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論(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SSA)
和調節學派(Regulation Theory, RT.)

D.M. Goldon, R.Edwards, M. Reich:《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1982)
S.Bowl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Competitive Economy》(1985)
S.Bowles & H. Gintic :《New Microfundation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1990)
M.Aglietta :《The Regulation Theory of Capitalism》(1976)

　　在70年代馬克思理論復興期的討論中，西方馬克思學派中出現了在理論和方法上擁有明確特徵的學派，也就是重視社會以及各種制度對決定積累動向的重要性，尤其是特別重視在資本主義下勞動過程的歷史特性及其變化的現代資本主義論。那就是美國的「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論」（SSA）和出現於法國然後再廣泛流傳的「調節學派」（R.T.）。
　　這兩派的出現，都受到. Braverman在1974年出版的《勞動與壟斷資本》(Laber and Monopoly)的影響。Braverman 繼承了馬克斯在資本論中對勞動過程、分工、協作、機器大工業等命題的考察，進一步對20世紀在美國的資本主義下，由泰勒與福特所發展出來的「科學的勞務管理」進行分析，並據此指出勞動的去技術化和均質化是「科學的勞務管理」一貫的內容。他的研究促進日後的西方馬克斯學派對勞動過程、經營組織的擴大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而SSA與R.T.就是這些研究的一環。

(1) 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SSA）：

　　S. Bowles, H, Gintis, T. Weisskopf, D.M. Golden. R, Edwards等人就是較為著名的SSA派學者，而Golden, Edwards和M, Reich共著的《美國資本主義和勞動》(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 1982.)就是其典型著作。
　　Golden等人認為，對於「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的考察，是分析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所不可或缺的。「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是由影響資本積累過程的所有制度所構成。尤其是國家透過貨幣、信用制度、財政政策、工會的合法化等措施而介入市場，以及透過工會、政黨、選舉制度等階級鬥爭的手段來干預經濟事務。資本的積累依存於各種社會制度的安定性。
　　從SSA的觀點來分析美國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可以看出三個截然不同的局面：

1/.18世紀20年代到19世紀末的「勞動的初期無產階級化」時期：這個時期，勞動力有多種供給來源，勞動者尚能控制勞動過程，勞動作業難以標準化，資本或其代理人只能依靠個別的、恣意性的勞務管理。1880年以後，這種積累的社會構造遇到瓶頸，企業利潤減少而面臨危機。
2/.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前期的積累問題獲得解決，進入「勞動的均質化」時期。在這個時期，大型企業在採用機械性作業方式、大量啟用以監督勞工為職務的「組長」、減少對熟練勞工的依賴等情形下，形成了勞動者均質化和強制勞動體制。這就是Braverman所說的勞動均質化的時期。但其苛刻的勞動強制體制，提高了勞動者的離職率，進而在30年代大恐慌的過程中，成為勞動者抗議的焦點而不得不衰退。
3/.二次大戰後的美國資本主義，發展了屬於第三種局面的「勞動區分化」時期：在這時期，雖然小企業仍然採用「強制勞動體制」，但是大企業則因為工會鬥爭的影響，發展出「結構性內部勞務管理體系」，有系統的區分了各種職務，並依照不同的職務使其形成不同的技術，從而擴大了主管與其下屬職務之間的差距。這種雙重區分化，有效地利用人種和性別的差異而擴大進行，因而形成資本積累的社會構造。

　　在各個歷史階段中，以勞工管理方式為基礎的「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產生經濟活動的長期波動。亦即，長期波動的擴張期，是在有利於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形成和安定下，不斷的擴大其生產投資和經濟活動，一直到面臨新的侷限為止。然後，為了因應這種侷限，產生轉換各種制度條件的需要，經濟波動開始進入不景氣期。
　　根據SAA學派的分析，領導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美國資本主義的特徵是：以採用「勞動區分化」的美國式勞務管理方式為基礎，以凱因斯主義的財政、金融政策為外部框架，所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體制。1970年代以後的經濟危機，便是發生在這個「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遇到瓶頸而需要重整的過程中。所以，這種美國式的勞務管理方式，受到反對人種差別、反對性別歧視的運動以及日本式的勞務管理的影響，開始進行職務區分的整理統合及其彈性運用，以便促使產業重建。

