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台灣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運動也隨著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中，台灣人民抗日民族革命運動已經擺脫長期以來孤軍作戰狀態——對內，它已經通過1930年的霧社事件而聯繫了原住民的抗日運動；對外，則有日本和中國人民的支持。在性質上，它也不再只是台灣一地人民反對日本殖民統治，要求民族解放的運動而已！基本上，它已經納入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且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份。

　　

一、發揚皇民意識的時代

　　隨著1931年「9‧18」事變以來的侵華政策，日本帝國也加緊對殖民地台灣進行所謂「皇民化運動」。

　　「皇民化運動」的第一步就是廢止漢文。台灣總督府規定：1937年4月1日起，一切學校、商業機關都不准使用漢文，同時台灣各報章雜誌的漢文版也一律撤廢。

　　1937年7月，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8月15日，台灣軍司令部宣佈：台灣全島進入所謂「戰時體制」。

　　相應於「漢文撤廢」，蘆溝橋事變後，日本殖民當局更加積極推行所謂的「國語普及運動」；台灣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被迫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語。據1939年的統計，台灣總督府用來推行日語的機構——國語講習所及簡易國語講習所，全島合計達1萬5千1百26所，講習生達89萬1千6百60人；本島人能解日語者約有256萬8千餘人，達48.74%。¹(到1942年4月底卻激增至60%左右)

　　1940年2月11日，也就是日本「皇紀紀元2600年」紀念日，日本殖民當局通過戶口規則的修訂，制定台灣人改換日本姓名的規則。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也通過這樣的「改姓名運動」，進入最緊張的階段。儘管如此，據統計，一直到半年後的8月11日止，台灣人改姓名的卻只有168人而已。²

　　同年11月25日，為了鼓勵更多的台灣人改用日本姓名，台灣精神動員本部公佈了<台籍民改日姓名促進綱要>。此外，日本當局又制定一種獎勵方法，規定說日語的家庭為「國語家庭」，在諸如物資配給等實際生活上，給予和日本人同等的待遇。這樣，到1943年6月時，改姓名的台灣人已達10萬之多。

　　1943年起，為了使台灣人民在「皇民化」下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順民」，台灣總督府又進一步實施六年制的所謂「義務教育」制度。據統計， 1902年，台灣孩童的就學率僅及3.21%；1942年，台灣人的就學率為64.8%；「義務教育」制度強制實施後，台灣人的就學率在一年內激增至85%。按照日本當局的預定，到了1945年，台灣人的就學率，男子應達93%，女子是84.75%；平均須達90%。

　　因此，這個時代的台灣青少年可以說都受過日本帝國主義的麻醉教育。而這種所謂「皇民意識之發揚」的教育，同時也會使台灣人民的民族解放意識消沉。³

二、南進基地的補充兵源

　　另外，從「9‧18」事變以後，作為「皇國南方鎖鑰」的台灣，在軍事上就變成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南亞的南進基地。

　　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看來，軍人從來就是站在國防第一線而享有極高的榮譽，因此，向來規定只有日本本國臣民才有資格成為日本「皇軍」之一員。作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台灣籍民」，在法律上既然不是日本國民，因而也就沒有資格成為日本「皇軍」；既便你有效忠天皇的赤誠，也只能被當作比軍人地位低好幾倍的「軍屬」或「軍伕」來使喚。⁴

　　為了把6百餘萬的漢族系台灣人和近20萬的台灣「高山族」，「同化」為有日本精神的「日本人」，1941年4月成立的台灣「皇民化運動」的中央機關——台灣「皇民奉公會」，於是在全島設立66個「軍事訓練場」，每年訓練至少1萬人以上的台灣青年；另外，每年還強迫3千名以上的台灣青年，參加所謂「增產挺身隊」。與此同時，由於台灣青年能夠習慣熱帶地方的生活，台灣總督府又在日本軍部後援之下，設立了以培養侵略華南和南洋為目的的「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和「海洋訓練所」等。除此之外，在全島還設立了50所「婦女訓練所」，以未婚的台籍女子為對象，施以救急、看護等主要訓練，每年畢業的也在6千人以上。⁵

