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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四南非大選觀察】     民主與自由的十年?(上) 

南非工會與人民運動十年省思

 黃真瑋(英國里茲大學國際政治經濟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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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去年九月離開職場,遠赴英國攻讀碩士,偶識系上一位來自南非工會的女同學,原本就對南非進步工會頗多期待的我,有機會就與她溝通許多工會運動的想法。朋友的家族裡有三人從事工會運動,她先生同時是南非社區組織運動的領導者,今年二月正巧英國社運團體邀請該社區組織領導幹部來英國進行巡迴演講,我滿懷期待能多了解南非的進步工運如何結合社會運動。未果,理解到截然不同的現實僵局和困境,迄今,我對南非的認識仍算淺薄,且對還在變動的客觀情勢和主觀行動,要提出階段性的分析總結非易,但願拋磚引玉,將所知的情況跟大家分享。

一部曲:反種族隔離與工會運動

  今年的台灣特別震動,遠在另一端的南非也將震動,四月十四日是南非每五年一次大選,根據該國選舉制度,擁有投票資格的公民,應先完成登記手續,才能在選舉當日進行投票,而南非獨立選舉委員會統計各政黨得票數後,再依政黨獲票比例分配國會席次,席次最多的政黨即可組閣,並推出國家領導人。

  2004年正是南非執政黨『非洲國家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簡稱國大黨) 執政十年。執政前的國大黨匯集了南非的人民反抗運動,七八O年代的學生和工人運動,當時數以月計的罷課行動由黑人高中生發動,並成立南非學生大會,再加上婦女組織以及社區組織,同組聯合民主陣線Unity Democratic Front。1985年國大黨發動各地黑人社區居民癱瘓地方政府,建立自治委員會,遭到執政黨發動軍警強力鎮壓,當場至少二十人死亡,南非政府並於該年六月發佈緊急命令,直到1990年才取消。戒嚴期間,總共逮捕拘留超過三十萬人次,包括前總統曼徳拉,國大黨以及南非工會的政治行動也轉為地下化。法權及暴力的鎮壓迫使反抗運動更緊密地集結,1986年,南非工會成立發動一百多萬人次於五一勞動節走上街頭,紀念『百年五一』;隔年發動三十萬礦工大罷工,這場罷工持續二十一天,五萬名礦工被開除、五百名工人遭監禁、六百名礦工受傷、十一位工人死亡;1992年,南非各地有四百萬人次參加全國黑人公決的大罷工,二十萬人聚集在南非政府大樓前抗議,迫使當局於1993年4月恢復制憲談判,並通過臨時憲法,賦予黑人普選權。反抗的歲月走來艱辛,國大黨長期結合並領導人民運動,也使人民將其等同於解放的希望。

  1994年4月,南非首次舉行不分種族普選,2200萬名選民中,有1620萬名黑人是首度履行投票權;國大黨組成的三方聯盟攘括62.25%的選票,曼徳拉組閣執政,結束白人長期執政的體制,也宣告終結種族隔離體制(End-Apartheid)。長期與社會團體以及進歩左翼政黨合作的國大黨贏得大選,莫不激勵當時南方國家(意指發展中國家或第三世界)的進步運動。在美國導演奧立佛史東拍攝的訪談片Comrade中,曼徳拉勝選後隨即訪問古巴,受到卡斯楚熱情款待,卡斯楚並在曼徳拉力邀之下,親訪古巴。迄今,南非總工會與古巴工會組織仍維持相當友好的聯繫,2004年工會還預計舉辦雙邊會議。

  國大黨所組成的聯盟包含南非共產黨(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SACP)和南非總工會(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COSATU),三方聯盟的關係早從1990年初迄今。國大黨和共產黨都是1920年代建立的老字號政治組織,總工會是在1985年才成立的進步工會聯盟,不但是世界工會運動首推的『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楷模 ,也長期與其他進歩工會組織保持友好聯繫,與巴西總工會CUT、南韓KCTU、法國FNV並列四大進步工會(four tops)。可以這麼說,總工會幾乎是國大黨最強大的社會支持以及反抗運動的基礎,共產黨則結合了進歩左翼的力量,一步歩強化國大黨的政治力量,終於推上執政之路。