(2) 調節學派理論（Regulation Theory, R.T.）

　　M. Aglietta的《資本主義的調節理論》一書出版後，經過R. Boyer, A. Lipietz, 和B. Coriat等法國馬克斯經濟學者活潑的詮釋研究後，在國際學術上逐漸受到重視。
　　調整(Regulation)是針對新古典學派的「一般均衡」的概念，認為：社會關係具有矛盾和對立。但是儘管矛盾有其對立和鬥爭的一面，卻也有其互為條件、互相滲透和互相依存的另一面，因此，社會關係在一定期間內會維持安定和再生產。換言之，「調整」一辭所表現的是，社會關係中對立面和統一面的緊張關係。調整學派所要考察的命題是：「社會關係必定具有矛盾性，因此如何透過這個矛盾性來再產生社會關係的統一性。」
　　所以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動態，並非只是市場現象，而是更廣泛地受到各種社會制度制約的積累體制。積累體制不僅把貨幣制度、勞資關係、競爭、國家、國際關係等各種制度收納在內，更透過個人與各個集團的特定意識和行動的媒介而形成調節方式。所以調整學派也吸收了A, Gramci「改革資本主義體制時，要重視社會上各種制度與意識型態所扮演的角色」的主張。
　　調整學派從這個觀點出發，整理出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中所產生的主要積累體制的變化：即，19世紀的資本主義，依靠不以生產力持續上昇為條件的「外延性積累體制」，以延長勞動時間、增加雇佣勞動人數為手段，來增加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到了20世紀的以後，資本主義轉而依靠以持續提高生產力為條件、擴大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為主的「內生性積累體制」。不過這種「內生性的積累體制」由於缺乏大量的消費市場，生產與消費之間無法整合，因而出現了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
　　二次大戰以後的資本主義，以「依照生產力的上升比例來增加實質工資」為內容的協調性社會契約為基礎，形成具有「大量消費的內生性積累體制」，也就是所謂的「福特主義」（由於高生產力、高工資而擴大有效需求的積累結構）。這種積累體制雖然實現了高度的經濟成長，不過由於科技進步遇到瓶頸，以及所得分配的矛盾而出現困境，因此帶來了1970年以後的經濟危機。
　　由此可見，SSA學派和RT學派之間，擁有許多共同的問題意識。但是，RT學派的特徵在於：他們的關心集中在屬於宏觀經濟的有效需要的動態發展上，主張戰後資本主義高度成長的秘密，在於：從社會上、制度上保障了實質工資能夠依照生產力提高的比率來增加，也就是從資本積累的內部不斷擴大有效需求的「福特主義」的形成。
　　雖然，SSA學派與RT學派都將研究重點放在各種社會制度的變化上；但是，他們的理論關懷也涉及到了屬於宏觀與微觀之間的MEZZO的範疇，包括勞務管理等企業經營之內部制度的變化。也就是說，他們把從國際關係、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以致於到屬於MEZZO分野的勞務管理，都當作理論考察的對象，而有體系的詮釋了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及其調節邏輯。
　　不過，SSA學派與RT學派的理論，仍有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
　　首先，部分SSA與RT的理論家，因過度關心現代資本主義各種制度的作用及其調節方式，而忽視了《資本論》中有關資本主義市場的原理性考察，因而認為在經濟學上不需要「勞動價值理論」與「剩餘價值學說」，甚至質疑研究資本主義原理的一般理論的必要性，並且認為將《資本論》視為是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的看法，其實是「19世紀和自由競爭的特權化」。例如，日本的RT代表性理論家山田銳夫就曾說過：「把資本主義的變貌，當作『原理表現形式的變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需要的是修正原理論或再構造經濟的時候了。」等等。換言之，他們意圖將他們的中介理論提高到「顯現於資本主義所有發展階段」的層次，進一步取代《資本論》的地位。
　　其次，一次大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受到世界戰爭的影響，一方面則是為了對抗社會主義的內、外勢力，其體制的進化自然不能只從資本積累的內在邏輯來說明。但是SSA學派與RT學派，易將原理論與帝國主義論等視為「過時」的理論而予以拋棄，並且忽略或輕視二次大戰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衝擊，也忽略了冷戰結構以及為了對抗社會主義而採用的充分就業政策和福利國家化的意義。
　　其實，福特主義的「勞資妥協」之所以能夠制度化，乃是以下列四個因素為條件，才成為可能：
1. 資本主義的構造變化，將資本與勞動力集中於巨大的壟斷資本（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
2. 美國實施New Deal經濟政策；
3. 由於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協力中，勞動階級的勢力顯著提升；
4. 戰後的冷戰結構也有助於福特主義的推行。
　　但是在RT的文獻中，卻很難發現有關冷戰的軍事對峙和越戰對此一時期資本主義持續成長的影響的研究。
　　再則，他們雖然重視勞務管理制度與調節方式對資本積累的作用，但是並沒有充分注意到，該時期主導性產業的性質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意義——戰後的勞動區分化和福特主義之所以能夠形成，是由於家用電器、汽車等耐久性消費品的大量生產所致。
　　生產關係的歷史性格與屬於上層建築的各種制度，對生產力發展的方向、內容、速度當然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但就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言，也不應該忽視主導性產業的性質及其積累方式，對提高生產力的具體影響。也就是說，各種社會制度的作用和調節方式，對資本的積累當然有所影響，但是為了瞭解其具體的影響，也應該考慮主導性產業的性質及其技術特性的變化。
　　SSA學派和RT學派，都關心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與調節方式，如何在高度成長時期以及隨後的危機與重整時期產生變化。但是，對於成為高度成長原因的社會結構與調節方式，為何到了70年代初期就陷入機能不足而產生經濟危機，則沒有做充分的分析。例如，當技術進步遇到瓶頸的時候，從前用勞資協調的方式來處理生產力與實質工資的調整，現在卻不再發揮作用？對於這個問題，上述兩者都沒有做過充分的分析。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