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台灣近代化始於天津條約（1858年），開放四處岸口為歷史起點。到1945年日本敗仗，結束臺灣殖民地統治為止這九十年間的臺灣近代化進程，可分晩清洋務期（1858-1895）與日據殖民期（1895-1945）兩大段。在這期間，臺灣近代化之先驅者為劉銘傳。洋務期後段劉銘傳的新政改革，非常宏偉而富有前瞻性。特別在清賦、建設鐵道和振興新式產業三方面，留下了臺灣近代化的光輝史蹟。日本代表性學者史家均給予高度評價。

　　日本的臺灣殖民地經營，踏襲了劉銘傳近代化基礎。產業開發非工唯農，初期：動用差別政策壓制本地糖商，護航日資獨佔糖業市場。中期，開發稻作，特化於糖米兩項農業，來服務日本帝國主義本國。末期，為日本軍國主義需要，引進財閥推動投資軍需工業化，而置台籍資本於圏外。日本敗仗，工業化告中斷，這一段期間，臺灣經濟在戰時統制下，人民貧困受苦。

　　總之，洋務近代化是由外而內，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近代化。相比之下，殖民近代化是外在的，從屬近代化，是非工唯農的産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日本軍國主義下的軍需工業化是非臺灣主體的近代化，乃不可取。

　　在一百多年來的臺灣近代化進程中，晩清劉銘傳新政改革是臺灣近代化的原點和典範。我們應該珍重此一近代化的光輝史蹟為原點，來超克被扭曲的歷史認識，才不迷失臺灣近代化建設未來的正確方向。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s of Taiwan’s Modernizati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late Ching Dynasty with that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BSTRACT

    Taiwan’s modernization has started from the year of Tien-chin Treaty in the 1858, which made agreement to open the door of four treaty ports in Taiwan. Until Japanese colonial rule came to an end, due to the defeat of Japan in the 1945, it will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stage of the Yang-wu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late Ching Dynasty (1858-95) and the stage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Mean time, the pioneer of Taiwan’s modernization should be Liu Ming-chuan, one of the Taiwan’s Governor, during the first stage.

    Governor Liu’s new policy and reform was very great and aggressive. It made a delightful history in the process of Taiwan’s moderniz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three kinds of projects, such as land reform, construction of railway and developing modern industries. Liu’s contribution was highly appreciated by the representative Japanese author and historian.

    Japanese colonial management in Taiwan had just continued on the base of Liu’s modernization heritages. Japan’s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aiwan was focused on agriculture except manufacturing. In the early perio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made discrimination policies to exclude native sugar business and protect Japanese new investors for the purpose of monopoly in the sugar market of Taiwan. In the mid-period, the rice farming had graded up its production owing to finding new seed. Therefor, the couple crops of sugar and rice farming constituted main part of Taiwan’s economy to serve her ruling county of capitalism Japan. In the last period, the military demanded industrialization had taken place by “Zaibatsu” investors, in response to the reques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while Taiwanese business was excluded in the process. Then, the industrialization was stopped due to he defeat of Japan. During the period, Taiwan was under the controlled economy in the wartime. Taiwanese people were suffered from the pains of shortage economy under the wartime.

    In sum, the Yang-wu modernization will be characterized as the process from outside into inside, basically an endogenous modernization. It was also a whole industrialization including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 and 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On the contrary, colonial modernization was undoubtedly an exogenous and dependent modernization. It was an agrarian development excep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also a monocultuture with discrimination. Additionally, the military demanded industrialization under Japanese militarism was the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except Taiwanese as actor. Such modernization was negative in the sense of Taiwanese stanc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aiwan’s modernization over one hundred years, Liu’s new policy and reform in the late Ching Dynasty will firmly be an originality and typical model of Taiwan’s modernization.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recognize this positive originality, so as to eliminate the misleading about historical facts,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accurate direction of Taiwan’s modernization in the forthcoming future.