【南非工會運動與COSATU】

  一般提到南非工會運動是以1973年大罷工為起點,在那之前,南非的工會運動反應出外在的政經體制:種族的分工和隔離取代階級的團結。1922年數以千名白人礦工罷工,當時喊出的口號包括: 『全世界工人團結在白人的南非!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for a White SA ! 』,這也難怪1924年南非政府因應罷工潮壓力而頒布的工業調停法明確排除黑人勞工行使勞動爭議及協商權。伴隨著南非國大黨和共產黨的建立,南非第一個組織黑人的工會組織出現在1920年設立的產業及商業工會(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但因為內部官僚機制以及組織結構無法呼應日漸成長的工人隊伍,從六O年代開始,逐漸被另一個遭流放的地下工會組織South African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 取代職能。後者被白人政權視為非法組織,監禁並攻擊其領導人,迫使該組織長期流放到英國,直到1990年才返回南非加入總工會。1973年十萬名勞工在Duban發動非法罷工,過後仿效英國工會架構成立幾個產業工會組織,。1979年南非工會聯盟(Federation of South Africa Trade Union-FOSATU)成立,大約兩萬名會員,在這樣的壓力下,南非政府於該年修訂工業調停法,允許黑人勞工擁有部分協商權。南非當時還有另一個總工會TUSCA,領導幹部為白人勞工,非但不關心黑人議題更在工會內也實施種族隔離,這個組織就在1986年宣告終結。

  1985年12月,FOSATU和礦工工會成立南非總工會COSATU,當時有三十三個工會,組織工人四十六萬多人。迄今總工會共有二十一個會員工會,組織工人一百八十萬人,設立九個地方區域組織,每三年召開全國大會,第八屆大會於去年九月召開,近三千位代表出席會議 並選舉六位領導幹部,主席、首席副主席、貳位副主席、秘書長、副秘書長及財務部長,其中僅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得專職領總工會薪水,其他四職必須來自會員工會並仍請領所屬公司之薪水。換言之,就是領導幹部不脫離基層和職場。

  除此之外,總工會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組織原則,他們自認繼承了超過百年的工人抗爭傳統,並且從過去的ICU,SACTU,FOSATU,甚至是TUCSA身上學到許多組織方法。他們檢討並改進早期的組織方式:例如FOSATU採用苦幹實幹一間間工廠設立工會的方式建立基層,使得工會資源匱乏(跟台灣組織模式挺像吧!);SACTU過早捲入政治運動,違背其早期社會運動的目標;而1982年成立的礦業工會NUM提供了組織的典範,由於礦工兼具勞動者和礦工社區居民雙重身分,廣泛動員和外來礦工的湧入使得NUM組織數急速增加。

總工會引以為傲的組織五大原則:
(1)反對種族主義
(2)內部民主及工人主導: 南非的工會組織架構與台灣大相逕庭 (事實上,台灣的工會組織架構與全世界都不同 ),以NUM礦業工會來說,最高決策單位是三年一次的『全國大會』,平日就由『中央委員會』(成員為全國執委會和地區執委組成)制定決策,交由『全國執行委員會』執行,各地區設有『地區執行委員會』,同一地區但不同礦場可設立『分部委員會』,章程規定每兩周至少開會一次;各礦場設置『基層幹部委員會』(shopstewars committees) ,NUM章程規定每五十個人就要籌組至少一個基層委員會,每個委員會至少五名成員且每週應開會一次。光看這個架構就很驚人,所謂的shopstewards就是廠場工會的代表,在台灣,常常是形式上的組織架構,便利於工會選舉,工會的運作核心還是圍繞在理監事身上。在南非NUM,恰好相反,是這些工會代表每周密集的會議,捲動基層組織,成為工會內部民主和動員的基石。事實上,南非工會運動的組織網路就是建立在shopstewards工會代表上,總工會的每月會訊就稱為’ Shopstewards’,工會政策的啟動點是從全國中央發動,卻是以基層工會代表為教育、動員和組織對象。
(3)財務獨立自主:工會財務主要來自會費,當工人付出會費,他就會關心所
選出來的領導人是否關心工人議題。
(4)『產業工會主義』:單一產業單一工會,單一國家單一總工會,總工會認為以相關產業為組織單位的工會才能面臨外部挑戰,推動三十三個工會合併成十個部門。這就是為何組織勞工數由四十幾萬增加到一百八十幾萬,會員工會數反而從三十三個降到二十一個。例如CEPPWAWU有將近七萬個會員,來自塑膠業、化學業、石化業、橡膠業、瓦斯業、陶器業、印刷業、紙業和家具木工業。從FOSATU的經驗裡,總工會體認到總工會的決策必須能約束會員工會,因此相
較於其他總工會,總工會往往被視為嚴密的組織。
(5)國際工人團結:特別是與發展中國家的工會組織建立良好的聯繫和合作,例如參與南韓民主勞總KCTU發起的南方工會進步連線(the Southern Initiative on Globalisation and Trade Union Rights-SIGTUR)

  順帶一提,台灣禁止籌組教師和警察人員籌組工會,但在南非,國大黨執政前,南非教師工會即已成立於1990年,目前會員人數二十一萬多人;公務員工會成立於1987年,現今會員人數十二萬二千人;警察和監獄人員工會成立於1989年,會員人數七萬五千多人。

二部曲 :執政十年 --- 後種族隔離時期Post- Apartheid

  當年國大黨的執政固然令人感動振奮,南非工會固然擁有進步傳統和居於舉世工運楷模,南非人民的故事到這裡並未告一段落。

  四月二十七日,繼大選後,國大黨將慶祝自由和民主的執政十年。但在大選前一個月,數千人在約翰尼斯堡示威抗議反對私有化政策,其中五十二名積極份子遭到逮捕,包含反私有化論壇主席Joho Appolis和秘書長。

◎第一個問題是:十年歲月,進歩的國大黨帶給南非人民什麼樣的新願景呢?

