我年輕時候是反日的左傾分子!可我已經坐了整整十二年以上的牢，而且在裏頭接受了政府安排的感化教育，你侮辱我，就是侮辱政府……」因為這場官司，她終於在一些實在看不過去的親朋好友協助下，辦妥了離婚手續。

有一天，許月里突然接到一位以前一起抗日的老朋友郭德金打來的電話，說是約了同樣從牢裏出來不久的周合源，一起吃個飯，大家見見面。

許月里接到電話後，心情非常激動。她沒想到，少女時代的那些大哥哥們竟然沒有把她忘掉!她記得，郭德金年輕時候先是在廣州參加「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出事以後，回到臺灣；後來，就在她過世的先生黃天海在搞《明日》雜誌的前後，他則在搞左派的文藝雜誌《臺灣戰線》；一九三一年的大檢舉，他被捕並判刑四年。那時候，她才知道，原來他也是台共黨員。後來，因為政治空氣緊張，她和他幾乎就沒再來往過。一直要到她兩年前出獄後，他才輾轉聯絡上她。至於周合源，自從她離開愛愛寮以後，他們也很少有機會見面。她聽說，合源兄在中日戰爭爆發後不久，離開臺灣，前往大陸，一直要到光復後才回來。當時，她也聽到他在大同公司任職的消息，可因為各有家庭、事業在忙，也就不曾見過。她最近一次見到他，是她還關在軍法處看守所的時候；有一次接見的時候，她碰巧看到他也在會客，那時，他們還不約而同地說道：「怎麼大家都來了!」在郭德金安排的飯局上，她才知道，周合源是在一九五三年冬天突然被捕的，儘管他當時已經五十歲了，仍然因為年輕時候的抗日歷史，被列入五0年代政治肅清的黑名單，並且因為「文協的左派支持台共」的歷史問題，以「惟一死刑」之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起訴，後來以「資匪」及「知情不報」罪名，判處徒刑十二年定讞。一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底才服刑期滿。

「你們兩個人從年輕時候就認識了，而且思想認識也一樣；」在飯局上，郭德金表明他有意撮合周合源與許月里的意思。「如果做個老伴，彼此在生活上也好互相照顧。」

周合源早在一九二二年就結婚了。一九五一年，妻子駱氏和兒子相繼病逝，於是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二年續弦。不料，一九五三年，他就突然被捕。等到一九六五年出獄後，他又失業了好長一段時間。因為這樣，他的家庭生活一直不圓滿，於是就辦了離婚。因此，當老朋友向他提到撮合他與許月里做老來伴的意思時，也就沒有反對。

然而，許月里卻一口婉拒說：「我現在還有債務未清，等我把債還清再說吧!」她沒有說出口的心裏想法是：「人活著，要有志氣!即使合源兄有能力替我還債，我也不能接受的。」

這樣，這件好事就拖了幾年。

一九七0年，六十歲的許月里像狗一樣地辛苦工作了幾年後，終於連本帶利地清償了總共十多萬元的債務。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一年，她又在老朋友郭德金等人的安排下，與年已六十九歲的周合源先生結了婚。結婚當天，他們不敢過於驚動，只給親戚發了喜帖，沒想到，許多昔日一起抗日或坐牢的同志難友都從各地趕來了。兩個老伴的婚宴竟然也辦了十幾桌的酒席。

餘生的心願

早在十六歲那年，少女許月里就已經認識當時的黑色青年周合源了。只是，她並沒有想到，情同兄妹的兩人之間，竟然會在歷經四、五十年的人世滄桑後，成為在生活上、精神上互相照顧的老伴!

婚後，許月里與周合源先是住在建成區的一棟違章建築。她仍然在那家瓷磚工廠當倉庫管理；他則在周氏宗親會任職常務理事，每月僅僅領取微薄的車馬費。他們的生活依然困苦。兩年後，也就是一九七三年，隨著在牢裏出生的兒子大學畢業、工作後，家裏的經濟逐漸改善了，並且在北投中和街買了一棟二樓的公寓，他們也跟著搬過去住。在兒女的孝養下，兩個老人家也過了幾年沉寂但穩定的生活。

一九七九年以後，臺灣的黨外民主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隨著政治控制的鬆動，許多抗日時期的老同志及五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難友，也常來兩個老人的家裡走動。然而，儘管他們兩人對臺灣社會的關心從來不曾止息過，可這兩個曾經抗日、而且在光復以後又在牢裏分別待過十二年監獄的老人，卻一直在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中，找不到發言的位置。

