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說過，陳芳明以他獨自的殖民地社會論終始其沒人理解的「後殖民史觀」，卻對於「殖民地」這個概念完全沒有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的理解，以至於無法區別殖民地社會與一個非殖民地社會的文化、語言、人格、心靈諸方面的殘害。他竟不知道，人類自有階級和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以來，壓迫階級不但對被壓迫階級進行經濟掠奪和政治壓迫，也對被壓迫階級施加心靈、人格、語言、文化的損害。被壓迫階層在勞動現場、在消費和社會生活受到日常性的歧視，自卑自怨。下層階級的語言和文化不能登大雅之堂，古今中外，莫非如此。只有陳芳明才說「只有花殖民地」，語言等「文化!問題才會變成政治問題……」，糾纏不清。
　　最近，他在他的(面具)一文中忽然說台灣是「島嶼上的殖民」和「西方殖民」的「雙重殖民」來說明他的「再殖民」說，這是他在(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這個展開他的宏論之序章中有關「再殖民」部份所沒有的說法，明顯是因應論爭，作勢「進步」的臨時拼湊。國民黨和美國自一九四五年以後如何雙雙對可憐的台灣進行了「雙重」殖民統治，其政治經濟和文化語言的雙重性殖民壓迫怎樣分析，陳芳明一語帶過，也沒有交代。前文說過，美國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是美國為了它在東亞冷戰戰略利益，對台灣進行新殖民主義支配的總構造中的關係。而新殖民主義支配總是要透過當地的、與其合作的扈從政權(Client regime)達到目的。國民黨政府─從兩聘到李登輝一至於陳水扁政權─和美國勢力範圍下一切親美反共政權，即與朴正熙、蘇慕薩、皮諾契特政權一個樣是美國新殖民統治的代理人。國民黨集團對台統治，不存在政治經濟麼美國和皮諾契特法西斯軍政集團的「雙重學意義上的殖民統治，正如當年智利不是什麼殖民統治」那樣，台灣的情況也不是。從理論普遍性說，陳芳明不否定「雙重殖民'論」，軌不能解釋何以一九四五年「再殖民」化後二十多年間只看到以中國認同為主題的類如《江山萬里》、《流雲》這一類的作品。在陳芳明的文學史裡，難道要將鍾肇政先生和許多和他同輩同調的台灣作家，全劃歸「認同中華民族、宣傳中華民族主義」的「官方文學家」，從而讓這位台灣老作家戴上「中華沙文主義」的「台奸」文學家的帽子不成?
　　陳芳明關於殖民地概念的混亂，也表現在殖民地化和現代化的關係問題上。在(面具)一文中，陳芳明說「理性」驅動了西方「重商主義的崛起」、「現代國家的塑造」、「民主法治的建立」和「工業革命的誕生」。而且台灣人知道「理性」，竟還是日本人統治台灣時帶來的！這自然是陳芳明一貫的歷史唯心論。但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告訴了我們，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上半，英國的手工業基礎上的紡織業有所發展，另航海科技發展，發現了新航路，展開了對殖民地奴隸勞動和珍奇資源如金銀礦的掠奪，使重主義的搶掠加貿易興盛起來。在商貿中累致巨大財富的商人和銀行家等新興商業資產階級登場，對傳統的封建貴族和君王形成挑戰。從英國開始的市民資產階級革命，宣揚新興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議會制度的思想成為一時代的新思潮。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西歐各國相繼發生新興資產階級革命，形成現代資產階級的國民國家。客觀的歷史事實是:生產工其的進一步發展、航海技術、航海事業的進步、新航路的發現，以及對殖民地奴隸勞動的殘酷而血腥的掠奪，對殖民地黃金和白銀最貪慾的搶掠，對殖民地奴工最非人化的役使─而不是什麼「理性」，驅動著現代資本主義歐洲的展開，而後生產力又因新能源、新動力、新的機械化大規模工廠生產，促動了科學與技術的進步，斯而後發展為崇尚敵蒙、進步、科學和「理性」的哲學與思想。