一，近代化的含意

　　所謂近代化(Modernization)一辭，淵源於西歐近代史，譯成漢字有兩種用法，即近代化與現代化。由於中國史與西歐史有關傳統社會與封建制的内涵不同，中國的近代與現代的時期劃分爭議性又多，中國大陸使用現代化一辭而有別於近代化，當然自有其理，這裏容不深入渉及。台灣的近代史有它獨特的一面，本文暫且使用近代化的用辭。再說近代化一辭，通常泛用但是定義卻依人而異，莫衷一是。本文將它扼要定義為傳統社會的體制（制度）與時趨向解體崩壞，而轉移到當代社會新體制的演變動態。¹所謂的傳統體制，是指前近代或者前現代的社會體制，一般來說，其特點就是封建制。但是毎一個社會的封建制都有其自我歷史文化的背景，其特點很難一概而論。不過，依據西歐先進國家的歷史經驗，除思想意識形態不談，特從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來看，一般即可歸納為君權統治，農本經濟，身分制社會之普遍共性。

　　再說，在近代史上，政治、經濟、社會這三個方面的近代化動態，主要以經濟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又稱產業化）為基礎動力，來帶動整個社會的近代化。西歐先進國家工業化的本質為資本主義化，所以近代化又被稱為資本主義化。²再說，世界最早實現資本主義近代化的社會，就是英國為首的西歐國家，所以後進國家的近代化俱多模仿西歐模式，因此近代化也就被理解為西歐化(Westernization)。日本的近代化動態為其典型案例。

　　然而，傳統體制崩壞之後所指向的近代化社會或者未來社會，基本上是取決於一個國家社會的價値理念，未必一定是西歐化，可以容有多様的理念形態。例如，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搖擺不定，迂迴曲折一直爭論不休。戰後大陸解體傳統體制改造社會，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這也是一種廣義的現代化動態。從1980年代以來，大陸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式的現代化有一定的落實。羅榮渠教授稱它為「一元多様的歷史發展史觀」。³這裏所謂的「一元」之含意，就是指近代化的普遍共性。依世界各國的實際情況與經驗規律，一言以譬之，幾可概括為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工業化以及社會的平等化為近代化共同追求的目標。至於民主化，工業化，平等化的具體形態，由於各國地區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可以有各様的不同形態和類型。

　　本人對歷史研究不是專業，在此班門弄斧，敢為抛磚引玉，專從經濟工業化‧産業化觀點，來探討晩清和日據兩個時期的台灣近代化問題。

二，台灣近代化之先驅者—劉銘傳

　　戰後臺灣經濟是繼承戰前殖民地經濟的遺制，加予改編，形成膨大的公有經濟為出發點。經過農地改革以及私有經濟的振興，掀起工業化，促進對外貿易帶動整個經濟的資本主義化發展，是乃一種經濟近代化之表現與成就。再説，戰前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之起點，是建立在晩清洋務運動時期台灣近代化・資本主義化的良好歷史基礎上而開展的，這一點史實，今日我們有必要特別強調。

　　蓋因近年，臺灣近代化論盛行，具多論者偏重著墨於日據殖民地開發對臺灣近代化的貢獻，美化殖民近代化。我應該指出，臺灣殖民地經濟研究的泰斗矢內原忠雄教授在他的名著《帝國主義下の臺灣》一書中，開門見山地，一句道破「臺灣的資本主義開發之先驅，即劉銘傳此人也」。⁴可見上開美化殖民近代化的論調大有偏差與偏擔，對臺灣近代史欠缺正確認識所致，並且自我貶低我們得以自傲的晩清臺灣洋務近代化之光輝史蹟。

　　眾所周知，臺灣近代史與中國大陸近代史同歩啟開，以鴉片戰爭之轉折為起點。從此歐美資本主義東漸頻仍，洋商出入臺灣捜貨經商之史實屢見。1850年代末，依據第二次鴉片戰爭所締定的天津條約（1858年）和繼後的北京條約（1860年），臺灣前後開放安平，淡水，打狗（高雄），基隆四處岸口。臺灣近代化動態的歷史劃分，可謂以此期為起點。從此，洋商全面進出臺灣南北部，臺灣對外貿易商機增加，刺激糖茶業等商業性農業和農產加工業的發達。1874年，日本藉口「琅礄事件」，出兵侵犯臺灣，暴露了清廷理台不力之漏洞，顯示列強虎視眈眈臺灣的野心與時俱增，引起國內朝野對臺灣形勢的重視。時値同（治）光（緒）新政方興未艾，洋務派大員沈葆楨便著手探討連繫福建開發臺灣。1885年，中法戰爭勃發，法軍侵攻臺灣北部，劉銘傳自告奮勇，赴台帶兵領導抗法保台，立功有成。接踵臺灣建省，劉銘傳首任台省巡撫，在任6年期間，極力推動自強求富的洋務新政改革，建設臺灣，使臺灣社會經濟制度與結構發生巨大變化，亦即資本主義化，奠定臺灣近代化的歷史基礎。

