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橫地剛先生「新興木刻藝術在台灣:一九四五~一九五○」讀後
陳映真
我受邀擔任橫地剛先生論文「新興木刻藝術在台灣(一九四五~一九五○年)」的評講,感到榮幸與煌恐。榮幸,是因為橫地先生是卓有成就的日本民間學者。惶恐,是因為我不是研究台灣美術思想史專業的人,學養有限,不能勝任講評的工作。因此,我只能藉這個機會向大會報告我對橫地先生的論文的體會、和論文給予我的一些啟發。
一、一九四五年到四九年間,兩岸共處在同一個思想和文化的平台
有一種刻板的認識,認為光復後因為各種原因,在台外省人和本省人在包括思想、文化在內的各領域彼此格格不入,互不相涉。橫地先生的論文從台灣戰後美術史的側面說明:光復到一九四九年間,當時兩岸其實共有一個相同的思想、文化的潮流。
先看兩岸的政治。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爆發,以要求和平建國、要求高度地方自治、反對獨裁政治為內容的中國戰後民主化運動在全大陸洶湧展開。這一民主化社會運動立即波及台灣。一九四七年元月,響應大陸上抗議美軍強暴北大女生沈崇的反美學生和群眾在今日台北中山堂集結示威。一九四七年台灣二月事變前,大陸上國府暗殺了民主記者李公樸和詩人聞一多,引發大規模抗議遊行示威。事變後三個月,大陸爆發「五‧二○」反國府民主學運,造成一五○人逮捕和輕重傷。六月一日,軍警逮捕武漢大學要求民主改革的學生。從歷史背景看,台灣二月事變是中國戰後民主運動的一部份。一九四八年秋開始,國共內戰形勢逆轉,全國震動,台灣大學和台北師院學生以歌詠隊、文學小刊物、壁報等形式發展民主運動,迨四九年四月三日,國民黨大肆逮捕兩校學生及包括楊逵在內的台灣文藝、文化界人士,史稱「四六事件」。
黃榮燦自四六年至五一年在台灣的活動,和二二八事變及四六事件同一呼吸,為抗議二二八事變創作,為支持學生民主運動而奔波。
再看文化、思想方面。與當前刻板的說法不同,光復初期在台進步的省內外知識份子,為了共同關切的中國時局,在文化思想領域中並肩工作,共同作戰。台灣知名文化人蘇新、吳克泰、周青、楊逵、王白淵,與大陸在台知識份子、文藝界人士如黃榮燦、王思祥、周夢江等或一起編刊物、或同在台灣文化思想戰線上工作。『人民導報』、『和平日報』、『台灣評論』、『文化評論』和『新生報』、『中華日報』等島內報刊是他們共同的園地。
光復初期兩岸文化思想的交流之緊密,出乎今人想像。正如橫地先生所舉證,當時大陸重要的民主報刊如『文萃』、『民主』、『周刊』、『觀察』、『文藝春秋』、『新文學』和『文匯報』、『大公報』都直接間接、廣泛深入地影響了台灣文化界、知識界對國共內戰、政治協商會議、台灣及中國未來發展趨勢的思想與看法。理解黃榮燦在台灣的生活與工作,不能脫離這個歷史背景。
在文學與美術方面,一九四六年大陸評論家范泉和台灣評論家在大陸刊物『新文學』上發表的關於台灣新文學的文章,直接引發了在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上從一九四七─四九年關於「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論爭,參加論爭的在台省內外知識份子有楊逵、賴明弘、林曙光、周青、葉石濤、雷石榆、歌雷、孫達人、駱駝英、楊風等,對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展開反省與再評價,對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前途與創作道路進行了真誠熱烈的論證。在美術上,蘇新、李石樵和黃榮燦對光復初期台灣美術思想都做了初步的清理和反省。黃榮燦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深入參與和影響了當時的文學論戰,並且在針砭光復初台灣美術思想、建立民主美術運動上,留下了歷史性的足跡。二、大陸的民主知識份子同情和聲援二二八事變中受害的台灣人民
黃榮燦懷著悲忿,冒著危險創作了今日著名的木刻作品「恐怖的檢查」,刻劃出了被壓迫台灣人民的憤怒和勇氣,是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美術界抗議和聲援二二八受害台灣人民的唯一的美術作品。事實上,大陸詩人臧克家寫了一首詩抗議二二八事變對台灣人民的壓迫;來台大陸籍小說家歐坦生(丁樹南)寫了兩篇小說,刻劃光復初來台不肖外省人對台灣人民的輕薄、侮慢和歧視(『沈醉』、『鵝仔』)。在前舉文學論爭中,楊逵和省外理論家呼喚作家深入並反映台灣人民的生活。大陸文藝評論家范泉在事變後一個月在上海『文藝春秋』發表『記台灣的忿怒』,聲援了台灣人民。大陸和香港輿論界在二二八事變當時和週年後發表社論和文章、出版紀念特刊譴責國府暴行(如『正言報』、『申報』、『益世報』、『文匯報』和『大公報』。香港的『華商報』在事變週年組織了紀念特刊,刊登著名民主人士郭沫若、沈鈞儒、鄞初民、馬敘倫、章伯鈞和徐從、方方的等人同情台胞、譴責暴政的文章。)黃榮燦的木刻名作「恐怖的檢查」,便是在全中國民主的文化界共同譴責二二八暴行的大潮中,身在台灣的大陸木刻美術家發出的正義之聲。三、清理台灣美術思想史的一次失去的契機
日據下台灣美術史,和同時期台灣新文學史及台灣社會運動史排比對照起來,台灣美術思想的弱質就會突顯出來。
台灣新文學自其發韌的一九二○年代,便以反帝抗日的新文化運動之一翼而展開,一直到四○年代初,賴和、楊雲萍、楊逵、朱點人、張深切和呂赫若這些作家,莫不以反帝民族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針砭殖民地下的畸型生活,為弱小者代言。其中,也發生過新舊語文和新舊文學的論爭(一九二○年代),以及基於無產階級大眾語運動而發動的「台灣話文論爭」(一九三○年代),認真地思考和實踐「為人民的文學」的方針。