　　就在台灣本島的「皇民化運動」正急遽展開的1941年12月8日早晨，日本同美英開戰；日本天皇通過廣播宣佈「為了自存自衛」而開戰的詔書。

　　這樣，隨著戰線的拉大，日本的兵員明顯不足了。

　　1942年4月1日，日本帝國於是在比朝鮮晚了4年以後，才在殖民地台灣正式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脅使17歲到30歲之間(其中以19歲至23歲為主)的台灣青年參軍。據台灣總督府«台灣統治概要»統計，從1942年到44年的3年間，共有6千餘名(漢族4千2百多名和一千八百多名原住民)台灣人「志願」入伍；同時，台灣總督府有意分離漢族系台灣人和台灣原住民，而把台灣原住民另編為「高砂義勇隊」。

　　1943年5月12日(或說八月1日)，又再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與朝鮮同時)，一年期間，一共在台灣強徵了3千名「海軍特別志願兵」。從1944年5月到7月之間，又有八千餘名台灣青年，未經訓練就被直接編入「海兵團」。因此，被脅迫參加「海軍特別志願兵」的台灣青年，就一共有1萬1千餘名。而陸海軍的「志願兵」加起來，共計有1萬7千多人。⁶

　　也許，在這1萬1千餘名「志願兵」當中，的確會有少數台灣青年是真的打從心底志願參軍的；可是，有些人卻是認為與其被徵召為當作雜役使用的軍伕，不如自己「志願」去參加比軍伕地位要高的軍人；同時，有更多人卻是在被戴上「非國民」帽子的威脅下，不得已而被迫「志願」去當「志願兵」的。

　　然而，隨著戰況的惡化，日本帝國僅靠著在台灣徵召志願兵，是遠遠追不上它在戰場上所消耗的兵員的。因此，從1944年9月1日開始，日本帝國也針對台灣籍民實施了徵兵制。從此以後，不管喜歡不喜歡，台灣青年從此有了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服兵役的義務。⁷

三、殖民地青年的在地戰鬥

　　平心而論，在日據末期那樣的時代接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的台灣青少年，果真日後被教育成「皇民意識發揚之一代」的話，也不是什麼教人意外之事吧！然而，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青年卻批判道：「風俗習慣語言都不同/異族統治下的一視同仁/顯然就是虛偽的語言/虛偽多了便會有苦悶」。因此，就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下，他們熱烈地「向海叫喊」說：「還給我們祖國啊！」儘管「未曾見過的祖國/隔著海似近似遠」，可那「夢見的，在書上看見的祖國」仍舊是「流過幾千年在我血液裏/住在我胸脯裡的影子/在我心裏反響」。⁸

　　因此，即使客觀的歷史條件是那樣嚴苛，台灣本土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又己經完全被打壓下來了，殖民地台灣的青年學生卻如同其他抗日志士一般，在白色恐怖嚴重威脅又缺乏領導與組織的條件下，或者在島內自發地發動「響應祖國」的反日鬥爭，或者冒著生命危險，間關萬里，潛往祖國大陸，投入全中國人民的抗戰行列。

　　由於他們在軍警密佈、特務如毛、敵我力量懸殊的形勢下，不得不採取隱蔽的方式鬥爭，因而也就不大見於文字記載中，而被人們忽略了。以下所舉的幾個抗日青年的事例，不過是筆者通過口述採訪與有限的史料所整理羅列的幾個典型而已。

　　(一)、台北二中的青年思漢案件

　　1938年5月1日，台灣當局公布了一件思漢反日的「中國急進青年黨」事件的判決過程。這個事件發生於1936年，涉案者都是台北二中（今成功中學）學生。

　　事件的發展得從發生於日本本土的「2‧26事件」談起。

　　1936年（昭和11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因鼓吹皇道精神而得名）軍官率領1千4百餘名士兵，在東京發動政變；他們企圖通過陸軍大臣，要求「國家改造」，建立軍部獨裁政權。陸軍首腦因各方面均表反對，經過一度躊躇後，於29日正式下令鎮壓。結果，大部份的叛軍頭目均被憲兵隊逮捕，參加叛亂的士兵也都相繼歸隊。史稱此一日本法西斯軍官策劃的武裝政變為「2‧26事件」。

　　事後，廣田弘毅在軍部支持下於3月組閣。陸軍當局一面通過「肅軍」，徹底清洗皇道派，確立統制派（主張依靠合法手段，自上而下建立軍部獨裁）對陸軍的支配地位，一面迫使廣田內閣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加強軍部對政府的干預和控制。