　　自從１９世紀央，年天津條約的臺灣門戸開放，到1945年日本敗仗，結束臺灣殖民地統治為止這大約九十年間的臺灣近代化進程，依政治經濟觀點，特別從資本主義化角度來看，大致可分為晩清洋務期（1858-1895）與日據殖民期（1895-1945）兩大段時期，這一個時期劃分幾乎不容置疑。茲將各期特點略述如下。

三、晩清洋務近代化的特點

　　所謂洋務近代化，與近代化一般有區別。洋務運動以「中體西用」為指導理念，即在護持封建王朝體制之下，引進西歐艦砲軍器和工礦產業來厚殖國力。所以洋務近代化雖然是一種產業經濟的資本主義化，但不渉及政治、社會的近代化，故自有其局限。晩清臺灣洋務近代化的進程，又可劃分成前期（1858-1870年代）與後期（1880年代-1895年）兩段來說明其特點。

１、洋務前期近代化—外商經貿的衝撃

　　清廷向來對臺灣情況和戰略地位認識不足，對治理臺灣一直持消極態度。1860年代掀起的洋務運動一時尚波及不到邊縁社會的臺灣。所以洋務前期的臺灣近代化主要以外商東漸的衝撃為契機，洋商進出臺灣帶動外國貿易和出口農產加工業的發展為特點。此期洋商全面進出南北部臺灣，例如，1862年，英國Jardine Matheson & Co.和 Dent & Co. 兩公司在淡水開設洋行，為洋商進出臺灣的先聲，其主要意圖在出口茶葉和樟腦以及進口鴉片。⁵繼後徳國James Milisch & Co. ，美國Fild Hastus & Co.等也陸續前來淡水。南部臺灣則有Tait & Co. , Lessler & Co. , The South Formaosa Trading Co. 等洋商在高雄（打狗）開設洋行，其主要業務在捜購砂糖輸出海外。⁶這些洋行以英，徳，美三國的外商為主，集中在1860年代到1870年代初來台，一時臺灣南北部洋行林立，歐美大商社群星雲集，繁榮景象非常。與此同時，英國為徵收鴉片戰爭賠款，1962年，總稅司Robert Heart 進駐淡水海關，稅關歸於英國管轄，基隆稅關則於1863年，高雄和安平稅關於1864年前後歸於英國統一管轄。這正象徵著歐美資本主義的官與商雙管齊下東漸的大潮流，直衝臺灣，逼使臺灣產業起動走向近代化。

　　此一外商進出臺灣的動態，當然刺激和鼓勵臺灣農業，除稻米之外，特別是茶葉、砂糖、採樟農林業和農產加工業的發展，令臺灣內部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化。主要在地主、農民為主體多種形式的糖廍手工業(Manufacture) 進一層發達，提高製糖生產力，增加出口，促進糖業的產業化。一方面，傳統的行郊對岸貿易依然，與洋行外國貿易平行發展，形成對外貿易的雙重結構，使臺灣對外貿易的質量和層面更加多角化。

2、洋務後期近代化—劉銘傳新政改革

　　洋務後期近代化的一大特點，為劉銘傳的洋務新政改革，它促進臺灣資本主義化，使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各方面獲得空前的發展，是乃內在改革為動力的自主近代化。劉銘傳自1985年10月撫台至1891年6月離職的6年期間，所開展的新政構想與政策內容，非常宏偉而富有前瞻性。茲依據姚永森《劉銘傳—首任臺灣巡撫》一書記載，⁷僅將要點分門別類，概略列舉如下：

（1）國防建軍：劉銘傳是一位軍事戰略家，在撫台任內，特別意識到未來日法侵台的外患，便著手興築炮臺，興辦軍器局和軍械所，添置兵輪，創設官醫局，官薬局和養兵院等來加強海防，整頓軍制。

（2）行政區劃：為提高治理績效，在原有的基礎上，策劃新行政區劃改革方案，將全台劃分為北、中、南及後山四路，完成全台3府1州11縣5廳的行政區劃，奠定了今日臺灣地方行政區劃的基礎。

（3）撫墾事業：關於原住民政策，建立嚴密的撫墾組織，增設撫墾局，慎選撫墾官員，基於「不以異類」一視同仁的理念，重視教化工作，教育農業知識。同時，積極闢路墾荒，開闢自南投到花蓮的橫貫中央山脈道路。

