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卻要新的現實主義的美術在中國茂盛，因為我們應該非服務現實的理想，去改造現實生活的一切，提高到一個健壯的全體不可”

－－黃榮燦《新現實主義美術在中國》一九四六年

　　三月二日上午，由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主辦，在台北市的清華大學月涵館舉行了題為《黃榮燦與他的時代》的紀念座談會，除了邀請到正在台灣訪問並作《南天之虹》新書發表的橫地剛先生之外，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彰師梅丁衍教授也應邀出席。座談會由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曾健民先生主持，同與會的來賓與青年學子展開了深刻而饒富興味的對談。

　　“是什麼樣因緣而促使我開始研究黃榮燦的呢？”藍博洲首先做了開場白。他表示，黃榮燦是第一個在《台灣文化》介紹魯迅的人，而七十年代的《夏潮》雜誌常常刊出珂勒惠支的木刻版畫作品，雖然當時並沒有意識到珂勒惠支的作品在三十年代的意義，但在日後八十年代對台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研究調查之中，其思想上從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之間的內在聯繫就不斷地突顯出來。而且，由於自己長時間地進行台灣民眾史田野調查的緣故，有相當多的機會可以到海峽彼岸去探訪當年的歷史見證人，其中尤其令人耐人尋味的，就是周青先生關於黃榮燦是“雙面諜”（按：在周青先生逃往大陸的船上，他曾見到黃榮燦一面，但他赫然發現黃榮燦胸前卻掛著特務機關“警備總部”的徽章）的說法。這麼一來，這位既有可能是特務、但卻又為二二八事件留下歷史見證，為兩岸美術交流做出如此重大貢獻的黃榮燦先生，就更值得令人去探求其生平真相了。

　　對黃榮燦生平作長期研究的梅丁衍先生則表示，在他於馬祖服役期間，曾因被懷疑思想有問題而被囚禁兩個月，從而在情感上埋下了在日後研究同是白色恐怖受害者黃榮燦生平的種子。當完兵之後，去美十年，在美國期間曾經擔任一家中文左派報紙的美編五年，也因為身處國外的緣故，所以可以接觸到一些島內被查禁的刊物。但即便如可以看到那些刊在《夏潮》上的、包括《恐怖的檢查》在內的小木刻畫，他自己仍始終不相信二二八這件事是真的。自八十年代起，他開始與大陸的版畫家通信，知道了有黃榮燦這個人的存在。而九十年代六張犁墓群的發現，以及安全局檔案的曝光，更幫助了梅丁衍展開更為深刻的研究。從而，圍繞著黃榮燦為何被殺、如何被殺、什麼人又因為他而被殺的幾個問題就逐漸浮現了答案。梅先生說，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除了前述關於美術以及其他方面的機緣以外，對人權問題的關注是推動他追查下去的最重要原因。

　　在他研究的過程中，曾鼓起極大的勇氣聯繫到了藍博洲詢索相關資料，從而開始了兩人的交往。而其後所完成的幾篇關於黃榮燦的文章，輾轉流傳到了日本。後來在梅丁衍先生前往日本開美術展的時候，又碰到橫地剛先生拿著那“流傳到日本”的文章來找梅先生。他感覺到，這真是“神奇的緣分”！（藍博洲先生則補充說，這文章流傳的居中牽線者就是他本人。）

　　作者橫地剛先生則從他自己的生平開始談起。他首先說，他自己是屬於“安保世代”的一員，差不多就是現在六十歲上下的日本人。他生於戰時、長於戰後，他父親在戰爭時期曾在緬甸當過軍醫，當年去緬甸的兩萬五千人中，只有五千人能活著回來。無論戰前戰後，家中生活都很貧困，尤其是父親回來之後更為困頓，但這主要是因為他父親必須為那死亡的兩萬名同袍寫“死亡證明書”（沒有死亡證明書，家屬就領不到撫恤金）、整整寫了兩年而無法出外工作的緣故，結果越來越窮。

　　至於為何開始接觸中國事物，他說，那是從學漢語開始的，在當時的氣氛下，學漢語就會被看成是共產黨。但在當時，教漢語的老師全來自台灣，講中國文學卻絲毫不提魯迅等左翼作家。於是乎，他們同學之間就開始自己編寫教材。在安保之後，全日本陸續成立中國研究會，對中國的興趣日益增加。到了文革時期（1966年），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路線的徹底分裂，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得選邊站，日本共產黨此時也與中共分道揚鑣。橫地剛先生說，在日共與中共關係還相當好的時候，日共的學生黨員會覺得學漢語而學中國歷史的他們很蠢，他們說，何必研究那些，要研究就研究毛澤東就好啦！可是到了文革初期，日共與中共翻臉的時候，日共底下的一些學生卻又開始反對中國。橫地剛先生說，那些昨天才叫他不要看孫中山、去看毛澤東的那些人，今天卻開始反對起毛澤東了！他覺得這些學生實在是沒思想、沒學問。日共學生去打中國在日華僑的時候，甚至寫出這種條幅：“清國奴毛澤東”，所以他自己始終拒絕參加日本共產黨，就是看穿這些號稱共產主義者的骨子裡實際上還是有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清國奴”思想。

