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文林苑都更案和油電雙漲政策所引發的民意沸騰，紮紮實實讓喜歡用民調來指導決策的馬團隊吃盡了苦頭，下殺18%的施政滿意度，再一次地將馬英九推向八八風災以來最嚴重的政治風暴。從表面上看來，這兩個案子形式各異、內容有別，其所牽動的社會經濟層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但究其根本，人民百姓的憤怒都指向同一個對象──技術官僚的無能和顢頇。眾聲喧嘩的背後，體現的是經濟地位日漸下滑的城市中產階級，在危機中，對行政官僚體系的不滿和挑戰。

上個世紀六○年代，樂觀、天真又篤信上帝的美利堅合眾國，以為美式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和政治體制是第三世界現代化的指標，是人類文明的最高形式。他們以上帝之名(寫在每一張美元鈔票上)，要用自己的形象來改造這個世界，除了輸出軍隊和好萊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第三世界篩選一批政治菁英，送到美國留學，讓他們過上好日子，了解美式民主的價值，從而做為美國國家利益在第三世界國家的代理人。他們相信「喝過可口可樂的人，不會退回去喝白開水」。

在這個政策背景下，「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就成為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知識青年的終南捷徑，造就出一批又一批「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進公門」的技術官僚。他們「喝可樂、吃漢堡、搭灰狗巴士、看美式棒球」，誤以為安詳恬靜的長春藤校園就是美國社會，經濟學教科書中的原理法則就是現實世界。得志，則馳騁官場，翻雲覆雨；不得志，則退守校園，頤養天年。他們勤於讀最複雜的統計報表，卻疏於作調查研究，更懶得跟人民百姓進行的對話。一旦碰到問題，大凡八○年代以前留美的，開口閉口就是「凱因斯主義」；八○年代後學成歸國的新秀，則言必稱「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民營化、去管制化不絕於耳。

馬英九做為冷戰時期美國所刻意培養的政治菁英，現代性是根植於其骨髓的政治基因，表現在對「數字管理」和「依法行政」近乎迷信的治國理念。他喜歡技術官僚，也只相信技術官僚，就其養成教育而言，擅長「數字管理」和「依法行政」技術官僚，幾乎是現代化治理體系的自然承擔者，是客觀性與科學性的表徵。可是，經濟學上再完美的數理模型，都無法掌握在數字背後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也無法掌握人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感受。同時，在成文法的體系下，也有太多的心證和行政裁量權，可以讓行政、司法等官僚化部門逞惡，受害的往往是社會經濟地位低下，在資本化的言論市場甚至不曾享有平等的話語權的升斗小民。

統計學作為一種現代國家的統治術，建立的基礎在於物物交換過程的價值規律，表現的是一種量的關係。但是，現實世界的經濟行為，即便是日常生活中最單純的商品交易，都充斥著買者與賣者的自由意志，這種意志關係既體現在對物的有用性的主觀欲求上，也表現在通過對物的占有所決定的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一切的法律也不過是將這種社會關係固定化的「法的形式」而已。

人民百姓來自日常生活直觀的經驗，或許並不科學，但是比起任何號稱科學的統計數字更能夠反映整體，更接近社會事實。馬團隊對民意調查與總體經濟指標幾近迷信的數字管理，阻絕了他們體察民意、關心民饃的可能性；主張依法行政，對「法律國家」近乎信仰的堅持，也制約了他們推動政治改革的成效。如果說，馬英九政府在八八水災中所表現的遲滯和失措，說明了從地方到中央，整個政府治理體系的結構失能和環節脫落；則文林苑都更爭議和油電雙漲所引發的民意沸騰，更暴露了馬英九執政團隊脫離群眾、決策顢頇、專斷獨行的官僚主義傾向。這才是馬英九當前所面臨的真正危機，也是其治理體系官僚化必然結果。而這一切，在在都根植於馬英九本人的現代性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