主張日本在台殖民使台灣現代化，主張「殖民地台灣住民對於理性的認識與理解，是通過日本殖民體制的建立而接觸到」之類的歷史認識，是陳芳明和他那一夥人以至於台灣教育當局今日的霸權論述。但這是一種意識形態先行的刻板的、「政治正確」的爛言，不符合事實。
出於防衛受到日本和法國覬覦的台灣之痛切需要，早在一八七四年沈葆楨渡台後，就開始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工程。據研究資料台灣的現代化始於建省的前後，在清廷著名洋務派中堅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主持下，二十年的經營，台灣出現了全中國最早的自辦電報和新式郵政事業，出現了全國最早投產的新式大規模煤礦。鐵路的舖設、電話電燈的建設，新式學堂的開設，新式貿易船隊的組成，民族資本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登場，也鄱在這十九世紀九0年代之前發生。和稍早大陸洋務建設之注重封建的官督秈官辦，台灣相對地鼓勵台灣民間資本和僑商的投資經營，有相對進步性。此外。不同於大陸封建地主豪紳階級之阻嘵改革建設，當時台灣的紳商對現代化工程則表現為積極的捐資和投資，使現代化事業在台灣開展得比較順利。儘管格於歷史的各種極限，台灣在清末的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免也有個別弊病。但總體看，日據前在台灣的現代化的績效仍然相當可觀，使台灣成為全中國少數最先進的省份之一。說台灣人認識「理性」是拜日本殖民之賜，是妄自菲薄，是民族劣等主義，美化了日本帝國主義。
　　陳芳明基本土是強調殖民主義在最終之正面的、文明化作用。所謂「晚到的」現代化，「早熟的現代化」，歸根到底，還是「現代化」了。陳芳明一再強調日本對台灣的殖民使「現代化知識崛起」、使「資本主義」「擴張與再擴張」，說明了他的殖民主義有益論。
　　看待殖民統治和殖民地「現代化」之間的聯繫，應該依據世界史中長達五百年的殖民史，根據台灣殖民地歷史經驗，實事求是，講殖民主義的雙重作用，一分為二。
　　馬克思關於殖民主義一開始就看見其相互辯證約兩面性。他首先以憤怒之情，看見殖民主義的野蠻和破壞。他指出帝國主義以「自由貿易」，對殖民地進行不等價交換的「殘酷的、敲骨吸髓的過程」。總結西方漫長的殖民史，殖民統治為了在殖民地掠奪財富、繼續暴力統治，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用盡了最殘暴的犯罪手段。其歷史遺留的為害，今日前殖民地廣闊的第三世界之積弱、經濟依附化和不發達，社會發展畸型化、文化衰敗、教派與種族紛爭和內戰不息，相當程度士都是幾百年殖民統治的結果。做為曾經被殖民民族的知識分子，尤其要充份地、清醒地、批判地評價殖民地的野蠻性和破壞性。
　　在充份認識殖民主義的殘酷和破壞性基礎上，馬克思主義者也認識到殖民主義的、一定程度和意義上的「文明」與「建設」作用。為了遂行殖民地剝削，殖民主義必須先把被剝削者納入資本主義運作的體系，使之進入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領域，甚至有時還使殖民地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資本主義改造，以利帝國主義的工業、商業和金融資本得以在殖民地順利運行，進行掠奪。另一方面，殖民統治在掠奪殖民地財富的機制中，伴隨著對殖民地人民人格的百般蹂躪，文化的破壞，血腥甚至滅族的屠殺，一方面又為了培養被其同化的、充當殖民統治下層職員幹部而推廣限於殖民地需要的現代教化。殖民者在殖民地社會中一切的變革，如鐵道的敷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商品的引入，現代教育和衛生施設，改革若干傳統習俗，甚至極有限的參議權，都是為了殖民統治和剝奪的效益，無不是為了鞏固殖民體制，為了殖民地剝削的最大化。殖民主義客觀上摧毀了殖民地傳統落後的生產方式，但這種對舊體制的破壞有一定的限界，例如保留殖民地半封建構造，和半封建勢力柑溫存，使殖民主義帶來先進的生產力遭到扭曲，不能充份發展。