他們仍然被時代遺忘著。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抗日作家楊逵先生因為心臟病發，辭別人間，享年八十。三月卅一日，後來分裂為統獨兩派的黨外各團體，在當時的臺北市議會地下室交誼廳，聯合舉行了一場楊逵先生逝世紀念追悼會。當天下午，只有三百個座位的會場早就被六七百個人擠得水泄不通，站著和坐在地板上的人比坐在座位上的人還要多；這些老老少少，都是來自各地敬愛楊逵先生的人。兩點整，大會司儀宣佈追悼會開始；然後就在莊嚴肅穆而熱烈的氣氛下，進行了長達近五個鐘頭，包括講演、幻燈片介紹、民歌演唱、散文朗誦及家屬致答等內容的節目。

也就在這場追悼會上，所有在座的青年第一次見到了許月里老太太及其革命老伴周合源老先生。在會上，追悼會主持人王曉波先生是這樣介紹他們的：

周先生現年八十三歲，和他的夫人許月里女士，都是日據時代楊逵先生反日運動的同志，但被扭曲了的歷史，卻使得周先生夫婦在光復之後遭到和楊逵先生一樣的命運。今天我們在這裏紀念楊逵先生，要還給楊逵先生歷史的公道，同樣地，我們相信，歷史也一定會還給周先生夫婦公道的!

周老於是以楊逵老戰友的身份，打破他個人長久以來的沈默，發表他個人自從五0年代白色恐怖以來的第一次公開講話。他首先提到：「我和楊先生相識有五十八年了。」關於他自己，他只簡單地介紹說，他是因為幫忙愛愛寮創設者施乾先生從事乞食消滅運動，而「被那股滾滾的時代洪流卷到渦裏，成為臺灣文化協會的一分子」。然後，他的講話就完全在介紹他的老友楊逵先生了。最後，他才稍微透露，他「比楊先生虛長兩歲，在日據時代也（與楊逵有）同樣（坐日本牢）的遭遇，光復後也去食十二年的無錢飯」。然而，具體的歷史內容為何?他卻沒有多說。

事實上，一直要到八十一歲高齡的周合源先生在楊逵紀念會上公開發言以後，那些懷抱改造社會理想的年輕一代，才知道周合源與許月里的歷史存在。從此以後，他們兩個老來相伴的愛人同志，便在臺灣新生代的熱情邀請下，再度穿上追求社會民主的運動鞋，不畏烈日酷曬與寒風苦雨，再度為實現社會主義與民眾的幸福，南北奔走。

一九八六年九月，周合源與許月里基於追求民主的信念，作為創黨黨員，加入了新成立的「民進黨」。嗣後，他們又因為不同意該黨的民族分裂主義政綱而斷然退出。

「日據時代以來，我們這一代都希望中國能富強……」周合源在同年二月發表在《夏潮論壇》的回憶文章中強調中國一定能統一的問題時指出：「歷史的根源，我相信血比水濃，臺灣的經濟發展要市場、要資源，有大陸廣大的市場和豐富的資源，才能有更發展的前途。」因此，他公開贊成中國的「和平統一」。對此，許月里也強調：「統一」是她的「餘生心願」。她一再強調說：「歲月不饒人，我們兩個老人已經是夕陽殘照，來日無多的了。惟一盼望，過去受苦受難的我國，能早日統一成為一富強康樂的國家，以促進人類和平。」

基於這樣的信念，許月里與周合源後來也都加入主張統一的中國統一聯盟與勞動黨，並且經常出現在各種具有反帝性質的工農運動與統一運動的場合。

一九九一年，周合源在諸多新老同志與親朋好友的熱烈祝福下，度過了一個意義不凡的九十歲生日。人們把他的生日與紀念臺灣文化協會七十周年聯繫起來，用文藝晚會的形式來慶祝。

一九九二年，周合源一向健朗的身體開始出現病況，時痊時恙。為此，許月里大半時間都花在照顧老伴，較少出門。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八點，周合源的生命之旅終於走到了終站。在彌留狀態的他突然睜開了眼睛，望了一眼守在身邊的革命老伴許月里、兒孫及同志們，然後稍稍舉起軟弱無力的手，揮了揮，就這樣灑脫地告別人間了。

面對生命的無情規律，許月里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哀傷。儘管兒子媳婦一直要她搬去同住，可她仍然自己一個人住在北投中和街上的老房子，像一般尋常的歐巴桑一樣，自己燒飯、洗衣，過著獨立而自主的生活。八十幾歲的老太太跟一般歐巴桑其實也沒有多大的不同，不同的只是，她有過跟她們不同的年輕時代，她坐過十二年的政治黑牢。更重要的是，她仍然每天看書、看報，關注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並且還經常出現在一些社運現場，跟一群年輕小夥子一起為社會進步而抗爭。

為了完成餘生的心願，許月里歐巴桑仍然堅持著戰鬥到底，一直到她不得不停止心跳的二00八年十月卅一日凌晨一時四十七分，才懷著「餘生的心願」尚未完成的遺憾，告別戰鬥的人間!(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