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攸關勞工基本權的勞動三法(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修改，日前行政院勞委會會議已通過修法草案，其中包括決定開放教師可自由籌組工會，而引起社會各界有不同的反應。很顯然的，這個修法草案結論的轉折，是勞委會近日在修法討論的過程中，一再遭遇包括勞動人權協會等勞工團體的強烈抗議、杯葛，批評官方的修法嚴重倒退，損害勞工權益，而被迫不得為之的修正。
　　勞動三法的修法爭議，一直是近二年間工運界的討論課題。在公元二千年12月的勞動人權大遊行和去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大遊行中，勞工團體均將官方企圖一方面假自由化之名，削弱勞工團結權的行使、瓦解工會實力；另一方面卻又大幅干預修法內容，除限制勞工基本權的正當行使外，還強化資方在勞資爭議期間的權力。因而勞工團體把此倒退修法，嚴重反民主的勞動三法改惡案和當前尖銳的失業問題並列，提出來當作遊行的訴求。
　　直到今日，整個官方版修法草案出台了，也明列不少針對雇主的不當勞動行為規範，但是細看整體勞動三法的修改精神和個別條文之規定，貌似前進的修法草案，其實質的修法方向卻還是走向倒退。
　　譬如，在進步法學界中早指出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為落實勞工基本權的重要意義，除了在於消極的自由權性質，即不受國家權力干涉之自由的問題之外，還在於把屬於「社會權」性質的勞工基本權的保障，提昇至國家負有此一義務之上。這是世界各國勞動者經歷百餘年的鬥爭努力，所爭得的一種「透過國家的權利」，借此來實施各種政策立法來保障勞工，並限制資本家的經濟自由。但是，目前官方在工會法修法草案中，卻把工會法修法的宗旨和工會成立的任務，也就是把保護勞動三權中的重要問題，即涉及勞工團結權及其行使的諸問題視而不見，而只從結社自由一項來思考，進而扭曲了保護勞工基本權的立法旨意，如此不僅實質損害勞工的團結權，將來勢必嚴重影響工會進行團體交涉等的活動範圍和工會的成長。
　　而在勞資爭議處理法草案中，原來是體現和保護勞工掌握交涉的主導權，讓勞工採行使合法的抗爭實力，以便可以與雇主進行實質的對等團體交涉，來確保勞工權益的爭議權。卻在官方的諸多條文設計之下，把屬爭議行為中相當重要的罷工行為給予嚴格的規定，亦即只能是企業內具有工會組織，且須是調整事項，經調解不成立方可罷工。如此一來，形同立法剝奪絕大多數勞工行使爭議權的權利。更嚴重的是，此次修法更明訂罷工期間雇主可以不給工資，雇主可以「鎖廠」，並尋求其他替代人力的繼續運作。這一點在從當前勞資關係已相當不平等，工會實力低下的現實來看，也極為不公平，非常清楚的是在限制勞工爭議權的行使，簡直是要讓勞工在發動爭議權之前，要「未戰先降」，讓勞工乖乖聽從資方的一切不合理要求。
　　綜觀此次修法方向明顯的偏向資方，是當局在為更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做進一步的準備，而非在保護勞工基本權，其中更有不少損害勞工權益的條文，一點也不能稱之「民主」、「進步」。在此情況下，社會各界討論勞動三法修改時，就不能侷限於「開放教師自由組織工會」一項，而應更全面的探討與反映，民主化後的台灣社會中，為何為數龎大的受雇勞工其本應享有的勞工基本權，在未能進一步落實之前，卻還反遭扭曲的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