馬克思在論及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時說，「(英國)殖民主義統治所能做的，只是為建立新社會(指資本主義社會)奠定物質基礎」。但「印度人民若要頁正收穫殖民統治播種的新社會因素的果實，就要靠自己起來革命，推翻殖民統治」(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几。殖民主義一切野蠻、破壞的作用都出於殖民者的自覺。而殖民主義造成的「文明化」、「建設性」作用，無不出於殖民者不自覺的結果，「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在上述殖民主義「雙重作用」的認識前提上去看陳芳明在(而其)中關於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五年間殖民地台灣的現代化論，就顯出其片面性的破綻。一八九五年到一九0四年日帝推動的土地山林調查、幣制和度量衡統一化，外資驅逐和海關職權的獨占，只能算是馮日本壟斷資本入侵台灣前的「基礎工程」。一九00年日本三井系設立「台灣製糖」以後，新式製糖工業迅猛發展，在糖廠數、產量、生產能力士都有巨大發展。台灣「在來米」的蓬萊米改造，帶來米作生產的進步。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土地山林調查」的過程也是對台灣抗日游擊勢力的血腥鎮壓的過程。土地山林調查的「現代化基礎工程」，實際土是依照日本壟斷資本的需要對台灣殖民地社會經濟進行構造改革，以與日本帝國主義經濟的邏輯相磨合。新的資本主義糖業之發展，足日本製糖資本的排他性壟斷，台灣本地資本主義製糖資本被強權壓抑和排除、和消滅台灣本地傳統製糖資本(糖廓資本)的過程。而原料蔗與蓬萊米的農業栽培過程，是以半封建小農制地主佃農關係為其基礎，這就遏制了台灣農業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從而把半封建地主佃農制對廣泛農民的壓迫體制固定下來，與日帝對台統治相終始，使廣泛農民淪於貧困的深淵。這是經濟社會方面。
　　據統計，一九二二年台灣人小學以上程度的受教育者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一九□五年，士職業學校的台灣學生只有一六人人，一九00年，接受師範教育的台灣人一九五人，一九0五年，士中學的台灣學生一三六人。這是日 本人把「理性」帶結台灣人的實際情況。當然，儘管殖民地台灣人接受新式教育者不多，但相對說，開始有人受現代教育，也是一個進步。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知道日帝殖民教育中存在著嚴重的民族歧視。一九二0年，台灣學齡兒童就學率是百分之二十五點一(相對於日童約百分之九十八)，一九二八年，就讀經濟專門學校約合生七十人(相對於日籍生的三百三十八人)。甚至到了一九四一年，台中農林學校約合籍生只有一人(相對於日籍生的一百六十人)。此外，小學校與「公學校」間師資、學制、課程、教材的雙軌歧視，日台籍教員在待遇、人格上的不平等十分普遍。這是在日帝據台約二十年中藉現代教育把「理性知識與進步文明傳播」到台灣的其體情形。日本藉現代糖業壟斷資本與半封建的地主佃農體制並存的殖民地台灣，是台共兩個綱領所科學地分析了的「先進資本主義和封建殘留結合起來的社會」，也就是通稱「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根本不是陳芳明所說接受了什麼「晚到的現代性」的「早熟現代化」社會。正如著名台灣經濟史學者劉進慶所說，日據時代的台灣，是「日本早熟的資本主義與充份成熟約台灣封建經濟」互相結合碰撞的結果。
　　於是順便說到偉大的台灣作家賴和的敬蒙論。
　　陳芳明說「賴和主張台灣人應該接觸現代知識以達到敏蒙的目的」。但賴和又「知道民眾接受現代知識之餘會被滲透殖民化思想」。因此賴和「在某種程度上」「不願見到台灣民眾接受日本人的現代教育」！對於畢生以文學創作、以時論和社會實踐從事反日敵蒙運動不遺餘力的賴和的關於敵蒙的思想，做出這樣離譜的概括，其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