　　此後，日本迅速走向全面侵華戰爭和軍部法西斯專政的道路。

　　在殖民地台灣，受到「2‧26事件」行動刺激的台北二中第十二屆(1933年4月入學，1938年3月畢業)台籍學生——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等人，於是共謀組織以「台灣脫離日本」為目的的秘密結社。

　　4月25日，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及其他加盟的該校台灣學生，大約共十人，在太平町國昌食堂舉行結社成立典禮。會上議決：「茲依革命手段，將台灣脫離日本帝國統治之下，樹立以排除日本於台灣的統治權，變革日本國體為目的的秘密組織——列星會。」同時決定以「排斥日人為當前的方針；且為訓練鬥志武力，要常與日人打架」。此後，列星會即按照共同決議，在每個月月底集會，並且對外廣求會員。

　　5月23日前後，列星會在太平町高砂食堂舉行第1回例會。會中議決：招集更多的會員加入列星會，以擴大強化組織的力量。另外，為了實踐「列星會」的行動方針，李沛霖與楊友川等人先後於6月10日及7月4日左右，在太平町第三世界館附近的路上，毆擊台北國民中學校的親日學生。

　　與此同時，台灣軍部先於5月，在總督府所豢養的《台灣日日新報》，揭發《台灣新民報》社董監事所組織的華南視察團，在上海接受華僑團體歡迎時，林獻堂在席上致辭有「林某歸來祖國」云云的話；然後，連日以頭條新聞撻伐林獻堂為「非國民」（日奸）；惹起後來所謂「祖國問題」的舌禍事件。6月17日，亦即日本帝國台灣始政紀念日當天，軍部又嗾使日本浪人賣間某，在台中公園的「恥政」紀念會上，毆辱林獻堂。

　　台北二中同屆的台籍學生林水旺在報上看到這則記事以後，一方面對作為台灣「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運動領導人的林獻堂深寄同情，一方面更加激起潛藏的抗日決心，並思慕中華民國為祖國，懇望台灣復歸於中國；於是決意組織台灣「在中國援助下，脫離日本帝國統治，復歸中國」為目的的結社。

　　林水旺於是與列星會的主要幹部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3人串連起來，共同作成組織草案，內定結社名稱為「中國急進青年黨」。同時組成研究會，研究該黨的綱領，並著手組黨的準備工作。然而，這個急進的抗日學生組織還來不及成立，就因為李沛霖和楊友川傷害日人的事件，而與「列星會」一起被檢舉。

　　據日本當局的說法：1936年10月3日，李沛霖和楊友川走在台北市建成町2丁目2番地的路上時，恰好碰到一名日籍的鐵道部見習塗工市塚元克迎面走來；李沛霖和楊友川在討回受傷的民族自尊心的心理作用下，於是堵住市塚的去路，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頓。

　　日警當局因為市塚受傷事件而被驚動，並進一步發覺：台北二中部份台灣學生秘密組織了以「台灣復歸中國」為目的「列星會」，同時正在籌組「中國急進青年黨」。

　　日警當局隨即循線秘密檢舉關係人，並將李沛霖等4人以「首謀者」起訴。

　　1937年2月19日，預審終結。李沛霖、楊友川，以治安維持法違反及傷害；林水旺、顏永賢則依治安維持法違反；各裁定有罪，付予公判。4月30日，在禁止傍聽的情況下，在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合議部，由官原裁判長宣判：李沛霖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林水旺、顏永賢、楊友川三人，各處有期徒刑三年；未決拘留的240天算入。⁹

　　日本帝國台灣當局唯恐沉寂已久的台灣學潮，經此星星之火的點燃，而再度燎原；刻意封鎖新聞。一直到1938年5月1日，才對外公開此一學生思漢反日事件及其內容。

　　儘管這樣，對日據末期熱血的台灣學生而言，這個「青年思漢」事件無疑給他們上了反日、愛國的一課。因為這樣，台北二中有更多民族純血脈動的台灣學生，敢於反抗日本帝國皇民化運動的高壓。他們或者在地戰鬥，如第十九屆(1940年4月入學，1945年3月畢業)的陳炳基、黃雨生……等人；或者找到一條抗日救國的路——畢業後渡海回大陸，投入祖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行列，如第十六屆(1937年4月入學，1942年3月畢業)的林如堉、雷燦南與李蒼降……等人。

