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與奴隸，一個是侍帷幄、參密議的帝師王佐，一個是繫枷鎖，服苦役的人畜財貨，原本是社會位序上高低貴賤互不相搆的兩個極端，但擺放在君臨天下，把一切人都看成奴隸和奴才的帝王眼中，讓兩者禍福相倚，互為條件，互相轉移，卻是帝王治術的不傳之祕。舊約聖經創世紀中就以相當大的篇幅，記載猶太人約瑟如何從一個淪為階下囚的奴隸，利用幫埃及法老王解夢的機會，提出七年豐收、七年荒年的預言和對策，從而成為一個萬人景仰的宰相的例子。

宗教作為現實世界的顛倒，創世紀的神啟當然是用來彰顯上帝的意志，但是，一旦我們回到人的世界，就不得不佩服法老王的睿智和權謀。大膽啟用約瑟這樣一位奴隸來當宰相，特別是主管征糧收稅、囤積賣糧的工作，必然要傷害貴族大戶的利益。事情搞好了，約瑟非但捨不得造反，也不敢造反，就算造反了，也沒人理會；事情搞砸了，對於集君權與神權於一身的法老王來說，殺個奴隸就像捏死一隻螻蟻容易，還可以讓貴族們消消氣。

刻意拔擢奴隸、戰俘來掌管朝政的例子，在歷史上多的不勝枚舉。在近代國家的興衰更迭中，將這種「奴隸政治學」玩弄得最為淋漓盡致的，當屬在上個世紀中旬躍升為世界霸權的美利堅合眾國。它非但一反過去舊殖民主義者的窠臼，放棄直接軍事佔領，反過頭來篩選並扶持第三世界資產階級菁英，讓他們接受美式現代化教育的洗禮，體驗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再成批的送回新興民族國家執政，按照美國的形象來改造自己。換句話說，就是讓他們從舊殖民地的奴隸，翻身為新殖民主義屬國的「民政長官」，但卻以精神上淪為美國價值與國家利益的奴隸作為前提。

數十年來，台灣做為從屬在美國新殖民體系下的新興經濟體，舉手投足間，無不深深刻鏤著「奴隸政治學」的印記。下焉者，躲在學院，拿著美國指導教授的講綱和書目，複製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奴僕；中焉者，擠身官僚，治國如翻教課書，大凡八○年代前到西方取經的，開口閉口就是凱因斯主義，八○年代以後到美國留學者，動不動就是市場機制、新自由主義；在上位者，更甘為託管地的「民政長官」，凡遇國防、外交和兩岸關係等重大決疑，無不守著電話機，等待著從美國華府傳來的上諭。

成功大學航太系景鴻鑫教授，曾經形象的將這種「奴隸政治學」歸納為兩句話：奴隸「未必知道自己要甚麼，但非常清楚主子要的是甚麼；自以為比其它的奴隸高級，對別的奴隸特別殘忍」，實在是一語見地。君不見，我們可以無視於美國主子的軍隊在亞丁灣射殺我們的漁民，並毀屍滅跡；也可以不計較日本右翼政府侵門踏戶，將釣魚台列嶼收歸「國有化」，卻沾沾自喜的和日本簽訂「漁業協定」。但是，一旦換成是菲律賓的漁政船，在台菲爭議海域向我們的漁民開槍，則是可忍，孰不可忍，全民皆曰可殺，甚至將怒氣轉嫁在比我們更受壓迫的菲律賓移工和移民身上。

近日來，由綠營新生代菁英所一系列發表的「賤民宣言」、「自由人宣言」，乃至於剛剛送交民進黨中常會研議的「台海人權決議文」，無一不是這種「奴隸政治學」的體現。我們欣慰的看到，綠營新生代能夠務實的打破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桎梏，勇敢的面對海峽兩岸互惠互利的現實，企圖展開跟中國大陸全面的對話和交流。但我們也遺憾的看到，這樣的主張並非來自於實現民族和解、合作，共謀發展的歷史自覺，而是來自於2016年奪取大位的客觀需要。宣言上提到「台海雙方關係應建立在人權的普世價值上」，將「中國人民得以民主普選方式產生政府」作為實現兩岸和平、進行政治協商的前提。這無非是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上，劃下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讓「決議文」希冀打開民共對話的基本精神，自我解消於無形。

看來，他們依然是搞不清自己要的是甚麼，但絕對清楚美國對兩岸關係「不統、不獨、不武、不和」的戰略規定，因為，這才真正符合美國主子的霸權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