　　論及賴和關於殖民地下的敬蒙和現代教育的思想，不由得想起他的一篇其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義的隨筆(無聊的回憶)。
　　在指出新式教育中存在的相對合理性(學童較不受拘束，有遊戲時間)，賴和敏銳地指出了殖民地教育的目的在養成中介於殖民者和本地人之間的下層幹部，即廣泛的「保甲長」和「位極巡查」，「世稱大人」的人物，以及「青年壯丁團」團員和「通譯」一類的人，而不是真正受「理性」與「現代知識」培育的現代人。賴和看到，所謂殖民地新教育的內容，無非是日本語和「修身」，皆日帝對學童的語言與思想強制同化教育。
　　賴和回到自己幼小時代的視角，表達了貧困庶民對殖民地下新式教育的階級歧視的忿怒。賴和借稚子之口詰問，既人皆應以讀書為要，但現實上窮人又上不了學，難道窮人就不是人了嗎?為什麼讀書要錢?難道錢比做人、比讀書還重要嗎?稍後，賴和又說，漠然地上學讀書，實不若在思想認識上頁正的敬蒙。賴和談到日據下現代教育中台灣教師和學生遭受民族歧視。因此賴和不只對殖民地教育存在的民族矛盾有認識，也深刻認識到其中相伴隨的階級矛盾。賴和指出了殖民地的貧困庶民對日本新式教育的民族反感。人民群眾痛感到殖民地新式教育製造出離脫自己民族，充當假日本人已讀日本書做什麼，我們不要作日本仔，也沒有褊氣做大人，我們周不著讀書。」)的反感。這種反感，其體地來自他們平時受到「保甲長」、「位極巡查」的「大人」、「青年壯丁團」團員秈「通譯」等假日本人的威暴是分不開的。
　　賴和也清醒地看到殖民地的雙重作用。在談到廣大台籍學生因民族歧視被排除在現代教育門外之不幸時，賴和說，「時代進步了．，…，但時代進步怎地轉(反)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裡去?啊!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賴和看到殖民地現代化和人民的不幸是相互連繫在一起的。
　　最後，賴和對日據下新教育提出了一個具有十分深刻的後殖民論的批評。在殖民機制下，大多數殖民地知識分子是為了充當介於殖民者和土著人之間的，「賺錢」比商人還多的保甲長、通譯、巡查和壯丁團員，所以和殖民地人民群眾間自然有對立性。因此受殖民地新式教育「出身」的人和「畢業生」，現實上和他的同民族人剝離了。同族人民視「出身」者和「畢業生」為必欲脫離本民族去「做日本仔」，做幫助日本人鎮壓同族人的「大人」的人。這些人於是荏現實生活中受到人民嘲笑，高不成低不就，終日遊手在家。賴和以自己的體認道盡了殖民地知識分子一方面被從同族分離出去，一方面又絕難被殖民者平等接納的苦悶。法．范葭所說「白面具．黑皮膚」的愴痛與尷尬類之。
　　但賴和不以分析殖民地知識分子的矛盾馮已足。受到日本殖民地新式教育的他終於決心拋棄了殖民地新式教育給他戴上的「白面具」，即「出身」者、「畢業生」、候補「大人」的白面具，「還我本來」，回到同族的人民中去，甘於回到「農人子弟」、「戴上笠子挑著糞」的本來身分。
　　這如何能解讀為賴和「在某種裎度上不願見到台灣民眾接受日本人的現代教育」，使他在「敵蒙與反敵蒙之間顯示了」「兩難心境」!
(無聊的回憶)是賴和揭發殖民地新式教育的帝國主義本質，分析新式教育的民族與階級歧視，分析新式教育造成殖民地精英與本族民眾分離，分析了殖民地民眾對殖民地教育約民族與階級忿懣，最後呼喚殖民地現代知識分子回到自己的民眾中去。在啟蒙問題上，賴和反對殖民地的制式的、漠然的讀書，而強調「人的認識」的敵蒙(「．．．，重要的是在用[的]這一邊，不是在讀的方面。所謂重要乃在人的認識，不是書的本身」)賴和馮反日反帝的敏蒙運動奉獻了畢生的精力，世所共知。揭破殖民地教育的帝國主義本質，強調形式知識之上的「人的認識」，號召回到人民中去!在殖民地下，世上有比這更為敵人心志，發人深省、強而有力的敢蒙嗎?陳芳明對賴和散蒙論的詮解，不能不含人對他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書寫」捏一把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