　　(二)、謝娥、陳炳基等人的反日行動

　　1943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頭會議在開羅舉行，確定「日本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是三國共同對日作戰的目的之一。為此，台北二中第十八屆(193 9年4月入學，1944年3月畢業)的台籍學生唐志堂(汐止人)特地去找低一級的學弟陳炳基討論。他們一致認為：「依據開羅會議的聯合公報，戰後，台灣就可以回歸祖國懷抱；那時，我們也可以出頭天，當一等公民了。」因此，他們決定投入實際的反法西斯戰爭的行列，貢獻個人力量，加速勝利的來臨。陳炳基於是找來同期的郭宗清、黃雨生，唐志堂找來同是汐止人的台北工業學校學生劉英昌；然後，通過劉英昌，認識了留日歸來的外科女醫生謝娥。

　　謝娥告訴他們，她之所以學外科，是因為她一直想回祖國大陸，為負傷的戰士服務。從此，他們六個人經常在汐止觀音廟密談，討論回祖國參加抗戰的計劃。

　　當時，美國的潛水艦經常在台灣近海出沒。一般認為，美軍正計畫登陸台灣。由於局勢的變化，謝娥認為，他們六人已經沒有必要統統到大陸，參加抗戰；畢竟島內的工作還要有人做。其他人對謝娥的意見都沒有異議地採納了。因為唐志堂與劉英昌即將畢業而被徵去當兵，所以大家決議：他們兩人，畢業後，馬上偷渡大陸。此外，他們還討論了如何響應盟軍登陸的問題。劉英昌是學工的，因此就負責搞炸藥；謝娥是醫生，她的建議則是在日本人飲用的自來水中放毒。

　　1944年春天，唐志堂和劉英昌畢業了，謝娥於是提供一筆錢，托新竹的女同學安排船隻，讓他們從新竹海邊偷渡大陸。但那個女同學的丈夫卻與碼頭的特務、憲兵聯繫，把唐志堂和劉英昌出賣了。謝娥大約也同時被捕。憲兵隊在搜查謝娥家時，發現一首郭宗清寫的反日漢詩；於是就打電話到北二中教務室找郭宗清，說是謝娥要在新公園附近（今衡陽路）的咖啡館等他；不知情的郭宗清依約前往，因此就被捕了。

　　憲兵隊抓了謝娥四人之後，一直跟蹤黃雨生和陳炳基；十來天後，確定沒有其它餘黨，才逮捕他們兩人。

　　最後，除了他們六人之外，被捕的學生還有北二中的劉欽琅及工業學校的傅來會、謝權益等人。

　　總的說來，謝娥之外，北二中一共抓了五人，工業學校三人。當時，仍在學的只有郭宗清、黃雨生和陳炳基三人；其他人都已經畢業了。被捕以後，他們分別遭到嚴刑拷問。最後，謝娥、唐志堂、劉英昌三人因為已有實際行動而處刑較重，一直要到光復後才能出獄。其他人則因為尚未成年而判「起訴猶疑」，關了兩個來月就出來了。

　　後來，他們九人也有不同的下場：其中，唐志堂和黃雨生在50年代因為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被槍決；陳炳基和劉英昌也參加了地下黨，並先後流亡大陸；傅來會處刑12年；郭宗清則官拜國民黨海軍上將……。¹⁰

　　(三)、台北帝大學生蔡忠恕等密謀響應祖國

　　就在台北二中牽連謝娥反日組織的學生陸續被捕前後，日本憲兵隊也以「密謀響應祖國，反抗日本」的理由，秘密逮捕了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學生蔡忠恕、郭琇琮等人。

　　蔡忠恕，台北人，與林水旺、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等人同屬台北二中第12屆學生。1938年3月畢業後，考入集全台灣青年精英於一堂的台北高等學校第14屆理科甲班。當時全班共有28名學生，其中日本人24名，台灣人只有4名；其中一人即是台北一中畢業的郭琇琮。¹¹

　　1941年3月10日，蔡忠恕與郭琇琮同時畢業於台北高校；並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

　　美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蔡忠恕預料，隨著戰爭的發展，祖國軍終會登陸台灣；於是企圖糾集同志，發動武裝起義，密謀響應祖國，並煽動台灣人民共起反日。

