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春以來，凱達格蘭大道的人聲鼎沸，不分族群、性別、黨派與職業身份的「市民大眾」紛紛走上街頭展現肌肉，一次比一次人多，一回比一回年輕。「這個週末，凱道見」，儼然成為網路鄉民的通關密語，到場聲援的人數經常倍數於組織者的預期。有人喜孜孜地宣告「新社會運動」的到來，有人視之為「市（公）民社會」日趨成熟的表徵，不管是反核還是年金改革，是土地徵收還是洪仲丘事件，所有的矛頭指向濫法侵權的政府部門，所要捍衛的都是私領域的公共權利。

一切似乎都符合十八世紀以來西方世界對市民社會的想像：「自然法」對於生命、自由和私有財產的保護（天賦人權）；「利己主義」保證個人能夠自主地從事經濟活動和追逐私人利益（自由市場）；「社會契約」對違反上述自然權利的國家權力的收回（主權在民）。也就是說，這種市民社會的想像是以私有財產為前提，以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為基礎，建構出一個介於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自主的社會公共領域，而且先天的要對統治者叫板。

問題是，所謂「市民社會」畢竟不是鐵板一塊，生產資料的社會分配制約著勞動產品的分配關係，也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這種主要建立在商品生產與交換關係之上的市民社會假想，畢竟是以獨立的個人為基礎所形成的市場網絡，它在制約國家權力的干預與擴張時或許顯得理直氣壯，但對根源於市場競爭機制本身所形成的資本積累與集中卻無能為力，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社會兩極分化的自然承擔者，從而實現了自身的階級分化。也就是說，當前所謂的「市民社會運動」，行動者如果不能正視自身無產階級化的真實處境，從而將自身的解放寄放於社會的全面解放，仍然想要抱殘守缺的保有小私有者、小生產者美好昔日的幻想，那恐怕又要是白忙一場。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來是來自利己主義對市場的侵蝕，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傾軋，「國家」都是市民社會內在矛盾外部化的派生事物，它既是矛盾的表現，也是矛盾解決的場域。考察最近被各式議題動員起來的「市民大眾」，除了部分是以一種人道關懷「俯視」著勞苦大眾的學生和教師之外，大部份是在九〇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狂潮下被剝奪了的中間階層：小農、小商品生產者、小店家、專門技術人員和服務業受薪階層。他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個人分化，是藉由商品的全面流通而聯繫起來，因此天生是「自由市場」的擁護者，卻也是市場無政府狀態的直接受害者。在資本主義市場處於發達和上升的階段，由於繁榮所帶來的自信，他們往往在政治上表現為激進的民主派，要求國家要退出市場；一旦資本主義面臨衰退期，穩定和發展將壓倒一切，他們立即變成保守派，不是消極的對待國家主義的上升，就是將自身的困境歸咎於金融資本和商人資本的層層盤剝，要求國家全面介入經濟過程，甚至成為「法西斯國家主義」滋生的溫床。

以小生產者、小私有者世界觀所指導的「市民社會運動」，不可避免地要表現出這種對國家機器「又愛又恨」的兩面性，以及革命的不徹底性。「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只能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下嘎然而止；「把土地的還給生活，把國家還給人民」，也只能表現出對國家職能朝向大資本、大土地所有者傾斜的不滿，要求在分配關係上的翻轉，而不是對階級暴力形式的徹底反省，更沒有對土地與財貨的私人占有形式進行根本的挑戰。

因此，台北敦化南路30年的老舊公寓，近日以每坪186萬的價格成交，30坪的住宅所耗費的是受薪階級100年的平均勞動所得，這就是市場對當前「市民社會運動」最直白，最赤裸裸的回應。無怪乎，行政院長江宜樺在回答農陣「修改土徵法」的訴求時，理直氣壯地提到：「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是不能把個人或個別團體對某修法的看法，當作絕對正義，只要和他訴求不一致，就當作惡法」。聽起來有點刺耳，但也有幾分「得理不饒人」的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