（4）清賦改革：這是一項對封建地制的土地改革。臺灣耕地經過漢人移民兩百餘年的開墾，地制形成大租戸，小租戸及現耕佃人的三級權利關係。致使土地權責關係混亂，隱田多，租額輕重多失公平而不合理。因此，劉撫著力加予清丈，調査地籍，實施地制改革，即將業主權和納稅義務歸屬於小租戸，而廢止大租戸制。據以增收地租，充實財政，並鼓勵業主用心經營農地，以收地盡其用之效。

（5）基礎建設：仿照歐洲郵政制度，創設郵政總局，打通上海，福州，廈門郵信網路。敷設從滬尾（淡水）到福州的海底電報線路以及從臺北到台南的陸路電報線路。建設從基隆到臺北，延伸到新竹的鐵道，全長１００公里。不依賴清廷中央的資助，為自行集資，特別派員到新加坡招商，調動華僑資金，招募鐵道股票等事業。

（6）振興近代產業：經營方式分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三種不同方式，彈性運用，積極鼓勵興辦新式產業。將樟腦從外商手中收回專賣，增加財政收入。興辦電報、鐵道、招商、通商、煤礦、硫磺、食鹽及伐木等事業。獎勵茶郊設置茶行，管理品質，統一經營，除烏龍茶之外，開發包種茶。在糖業方面，鼓勵糖商從徳國購入先進製糖機器，採用新製糖法，促成糖廍擬訂廍規，合理經營。勸募華僑資金，開辦輪船公司，經營臺灣海運。

（7）人才開發：就地樹人，積極開設官辦府縣儒學（學校）13所，開設私立書院37所，聘請外國人教師開辦西學堂，日學堂等。聘用華僑和歐美各國的技術專家來台當顧問和參與建設。

　　以上的各項政策中，最値得注目的是清賦改革、基礎建設和振興近代產業三方面事業。清賦改革雖然受到南部大租戸地主階層的封建勢力之大力反對而未果，但是其指向資本主義土地單一所有制改革的意義深遠。當日本殖民地統治臺灣，後藤新平隨即踏襲劉銘傳清賦改革的設想，借強大的國家專制權力，實施地制改革，廢除大租戸制，實現土地單一所有制。再說，鐵道建設是一項非常艱難的事業。臺灣山高嶺峻，路險石堅，多處開闢隧道的工事，在技術上難關重重。自行調度所需巨額資金，為此派員到南洋集資，招商募股，策劃調動國際資金，劉撫一一自主辦理，克服難題完成臺灣鐵道建設事業，是乃中國近代產業經營史上的一大創舉。至於振興近代產業，尤其是獎勵茶業，糖業的近代經營，厚植臺灣民間產業的發展潛力，其功不可沒。劉銘傳為臺灣資本主義開發的先驅者，上述矢內原教授的論斷，誠是毫無過分。

四、日據殖民近代化的特點

　　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臺灣50年，雖然投入菁英人材，勵圖經營臺灣。但是從臺灣近代化觀點來看，其一大特點是主從有別，是日主台從的差別開發，亦即非工唯農的產業化、跛行的近代化，是從屬的近代化。在這一段期間，前段與後段有別，分成前期（1985～1910年代）與後期（1920年代～1995年）兩段來看為便。

１、殖民前期近代化—壓制台商護航日資獨佔台糖

　　日本治台頭十年的首要任務是為日本資本主義進出臺灣奠定基礎，而有平定抗日勢力，改制接軌日日本體制以及平衡財政收支三方面的重點政策。首先，日軍進駐臺灣，受到官民上下一致的強烈抵抗，經過半年之久的一場台日戰爭才把台人的反抗初歩平定。之後，各地抗日勢力與日本軍警衝突事件不斷，最後用後藤新平的招降、「臨機處分」（騙殺）政策才勉強平息反抗（1902年）。⁸因此，日本資本的進出臺灣，推遲至1900年之後。

　　其次，即改編臺灣既有體制與日本資本主義制度接軌的有關政策，大約可分四項措施。第一是確立關稅主權：即從英國手中收回海關的關稅權，進而將日本關稅法規適用於臺灣（1896年）；第二是土地調査和土地制度的改革（1899-1904年），廢除大租戸所有制：內涵與劉銘傳的清丈、清賦事業並無兩様，己如上述；第三是統一貨幣、金融制度：將在台流通的多種貨幣統一於日幣，開設臺灣銀行（1899年），辦理融資貸款，準備發行臺灣銀行券（1904年）在台通用；第四是整頓財政和專賣：將鴉片，樟腦，食鹽，煙草統歸專賣，與土地改革的效果，雙管齊下，使財政收入猛增，達成總督府財政收支平衡（1905年）。⁹在改制接軌政策的這一段期間，對外貿易和輪船航運的商權，逐步轉移到日本商社手裏，從臺灣徹底驅逐外商之支配權。一方面，臺灣郊行的傳統對岸貿易關係逐歩疏遠，使臺灣茶業以及本地產業的地位，與時俱退。