　　自1942年4月以來，蔡忠恕先後兩次勸服同班同學陳國興（大稻埕某齒科醫師的兒子），加入他們的行列；但陳國興並沒有答應。後來，陳國興由於經濟拮据，將蔡忠恕的密謀出賣給充當日人密探的倪克祥。倪克祥隨即通過日本憲兵候補江萬達，將此密謀傳到日本憲兵思想股股長——桑火田准尉的耳裡。在桑火田准尉的利誘之下，陳國興允諾潛入抗日學生結社，充當日本憲兵的細胞，暗中調查蔡忠恕等人的言行舉動，並定時向日憲報告。

　　陳國興的密報說，蔡忠恕曾經預言：「1943年，義大利一定會戰敗。1944年冬天，盟軍將大舉襲擊德國；1945年春天，德國就會屈服。那時候，日本就不得不投降了。」

　　日本當局因此更加緊密地注意蔡忠恕等人的動靜。

　　接著，陳國興又向日憲密報說，日前，蔡忠恕煽動其他同志說：「祖國軍就要來了。當祖國軍登陸時，台灣人要準備隨時起來，灑熱血……」。

　　這時候，日本憲兵隊感到事態嚴重，於是直接在北部一帶的校園內，安置大量的日本學生，著手調查、蒐集台灣學生反日的計畫內容及證據。此後，每當美機轟炸的空襲警報響起時，這些充當日本憲兵隊細胞的日本大學生，立刻跑到憲兵隊，報告調查本省學生的狀況。當時，帝大醫學部的候補學生主任天士，同時也是日本憲兵少尉；他的「學生課」¹²也經常有日本憲兵出入。

　　除了日本憲兵特務機關的學生課外，日本學生間還有個擁護日本侵略主義的秘密團體—「興亞會」，負責暗中調查抗日學生的行動。另外，帝國大學醫學部內還有個同窗會性質的「東寧會」；「東寧會」的日本學生委員們經常公然壓迫台灣學生，煞費苦心地設法讓台灣學生臣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興亞會」的內部核心則處心積慮，想把帝大醫學部的台灣學生全部趕走；他們把所有激進的台灣學生看成民族主義者，對他們採取武力彈壓的態度。校園內，偶爾因台灣與日本學生間的敬禮問題而爆發糾紛、爭鬥時，往往就助長日本學生的氣燄。

　　1944年，先是日本學生間諜西山光世向憲兵隊報告說：「帝大醫學部學生候客室內日本天皇及皇太子的照片，被台灣學生故意從頭部切斷，然後丟掉。」「台灣學生輪流在每個人的家裡，秘密舉行結社集會。」接著，另外的日本學生又報告說：「謝娥等幾名醫生，在河石外科的地下室，與英、美軍秘密會面，互通聲息。」因此，日本憲兵隊學生課的監視更加嚴密了。

　　同年4月1 5日起，憲兵隊在「興亞會」、「東寧會」與陳國興、江萬達、倪克祥等人內外配合策動下，以「研讀漢文、習國語、抗日」的名義，在北部一帶的校園，展開連續三天的檢舉行動。台北帝大醫學部的台籍學生蔡忠恕、郭琇琮等，以及其他高校具有抗日民族意識的台灣學生近千人，先後被捕。一時之間，監獄人滿為患；日本憲兵隊還不得不大量增建拘留所。

　　大檢舉後，日本憲兵當局為了儘速完成台灣要塞化，對這批學生進行非人道的刑求、拷問。其中，以「大學內抗日民族運動首領」之名被捕的帝大生蔡忠恕，雖經嚴刑拷打，依然頑強抵抗。然而，就在台灣光復前夕的1945年6月，恰巧落在台北監獄的盟軍的炸彈，竟使得蔡忠恕無緣再見耀眼的陽光，於獄中結束了他短暫的一生。¹³

　　至於郭琇琮，光復後出獄，隨即成為當時青年學生的領袖，組織領導了台灣學生聯盟運動；1947年二月事件後，加入中共地下黨，並於1950年11月28日犧牲。

　　(四)、北商學生雷燦南刑死獄中

　　1944年6月25日，在4月的北部學生大檢舉事件中被捕的台北商校學生雷燦南，因為寧死不出賣同志，終被刑求至瘋而死。可以這麼說，雷燦南是日據末期最後一波學生抗日運動中最早犧牲的烈士。