　　所以，他認為，要了解中國的唯一途徑，除了“搞貿易”以外，別無他法。1967年他首次前往大陸，當時他就結識了許多台籍幹部。住在北京一年多，當時正是運動最火熱的時候，每天從早到晚都是大字報小字報的，他自己亦從而體會到了大部分日本人不會了解的中國文革。大學畢業以後，他就開始了透過貿易而搞日中之間的工作。

　　橫地剛先生認為，日本人多少還是有歧視中國人、朝鮮人的觀念。特別是小林的《台灣論》影響了這一代的日本年輕人。

　　而台灣問題則是從他過去的台灣漢語老師的教材中得到一些基本的印象。台灣有五十年是日本的殖民地，後來又成為美國的反共基地，所以台灣有整整一百年的時間與大陸對立著。但這其中有四年，就在1945到1949年之間的那關鍵四年，是台灣與大陸之間在各個領域均快速走向合流、走向一體化的年代。

　　1964年起，橫地剛先生則又在日本以及大陸陸陸續續地認識了曾在黃榮燦的人生道路上有所交錯的人物，包括在台灣與黃榮燦共同開設三聯書店分店的曹健飛，還有共同參與《人民導報》的莊德潤等先生，這些人都成了橫地走向研究黃榮燦生平的重要因素。

　　橫地剛先生感性地說，從他第一次看到黃榮燦先生的墓碑到現在，其間認識了吳克泰、陳炳基、林書楊等先生。他能看到這些資料與見證人，沒別的理由，應該就是黃榮燦先生的靈魂在指引吧！

　　而內戰期間，在台北被稱為“學運四巨頭”之二的吳克泰與陳炳基兩位老先生，也特別趁著回台探親的期間，來到這場座談會。吳克泰先生說，1946年四月中，台灣社會就已經開始不穩，透過友人的介紹，他認識了在新創造出版社工作的黃榮燦。吳克泰特別表示，黃榮燦“絕對不是特務”，他趣味的說，當時與他同船前赴大陸的周青，不了解內地風雲變幻的鬥爭形勢，所以才會憑著警總徽章就判斷“黃榮燦是特務”。吳克泰先生還說，在當時的台灣，國民黨省黨部比陳儀還要可惡，陳儀是魯迅的朋友，所以才會請到許壽裳先生來台灣，來當台大校長，可就是受到國民黨ＣＣ的阻撓，導致許壽裳不但當不成校長，最後還死在國民黨法西斯特務槍下。二二八的時候也是這樣，陳儀本來要講話，結果柯遠芬竟然在長官公署上對群眾開槍，全島至此才全面蜂起。

　　至於黃榮燦是不是共產黨員呢？吳克泰先生作出了以下三點分析：首先，沒有證據顯示他就是共產黨員，如果是，不可能會有橫的聯繫（按：所謂橫的聯繫指的就是除了對上級領導與下級幹部之間的聯繫之外，還能與同樣也被同級領導的黨員作接觸）﹔在安全局文件裡，他的資料也沒有入黨介紹人的姓名資料（然而這是被當作匪諜而逮捕的必填資料之一）﹔最後，他也向知情人士求證過，所以黃榮燦先生應該是組織外的人。“他不是共產黨員”吳克泰先生激昂的說“卻比共產黨員的作用還要大！！！”

　　橫地剛先生又做了一些補充，他說，從抗戰結束前的《文化界時局宣言》到楊逵在1949年所發表的《和平宣言》其中貫穿的是一貫的思想。台灣是日中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如何“繼承五四運動精神”，始終是戰後四年裡台灣文化界的中心課題。而他自己作為一個日本人，通過了解台灣殖民地問題、兩岸問題，發覺到，在研究的視野上，必須要“擴大地圖”，在這方面，歷史、地理都是相當必要的。而他自己通過了與藍博洲、梅丁衍等先生的交流，終於完成了這本書，擴大了這面地圖。陳炳基先生也說，被埋沒的，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先進人物，而對他們這些先進人物的進一步挖掘，更是影響了年輕的一代。

　　最後，橫地剛先生也提出了他對台灣青年的期望，他覺得，當代台灣青年還是需要繼續“擴大地圖”，除了看到台灣以外，更要看到整個中國、整個世界，開闊的視野，才能不為侷促的視角所蔽。

　　整場座談會在中午十二點整結束，會後橫地剛先生隨即返回日本福岡，完美地結束了這趟訪台之旅，為中日文化的進步事業，更添上了光彩而動人的一筆。回顧過去，縱使中日之間有這樣那樣的歷史悲劇糾結在那兒，但展望未來，只要中日兩國都能有像橫地剛先生這樣進步的文化人，中日兩國人民，必能在嶄新的世紀裡，攜手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參考網站
　黃榮燦作品《搶修火車頭》
　 黃榮燦作品《建設》
　 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日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