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中葉，飽受西方殖民主義壓迫的亞非拉各民族，利用新舊帝國主義勢力交嬗的間隙，紛紛建立起了自己的自治政府。但在政權形式上的獨立，並不意味著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路徑上的全面解放。半個多世紀來，西方強權國家的支配地位沒變，新興民族國家的發展落差沒變，殖民統治時期所建構出來服務於宗主國資本積累的垂直分工體系沒變，「上國教化」的文明想像也沒有改變，所改變的，只不過是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從直接占領轉變為間接支配而已。


因此，新興民族國家在追求去殖民化的努力，通常必須包含著兩種面向：一是清理宗主國在殖民主義終結後所遺留下來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後果，以及它如何依然支配著各國人民的現實生活和對自身發展的想像；一是從過去反帝反殖民鬥爭的歷史經驗中，總結和凝鍊出一種足以指導日常生活的哲學態度和政治自覺。這不單是涉及了亞非拉人民應得的資源分配及物質福祉，更加重要的是涉及他們的發展路徑和文化再生的活潑力量。遺憾的是，百年來台灣人民雖也共同經歷了新舊殖民主義的荼毒，卻無緣參與到這種文化自覺的進程。

光復後的台灣，雖曾短暫的回歸祖國並局部的參與到整個中華民族救亡圖強的事業當中，但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和東西冷戰，旋即將台灣整編進以圍堵新中國為主要戰略目標的新殖民主義東亞分工體系。為了寄身在美日帝國主義羽翼下延續政權的合法性，退居台灣的國民政府非但沒有執行去殖民化的民族自覺工程，反而曲意屈從於美日霸權意志，不加批判的朝著帝國主義所設定的現代化路徑匐伏前進。半個世紀多來，藍綠兩黨雖然在許多政策主張上相異其趣，但皆未能擺脫這個從屬性格局，現代化知識菁英所掌控的社會主流意識，更耽溺在美式生活的甜美幻想中，不但喪失了對西方霸權主義反省的能力，還在自己的身上複製著殖民統治者的現代主義形象。30年來反覆曲折、時起時落的廢核議題，就是一個絕佳的案例。

先不談藍綠當局在核四廠的興廢過程中是如何的左支右絀，翻雲覆雨。3月9日，20萬湧上街頭的反核群眾，體現的是以都市中產階級為主要成份的「市民大眾」，在福島核災後對核能安全的集體焦慮。這是繼紅衫軍反貪腐運動之後較大規模的自發性社會動員，兩者在議題的設定上雖然有所不同，所召喚的群眾在社會屬性和政黨傾向上苟或也有所差異，但兩者的焦慮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向，本質上是對藍綠技術官僚體系實現現代化治理能力的不信任(貪腐與核安)，而不是對當前政府失能和核能安全所暴露出來的依附性發展的現代性危機的根本質疑。於是，在整個反核運動過程中，非但美帝軍工複合體這個主導著台灣核能政策的背後幽靈，得以隱身在「國家安全」、對美軍事採購的大纛下被視而不見，就連支撐著核能使用正當性的依附型資本主義發展路徑，也被刻意的略而不談。

從309當天，夏潮聯合會、勞權會和勞動黨所高舉的「反核能、反核武、反美帝」旗幟，在遊行隊伍中形成了一道顯得杆格不入、荒誕突兀的風景線；以及事前事後，代表著奇異、西屋等軍工複合體利益的台北美國商會對廢核問題的頤指氣使、說三道四，而滿朝文武、朝野政黨和社會大眾對此卻都噤聲不語的現象看來，台灣社會的政治菁英乃至於市民大眾的現代性迷思和殖民地奴性，恐怕已經是深入臟腑的頑症痼疾。無怪乎，以操縱民粹起家，曾經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陳水扁，在貪腐入獄後可以毫無忌憚的向美國法院提出訴願，聲稱他之所以被判刑，是因為他在「擔任美國軍政府在台灣的代理人期間的所作所為」，因此請求美國法院下命美國軍政府承認他的「民政長官身分」，並飭令台灣撤銷對他的訴究。

在台灣，想要落實「非核家園」的願望，恐怕不可避面的要碰觸依附型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化迷思，更不能不清理諸如民選「美國軍事託管地民政長官」式的殖民地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