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復五十七周年時，民進黨總統以「光復台北」為訴求，帶領市長參選人上街遊行。同時，台灣原住民卻集合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要求總統信守選前承諾，恢復日治殖民時期以來，為殖民國家所強行沒收的傳統領域，即還給他們生活空間，要求「光復台灣」，進一步爭取成立原住民自治區。

　　台灣原住民失去了土地，他們是看不見的人民。他們站在曾經是凱達格蘭傳統領域的大佳蚋怒吼，為的是讓世界重新聽見他們內心的聲音。面對丟人現眼、自曝其短的V1492提法，民進黨竟渾然不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已是聯合國裡第三世界國家討厭的帝國主義髒字眼了。台北市的文化局長龍應台要求漢人得先學習，由原住民的角度重新思考一四九二年、一六二二年（荷蘭入台）、一八九五年、一九四五年…的意義。漢人沙文主義者說，四百年來第一戰；今天，原住民卻高喊：四千年來第一戰！

　　這次參加的人數高達數千人，即使原民會主委到場時有一些激動的場面，但是，整個活動過程和平，是一次優質文化展現的場合。除了政治訴求之外，動人心弦的音樂與吟唱、有強大集體感染力的舞蹈，尤其是長老們宛如天籟的古謠，盡興地表現出原住民的文化特質。只要問題未獲解決，他們一定還會回到此處。希望下次他們來時，台北市民們能多來享受這些樂曲。

　　其實原住民與漢人都須在運動中共同學習由抵抗性認同轉變到計畫性認同。兩者既是對立關係卻又是提升關係。首先，抵抗運動的現實土壤是不公的社會。只要是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文化上被汙名受歧視，人們就一定會反抗！

　　其次，計畫性認同是對明日台灣社會與空間的嚮往，這正是國土規畫所投射的視野。一方面，台灣的西海岸都會區域宜以聰明有智慧的成長，納入全球網絡，在全球城市的越界連結力量以及市民城市塑造可居的城市與地方空間的品質之間，以區域（二級政府）與都市治理（三級政府），高明地干預。另一方面，東海岸、離島與偏遠地區，宜以生態保育與文化保存所提供的反身之鏡，讓我們經由鏡象關係有能力認識自身，並探索更有魅力的未來。應以二級政府的特別地方（東台、澎、金、馬）、原住民自治區，與三級政府的自治縣、市及其下的自治部落，摸索對抗性文化的生態社區共同體的存活之道，而非無出路地繼續複製過去西海岸既有的生產方式與發展方式。簡言之，原住民自治區可做為投射未來的視野與願景，提供計畫性認同的意志凝聚目標與進步內涵。

　　但是，關於自治區的政治、法律與規畫的關係是如何呢？自治區是目前世界上較進步的國家有反省性的先進制度設計。我們的原住民會嗎？又如何做呢？其實，以自治區為主題的考察、研究報告、論文，加上網上可以收尋與下載的資訊，能累積的技術與知識並不缺乏，但是實際的行動實踐卻遠遠落後。對自治區的規畫言，最難的、最關鍵的部分是政治，而不是複雜的技術。沒有政治的支持，規畫無法執行，永遠只是書架上的報告，再高明、有創意的構想都仍是紙上畫畫，牆上掛掛。

　　而對弱勢者，社會運動才是關鍵，結合體制內與外的力量，施壓於國家，改變政策，這是政治力量的表現。等到通過相關法律，讓二級政府掌握政策，三級政府負責執行，因為自治縣與自治部落的規模較小，較容易草根社區參與，有較機會慢慢做中學。蘭嶼達悟族自治縣與自治部落可說是最容易上手的自治區實驗。重要的是經由參與式設計，讓原有的部落結構與民主制度／國家代表制慢慢磨合。讓地方發展找到市場利基與永續發展相結合的經濟出路，以及最關鍵的文化活化機制的設計。這是面對全球經濟穿透時，原住民自治區的區域發展之道。做為二級政府的自治區，還要面對的挑戰是原住民需符合上述文化傳承與活化目標的教育制度、醫療保健制度等等。這是既比漢人的教改表面看來更困難卻可能更容易的任務。原住民老人無力負擔現有健保費與原住民鄉無法普及上網等等，更是全球化過程中社會排除與數位鴻溝的台灣版本了。

　　假如，我們不能正視這問題的嚴重性，以另類政策營造原住民自治區的話，我們既有政策的山地平地化手段，加上平地人對保留地土地的貪婪，不正像是一種慢性、隱形的滅種政策嗎？三十年後，我們就沒有難題了，因為已經沒有原住民了，只有不知自己身世由來的同化結局。只是，必然在這結局來臨之前，台灣原住民運動一定還會加溫，繼續抗爭，爭取「走自己的路」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