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葡萄牙人打敗了阿拉伯和印度的聯合艦隊，在十五世紀初取得印度洋的控制權以來，西方殖民主義者的船堅砲利夾帶著上帝與資本的福音，展開了對美洲、中東、非洲海岸，印度和東亞地區的地理探索和殖民掠奪。數百年來，以資本主義擴張為物質基礎的西方殖民主義，不但為殖民帝國提供了市場和資源的供給，促進了帝國本身的發展，也給西方文明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信。特別是在工業革命之後，伴隨著科學主義在西方取得了典型意義的發展，自由、民主、人權成為現代國家的普照之光，凡舉西方世界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取向，都被認為具有普遍意義，是人類歷史的終點，也是非西方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

這種帶有強烈的西方中心論色彩的單向線性史觀，是合理化帝國主義對世界市場掠奪的重要手段，他們用現代／傳統、工業／農業、民主／專制、科學／蒙昧、理性／非理性…..等等現代化指標，將世界劃分為不同等級的發展序差，用殖民地現代性來掩蓋對亞非拉各民族環境、資源掠奪，乃至於種族滅絕的罪行。這需要一個意識形態馴化的系統工程，殖民統治者既要不斷的凸顯殖民地的落後野蠻來映照宗主國的文明先進，還必須將自身的文化、宗教和語言強加於被征服民族身上，讓殖民地受教育階層（通常是富有的封建統治菁英）產生與殖民宗主國休戚與共的認同感，藉以分化殖民地受壓迫人民的反抗。日據時期的「內地延長主義」和「皇民化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近年來，在台灣知識界因「去中國化」和「殖民有功論」而爭論不休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其實就是這種殖民地奴化教育尚未清理的表現。它造就了一整批價值單一化、文化貧窮化，對殖民地現代性歌功頌德，恨不得剝除自己臉上民族胎記的「本土派」知識份子。他們熱衷於講述將殖民地暴力統治規範化的法治精神；讚揚將台灣建設成日本南進基地的戰爭工業化；稱頌為實現殖民地資源掠奪的交通現代化。他們從來沒有正視過從唐景崧台灣民主國、林少貓台灣義勇軍到余清芳西來庵事件等武裝抗日活動中，犧牲的50萬先民；也鮮少討論到從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到民眾黨等非武裝抗日運動中，屢仆屢興的愛國知識份子；更不願意面對霧社事件中莫納魯道與族人們寧死不屈的「野蠻的驕傲」。

當然，對殖民地現代性的依戀成癖，不能單單歸咎於本土派知識份子的弱智糊塗，它也深刻的根植於戰後國共內戰與東西冷戰的歷史框架當中。恰恰是因為國共內戰民族分斷的悲劇，提供了國民黨軍事戒嚴體制和省籍差別待遇長期化的條件，埋伏了今天「本土化運動」的歷史口實；也恰恰是架構在冷戰「垂直分工、市場在美」的東亞分工體系下的工業化，排擠了清理殖民地經驗的政治空間，造就了今天台灣人民認同混淆的物質基礎。更重要的是，長期「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意識形態，嚴重限制了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路徑和對未來的想像，導致我們在兩岸和平發展與東亞區域一體化歷史機遇中躊躇不前。

對殖民地經驗的清理，其目的不在於算舊賬，挑動東亞民族間的歷史仇恨，而是為了要辨清方位、釐清未來的發展方向。或許，在許多台灣民眾的眼中，對於「日據」與「日治」一字之爭，似乎只是「千秋之筆」，是歷史學家才會關心的事。但是，它卻扎扎實實的說明了台灣在選擇發展路徑上的困局，到底是繼續依附在美日對中國進行圍堵的新冷戰架構，還是投向民族共同市場、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廣大天空？一字之差，千秋之別，台灣正站在十字路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