　　經過10年的奠基政策之後，總督府開始積極引進日本資本來台投資糖業。但是本地糖商備有新式製糖設備和海外市場以及原料來源，實力十分雄厚，日資參與糖業市場的障礙不低。¹⁰日本糖業資本雖引進大型機械製糖，大部分（80％）甘蔗原料供給掌握在本地地主、小農手中，台灣農地價格昂貴，日資尚無資力確保十足農地自行經營大型農場，所以日資未必具有優勢。於是總督府便採取種種強制性差別政策壓制本地糖商，護航日資參與糖業市場。例如，採取糖廠開設地點的限制，原料供給區域分配製等政策來護航日資糖業。即使這様，本地糖商的改良糖廍仍然累年增加。總督府見勢不利，最後發布府令16號（1912年），禁止臺灣人資本獨自組織公司（「會社」），務必與日本人合資才能成立「會社」組織。¹¹據此，日資糖業資本才能壓制本地糖商而獲得獨佔地位。其結果，本地地主和農民，被逼退一歩侷限於經營甘蔗農業和在來稻米農業。臺灣經濟非工唯農，差別產業開發，從此陷於殖民地型單項經濟(Monoculture economy)結構。

　　在這一段期間，應該指出，總督府為便于提高統治經營績效，實施臨時臺灣舊慣調査（1901〜1911年）和第一次戸籍調査（1905年）。並有幾項基礎建設，例如，完成從臺灣到高雄的南北縱貫鐵路建設（1907年）。又如為伐採高山森林資源，開築阿里山登山鐵路（1911年）。總之，殖民前期，除日資糖業的前來臺灣，發展近代糖業之外，臺灣本地產業動態乏善可陳。

2、殖民後期近代化—改良稻作與日資工業化

　　1910年代後半，以第一世界大戰為契機，日本資本主義進一層工業化，日本農村勞動力大量移到城市，農業糧食生產發生供給不足，因此甚至發生「米騷動」（1918年）。日本有必要調動臺灣殖民地農業生產糧食，供給本國市場。於是1920年代，臺灣殖民地經營的主要任務轉移到糧食增產。總督府當局從事稻米的品種改良，開發新品種蓬萊米（1922年），它具有適合日本消費市場，又能增加生產的優點。為要配合推廣蓬萊米，就有必要充實水利灌漑，增投肥料，達到增產目的。因是，當局著手中南部平原嘉南大圳的建設，伐１０年時間完成（1920〜1930年）。蓬萊米稻作的上臺，令日本的臺灣殖民地經營改觀。即從糖業單項農業的發展轉移到糖米二大商品作物的競爭性發展結構。從中地主農民階層也得到一定的好處。

　　原來臺灣傳統稻作農業的農法相當高度，以各地豪族地主為中心的陂圳水利設施非常發達。¹²上開1920年代的總督府嘉南大圳的水利灌漑建設，在農業政策上，意味著”以水治農”戰略，來克服日本資本的糖米相克矛盾，同時，在糖米農業經營上，強化當局對本地地主・農民的支配手段。¹³

　　1930年代初，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對外膨漲政策的趨勢有增無減，一味走向軍國主義化。接著1937年中日戰爭勃發，東亞形勢風雲告急，臺灣殖民地經營的任務又再轉折提升，成為日帝侵略華南、南洋地區的「南進」基地。日本軍部全面促成本國財閥資本，在臺灣推動軍需工業化。以糖米為中心的臺灣經濟，快速地轉移到軍需工業化的新局面，在短期內添置了鋁、金、造紙、化肥、酒精等新興工業（1935年），不久再追加投資鋼鐵、機械、造船、石化、油脂等重型工業（1937年）。¹⁴對這些新興工業的投資，都由日資一手包辦，台資的參與極少。同時，臺灣整個經濟也進入戰時統制經濟，包括糖米在內的所有農工產品、勞動力市場都在嚴格的戰時統制之下。當然，在這期間，工業勞動力的雇用有所增加。但是以地主、農民為中心的農業經營受到限制，物質欠乏，大眾生活日益困苦，社會經濟失去正常發展。