在社會運動方面,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一年間,有「台灣議會設置期成同盟」、「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農民組合」、「工友聯盟」和各行業工會、「台灣共產黨」、「反帝同盟」及「赤色救援會」,對日本殖民統治進行各戰線英勇的戰鬥。
反觀台灣美術史,自一九一九年雕刻家黃土水入選日本官方「帝展」以降,直到四○年代,台灣的美術界彷彿對台灣新文學界和抗日社會運動界的鬥爭視而不見、置若罔聞,也絕不受三○年代日本無產階級美術運動的影響,卻充滿了那些畫家赴日、赴法學畫,那些畫家選入「帝展」、「台展」的消息與「捷報」,在官方意識形態招撫下,沈浸在日式印象派技法的研究與磨礪之中。有些作品中描繪的亞熱帶台灣,今日看來,也不無迎合日本官方對新附的殖民地台灣島的「東方主義式」的異國情調。日據時代的台灣美術失去了關懷、描寫、抗議殖民地非理生活的「眼識」。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極少數個別畫家如李石樵提出了美術不能脫離民眾,美術作品必須有主題;有思想…,並且在創作實踐上(例如他的「市場口」)有所表現。一九四六年後,以黃榮燦為首、陸續渡台的五、六位大陸木刻家,將從魯迅在三○年代發揚、經抗日戰爭和戰後中國民主化運動鍛鍊的新興木刻美術思想帶來台灣,並且在其滯台期間的創作實踐中表現了這些思想。到人民的生活中去,表現和刻劃森嚴的生活、以及生於其中的人民,不能逃避現實,不能在創作中捨去人民和自己遭受的苦痛與矛盾。黃榮燦和蘇新在他們戰後的畫評中,這樣地三復斯言。有幾位大陸來台的木刻家走到台灣民眾的生活中,創作了描寫台灣庶民百姓勞動與生活的作品。
但這樣的呼喚,一時沒有引起台灣美術界的迴應。連思想相對進步的李石樵顯然還不能理解這民主美術的本質,公開指責這些木刻作品「臭氣熏天」而「灰暗」。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爆發,除了黃榮燦與陳庭詩,來台進步木刻家倉促西渡,台灣美術思想界陷入一片噤默——雖然台灣省內外進步的文學界在四七年十一月勇敢地開始了長達一年許的、關於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問題的理論和思想爭鳴。
這場顯然以台灣資深作家楊逵為中心的文學論戰,是從對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深入反省與再認識展開,而後就今後台灣新文學的重建所涉及各方面的問題──台灣新文學的屬性與歸趨、新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關連和人民文學論等問題進行了極為深刻的論證。不幸,一九四九年四月,此次論爭的關鍵人物楊逵、歌雷、孫達人被捕,雷石榆被驅逐出境,接著是舖天蓋地而來的反共肅清,使這次重要的文學思想議論一時沒有機會繼續在理論和創作上發展。
然而,光復初的台灣美術思想界,卻連極微小的、對於殖民時代台灣美術史的反省機會都沒有。「省展」和「台陽展」逐漸成了畫家隔絕生活與人民的蒲逃藪。五○年反共肅清後,作為世界冷戰意識形態美術形式的「現代主義」美術和「反共抗俄」美術如雙生兒出生。一九六○年代,一場現代、超現實/抽象主義與日式印象派的鬥爭,使「現代派」取得了霸權。嗣後,台灣美術基本上隨西方(尤其是美國)美術思想市場商品流轉,隨波逐流。七○年代以批判外來現代主義為核心思想的「鄉土文學運動」、基本上也不曾在台灣美術思想界引起迴聲。
而橫地先生的研究,為我們描寫了在那極艱難的歲月中,黃榮燦避開偵探的眼睛,奮力為台灣人民和他們對民主的渴望留下了震動人心的作品,在最恐怖的生活中堅持深入民眾,艱苦工作,終於仆倒刑場。而正是這樣一位黃榮燦曾經懇切、急迫地向台灣美術界留下了呼喚自我反省,永遠為人民創作的遺音。四、感謝
橫地剛先生的大論「新興木刻藝術在台灣:一九四五~一九五○年」的成就和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他克服了一個外國人的不便,搜集了大量一九四五年到四九年間兩岸的報章雜誌,從大量文獻中梳理出這一時期中兩岸在政治、思想、文化上所共有的潮流,並且在這同一潮流中去定位和認識黃榮燦和他所帶來的中國新興木刻藝術的現實意義,對我個人,有重大啟發。橫地先生也以嚴謹的態度,從大量文獻材料中,科學地整理出論說的邏輯,為我們重新評價與認識光復初期台灣思想、政治、文化、文學與美術的本質,做出了重要貢獻。
橫地先生是一個民間學者。他沒有研究經費、沒有自己的研究室和研究助理,但他卻能直接閱讀中文資料,在生活勞動之餘,在學院建制之外,完成了大量極有啟發性與建設性的研究成果。這些令人驚喜的研究成果,正逐漸受到日本、台灣等地研究台灣文學與美術的學界所矚目。我不是學界中人,但橫地先生的研究卻不斷地開闊了我對台灣文學史與美術史的視野,獲益極多。
為此,我要向橫地先生的研究勞動深致感謝之忱。
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本文為去年十二月初,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所舉辦的版畫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的講評稿,謹以代序。
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病中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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