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 青春　
像烈火樣的鮮紅
燃燒在戰鬥的
原野

我們的 青春　
像海燕樣的英勇
飛躍在暴風雨的
天空

原野是長遍了
荊棘
讓我們燃燒得更鮮紅

天空是佈滿了
黑暗
讓我們飛躍更英勇

我們要在荊棘中
燒出一條大路

我們要在黑暗中
向著黎明猛衝(呼聲)

──《青春戰鬥曲》

「政治犯」的晚會

「1952年。距離我被囚押到這裡，到今年剛好是整整六十年。」一位政治受難者昂然地唱完這首《青春戰鬥曲》後，沒有特別要向誰說話，只是把頭緩緩地抬起，喃喃地這麼說道。這是「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於今年四月底舉辦的「見證歷史‧綠島之旅」。百名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及家屬齊聚一堂，在夾帶著海風與浪聲的夜晚，進行重返受難地綠島的「政治犯」晚會。

這位高唱《青春戰鬥曲》、如今雖年逾八十的老「政治犯」，在這個晚會場中年紀不算突出。然而是出自什麼樣的原因，促使這些已然是阿公阿嬤的「老同學」，在家屬的支持陪同下從島內各地翻山渡海地重回這個多半不願再回首、更遑論是懷念的受難地？而對照起人權園區內姓名碑被撫摸地光亮，現今高居台灣政治殿堂，頂戴桂冠手握主流詮釋權的所謂「台灣民主鬥士」，這些稱之為「老同學」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他們見證了什麼樣的歷史嬗變？

歷史終究不是人們泛談的「遺忘」那樣，有些就特別地讓人們「記得」，另外特定的那些就隨著人類生理性地失憶而從此消失、湮沒。它承載著過去，指向現在，並且通往未來；這從來就不是理所當然的自然路徑，而卻是血淋淋的鬥爭過程。如今垂垂老矣卻不改其志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正是活生生的見證者。

「我們坐的是美國牢」

距離台灣島東南面不遠的綠島，方圓16平方公里的島，曾經是台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遭禁錮之地，隔絕了無以數計的天倫之夢。愛鄉愛國懷抱改造社會理想的青年，在歷史浪潮中將那一生只許綻放一次的青春，獻給了推動社會進步與民族統一的時代運動，最終不是在黎明槍響中仆倒在馬場町溽濕的泥地上，便是被押禁在那座孤懸一隅的火燒島。

戰後方從日本殖民五十年桎梏中光復的台灣，便歷經了一場殘酷的二二八官民鬥爭。歡欣喜迎祖國懷抱的台灣民眾，見到從內戰中潰敗的國民政府軍的貪腐與霸橫，期待旋即轉為失望。一些受過帝國殖民之苦、懷抱理想的社會青年，便經歷了一場由「白色祖國」轉往認同「紅色祖國」的轉變過程，而這樣的轉變與覺悟，承繼著日據時期反帝反殖民運動，很快地在短短幾年內形成一股反帝反內戰、要求民族解放的組織力量，並與紅色祖國的革命結合，掀起了再一波前仆後繼的革命浪潮。

然而在激烈的國際冷戰氛圍底，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強行將第七艦隊駛入海峽，台灣被納入國際霸權的反共島鏈範圍，成為霸權的一顆卒子，兩岸從此形成了分斷的局面直到今天。而發生在台灣五○年代的白色恐怖肅殺，乃至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便是在內戰／冷戰這樣的雙戰結構下，甘作帝國主義附庸的蔣政權對於民族及階級解放運動的斬絕。而這樣的白色恐怖肅清，在同一時期全面的發生在全球範圍內，特別是因受壓迫而處於發展落後階段的弱小民族或新興地區與國家。

這也是為何受難者說「我們坐的是美國牢」的原因──五○年代白色恐怖的肇因，是有外部介入的帝國主義因素的。而單單從一島的內部體質反省台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政治對於人權的迫害，即便界定了誰是第一線的加害者、誰是被害者，仍是遠遠釐不清本質，並且是去歷史脈絡的。