　　軍需工業化的時間很短暫，1945年，隨著日本的敗仗而告中斷。所以這些新工業一部分未完成，大部分受到盟軍轟炸而損壞。不可否認，戰後修復後還有利用價値。然而，軍國主義下的軍需工業化，算不算是資本主義化、近代化？在形式上，乃是一種「資本主義化」，但是本質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外延化，是外在的近代化。臺灣本地資本根本沒有承擔這個軍需工業化的主體，而被差別在圏外。這裏有一個數據可作參考，即臺灣的「株式會社」實收資本總額中，台籍資本僅占全部的8.2%（1941年）。¹⁵從近代化觀點來看，這一段殖民工業化沒有根本改變台灣非工唯農的單項經濟結構，如果加上同一時期皇民化運動對臺灣人精神上的負面傷害，則其毒害實不可計量。

五、洋務近代化與殖民近代化的評比

　　臺灣為彈丸之島，曾被稱為瘴癘之地，為何英國在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中執意要求開放臺灣四處岸口？其原因除臺灣為地政戰略上的要衝之外，實則臺灣是一個土地肥沃、農產豐多、一年三熟的寶島，是通商經貿的良好地區。不管清廷理台消極不力，而人民百姓卻勤勞進取，糖米農業發達，社會經濟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外商東漸不久的1860～70年代之經貿動態，就可見其內發動力之一端。到劉銘傳撫台新政，在既有發展潛力的基礎上，開展了劉撫的革新理念和洋務政策，從事臺灣近代化建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是乃自明之理。

　　總觀以上所述洋務近代化與殖民近代化的特點，特別站在臺灣主體立場來看，兩者的評比己經很清楚。即洋務近代化是由外而內，基本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相比之下，殖民近代化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是非工唯農的産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日本軍國主義下的軍需工業化在臺灣近代化進程上是非常的、一時的，好比曇花一現而消失，又如盆栽扎根不落地，基本上沒有改變台灣社會經濟的低度開發狀態，令台灣戰後從頭開始工業化和近代化建設。

　　本文特別要強調，在一百多年來的臺灣近代化進程中，晩清洋務近代化，尤其是劉銘傳新政改革是臺灣近代化的原點和典範。劉銘傳不僅是臺灣近代化的先驅者，而是臺灣近代化典範的創始者。我們應該珍重劉銘傳洋務近代化的光輝史蹟，來超克臺灣近代化被扭曲的歷史認識，才不迷失臺灣近代化建設未來的正確方向。

注　　釋

1	大塚久雄，〈近代化と産業化の歷史的展開について—とくに比較經濟史の視點から〉，《經濟學論集》第32卷第1號，（東京，東京大學經濟學會，1966年4月），頁2。
2	有關資本主義的概念，本文概略定義為以私有財產制為基礎，資本計算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合理利用科學技術等機制的經濟體制。
3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1955），頁3。
4	矢内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灣》，《矢内原忠雄全集》第2卷收錄，（東京，岩波書店1963，），204，以及東嘉生《臺灣經濟史研究》，（臺北，東都書籍，1944），頁95-96。
5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aosa: Past and Present, （Taipei, Oxford, 1988）, P.402.
6	矢内原上開一書，頁222。
7	參閱姚永森，《劉銘傳—首任臺灣巡撫》，（北京，時事出版社， 1985），第5章，　頁130-214。
8	鶴見佑輔《後藤新平傳》第2卷，（東京，勁草書房，1965），149。後藤自稱在招降政策之下，加予臨機處分槍殺的人數共有8405名。拙文〈日本の台灣領有と民眾虐殺——日本の對中侵略戰爭における民衆抗日，三光作戰および民衆虐殺の原點〉，王新智等共編著《「つくる會」の歷史教科書を斬る——在日中國人學者の視點から》，（東京，日本僑報社，2001）頁40-47。
9	矢內原上開一書，頁272—277。
10	黄紹恒，〈近代日本制糖業の成立と日本の台灣統治政策との關係に關する研究〉，《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1992年度研究助成論文》，（東京，富士ゼロックス，1994），頁30-33。
11	敝共著《台灣の經濟—典型NIESの光と影》，（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92）　頁16。
12	請參閱連橫，《臺灣通史》下冊，(臺北，中華書店，1962)，臺灣各屬陂表，頁671—686。
13	凃照彦，《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頁114—115。
14	高橋亀吉《現代臺灣經濟論》1934年，東京，頁443。
15	依據下列資料算出：大藏省管理局《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關する歷史的調査》通卷第15册，台灣篇，第4分冊，第5部《台灣乃經濟（其の二）》，（東京），頁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