  美國左翼雜誌『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今年三月份刊載南非學者Patrick Bond的文章,標題如雷震響:從種族隔離到階級隔離!根據他的分析,南非的失業情勢已經從1995年的16%上升到2002年的30%,官方統計南非黑人家戶收入在1995年到2000年期間衰退19%,相較之下,白人家戶收入增加15%。最低收入戶在這段期間增加了八個百分點,由有甚者,政府提高了水和電費,迫使最低收入戶每個月有三成支出是用在水電費上。

  在獨立媒體南非勞工通訊South Africa Labour Bulletin分析報導中,實際的失業率已高達35%至42%,從1995年到2001年,公共服務部門和國營企業的失業人口高達191,076人;執政後的收入不平等遠比1991年到2001年來的嚴重,以勞動階級收入佔全國收入的比例來看,從1990年的57%降到2001年的51%,換言之,工人階級的實質工資普遍下降。

  另一位南非學者Ashwin Desai也在去年一月的每月評論裡毫不客氣指出:國大黨領導的政治轉型成功地把南非從保守體制轉型到新自由主義。最近十年,南非的非正式職勞動力(兼職、契約、彈性、地下經濟)急速增加,正規勞動力僅佔全體勞動力不到四成。失業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因為關廠歇業。百分之二十的都市居民沒有供電,四分之一的居民沒有供水;農村人口有百分之八十沒有水或電。官方在2000年作出的統計,百分之四十五的自僱勞動者收入低於貧窮線的標準。

◎第二個問題是: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根據南非反私有化論壇(Anti Privatisation Forum-APF)主席約翰阿波里John Appolis的觀察,是因為國大黨在1996年宣示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從此就把南非人民帶往貧富兩極的方向。他提到的新自由主義方針就是國大黨採行的『經濟成長、雇用成長和所得分配』計畫(Growth, 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GEAR)。然而,這套政策並非國大黨土生土長的方針,恰恰是世界銀行強力推行的計畫。計畫核心就是加速私有化、貨幣和財政政策自由化以及勞動力市場彈性化,這套計畫也是前南非執政黨在九O年代初大刀闊斧準備努力實行。因此南非學者Patrick Bond認為新自由主義政策早在國大黨執政前即已啟動,1993年南非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八億五千萬美金的貸款,代價除了同意結構調整計畫,例如降低進口關稅、減少公共支出,還包括IMF向曼徳拉大力推薦兩位內閣閣員:財政部長以及中央銀行總裁,雙雙來自前執政黨。

  根據曼徳拉的訪談稿,他提到南非幾項成功的經濟發展策略:(1) 混合經濟體制,避免計畫經濟和大企業國有化的僵硬體制。(2)改變進口替代,轉為出口導向。(3) 農業市場自由化。(4) 鼓勵南非資本到非洲其他國家投資。 以今觀之,除了第四項外,其他的戰略方針不折不扣是IMF推銷給發展中國家的『套裝發展計畫』。然而GEAR政策保證的百分之六經濟成長率和四十萬就業機會如今看來已經失效,南非經濟成長率僅達百分之二點五,創造的十萬就業機會遠小於製造的數百萬失業人口。

  私有化政策是這項套裝計畫的核心,IMF施壓發展中國家實行私有化,讓跨國資本得以進入該國基礎民生消費市場。在南非,影響人民最鉅的私有化政策出現在電信、運輸、電力、水和房屋部門。國大黨出售了百分之三十的國家電信股份,同時造成兩萬名員工失業;航空運輸的私有化迫使地方公營航空公司關閉,飛安頻傳和勞資爭議增加;今年國大黨出售百分之三十的國家電力公司股份給全球第四大電力跨國公司;從九O年代初迄今已有三萬名電力工人失業了,民生電費也一直調高。自從1994年以來,已有數千萬人因為沒錢給付水電費而被斷水斷電,兩百萬名家庭甚至被趕出住家。舉例來說,1999年至2000年間,首都開普敦就有七萬五千四百戶被斷水 ,另外一個城市有兩萬戶家庭被斷電。(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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