缺角缺很大的轉型正義

二十年多來，面對島內分離主義的興起與兩種資產階級政權的奪權鬥爭，發生在台灣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歷史，雖與二二八官民鬥爭同屬關連但又性質不同，卻同時政治工具性地淪為兩黨在一島範圍內的鬥爭場域。

因之而起的法理補償機制、所謂國家人權博物館(諸如:○○人權紀念園區)的籌建，以及台灣戒嚴時期轉型正義關於人權的論述，相當程度的架空歷史真相、虛談人權史觀，企圖簡單的用一特殊歷史時期的專制、外來政權對所謂「人權普世價值」的戕害，來蓋括因內戰及國際冷戰結構底下，追求民族統一與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解放運動。

然而究其根本，當我們將視角放大到兩岸或至少區域的冷戰結構體系來看待這段歷史與現在，那麼幾年來流行於台灣政、學場域間的所謂轉型正義，究竟剩有多少「真相」與「正義」？起碼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歷史平反／翻案的面向上，我們因此看見人權史觀的虛偽外殼與其包裹的政治投機性。而這樣的虛偽與投機只需觀察台灣主流政黨親美親日、反共的本質，便能窺見其中的保守性。

人權園區構建了什麼樣的人權

此行重返受難地綠島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知道已經被規劃成人權園區的押禁政治犯遺址，即將轉型為所謂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然而對於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同時亦是活生生的歷史見證者的受難老前輩們而言，面對園區內高掛著歷史反省與人權議題卻是征然不解。

他們多所不解的是，所遭遇過的恐怖與受難經驗，無論從過去或今天來看，當然地是執政當局對人權的暴力戕害；然而他們的之所以受難，卻是因為投入、捲進了那場反對內戰及帝國主義外來干預的民族、階級解放革命浪潮。而關乎肉體精神的、人權的遭受迫害，恰是因為那和平的無法實現。時至今日，在歷史浪潮中遺留下來的兩岸分斷狀態依舊，形同內戰的延續。在舊的歷史命題尚未解決前，如何能夠說「人權」的發展在經過長足努力下，已經獲得了大步的實現，並且通過反省做為教育後代人的警惕？

而倖存的政治受難者及其後代家屬，做為內戰及兩岸分斷的歷史見證者以及和平先聲，選擇重返受難地綠島，實意味著向當局聲明台灣地區人民追求兩岸和平的權利之不可侵犯。同時認為，只有植基於和平的人權論述，才有實踐的基本條件。做為台灣人以及和平、人權的護衛者，那用肉身見證這段內戰歷史、如今雖垂垂老矣卻不改其志的政治受難者前輩及其受難家屬，當是毫無疑問的具有獨特的代表性。

和平作為人民的麵包

一位受難者前輩這麼地說過：「你認為對於一位連吃都吃不飽的飢餓地區人民而言，人權與麵包哪個重要？」我心裡想著，換作是我當然手抓著人權、保障著嘴吃著麵包的權利，兩個全都要。其實只要天真地忽略歷史鬥爭的過程內容與國際霸權政治的詭譎，便可以輕易的得到這樣自欺欺人的答案。

對於像台灣這樣歷經國際冷戰及接受美援霸權戰略的新興工業化地區而言，多半會認為這是一個誇大的比喻。

然而我們若不能在現階段的兩岸關係和緩時期把握和平帶來的政治和解契機，就內戰／冷戰的歷史殘餘進行徹底的批判與清理，對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進行歷史性的平反與翻案，那麼諸多的轉型正義敘述與人權想像，只不過是服務於台灣主流政黨間鬥爭的技術工具。

也只有這樣，把被顛倒的顛倒過來，歷史才能回到它的軌道。台灣社會才最終能夠藉著真正的歷史反省，進步地通往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