　　雷燦南，生於滬尾（今淡水），1937年與日新公學校同組同學李蒼降（蘆州人）¹⁴，一同考上台北二中第16屆。在二中時期，因為受到同校學長林水旺等人抗日事件的影響，對異族的統治、迫害，感到憤慨不已！中學五年級（當時學制為5年）時，在題為<我的抱負>的日記中便立誓：

　　余之理想要渡海回大陸。台北二中畢業後再讀高商，然後整理家業，做為在台的最後一名日本人，領導本島民族，大力展開活動。

　　此外，他的日記簿的空白部份，處處寫著：「個人、家庭、社會、民族、祖國」等一連串思慮的文字。可以想見，他當時思想成長的軌跡。

　　雷燦南的父親早年從大陸來台經商，是台灣光復前極少數保留中國籍的人；母親雷氏玉葉， 第三高女畢業，當時在滬尾山頂小基隆（今三芝）的公學校教書。雷氏生有二男四女，其中兩個女兒自幼就給人當童養媳，長男19歲時不幸病死；雷氏因而非常疼愛雷燦南。因為這樣的家庭背景，雷燦南矢志渡海回祖國抗戰之後，在日記中的一頁寫道：

　　我的爸爸是中國人，媽媽是台灣人。所以，將來我要帶爸爸回大陸；媽媽則留在台灣，讓兩個妹妹奉祀百年……。

　　1942年春天，雷燦南於台北二中畢業，並如願考上台北高等商業學校。¹⁵

　　台北高等商業學校設有本科（修業3年）及貿易專修科（修業1年）¹⁶。兩科招生的對象均為中學校畢業生。1940年3月，本科再分為第一、第二兩部。第一部係培養一般商業人員。第二部專為造就對華貿易人才而設，亦名「支那科」；每學期除了有「中國語」八小時之外，並設有中國經濟地理，中國資源及重要商品，中國近代史，中國法制，中國貨幣及金融，中國財政諸科目。

　　該校的師生，以日本人為主。台灣學生多半祇能進入專修科，進入本科的寥如晨星。雷燦南即為其中一顆閃亮之星。

　　由於雷燦南是本科第一部的學生，無法在課堂上學到中國話及有關中國的種種知識；他於是利用課餘時間，向祖國來的中國語老師徐征（北京人，2‧28事變時犧牲），學習中文與普通話。也就在這個以學習中文為主的讀書會上，他結織了帝大醫學院的學生蔡忠恕與郭琇琮等人。

　　當時，天水路、迪化街一帶的學寮——興亞寮，住了一些汪精衛政權派來的交流學生。雷燦南因為常到那裡，找那些大陸來的學生聊天，因而結識了新竹中學校畢業，正就讀台北帝大預科（校址為今國安局）的客籍青年李薰山。他們兩人都很關心祖國的抗戰，也都深具反日民族意識，彼此一見如故，非常投機。後來，通過雷燦南介紹，李薰山也認識了台北二中畢業後，為了準備到大陸抗戰而暫時在蘆州當公學校老師的李蒼降，以及淡水街上的牙科醫生王昶雄昆仲。弟弟王榮洲畢業於泉州培元中學後，回台充任其兄王昶雄的助手。

　　雷燦南計劃高商畢業後，到大陸參加抗戰。為此，他每隔一天就與王氏兄弟，從淡水對岸的八里，沿著海邊小路，跑到桃園海濱，再跑回來。他認為，鍛鍊體力是當時最要緊的事。此外，作為孫中山信徒的他，不但敢於冒犯禁忌，公然在房間牆上掛了一幅孫先生的畫像，而且在抽屜裡擺了一本《三民主義》，隨時翻閱。有一次，他們幾個人一起爬觀音山，一上山頂，雷燦南立刻揚起一面青天白日旗，迎風招展。

　　1944年春天，李薰山在帝大圖書館偷了兩本重慶版的白話本抗日禁書，其中一本《清算日本》，看完後，就拿給雷燦南看。雷燦南看完後，又再拿給李蒼降看。然而，李蒼降卻不小心讓擔任日本人密探的同事發覺，而去密告。

　　這樣，就在蔡忠恕與郭琇琮於4月15日被檢舉之後，剛剛取得許可，就要以「通譯」的身分，渡海到祖國大陸，實踐抗日夙願的雷燦南和李蒼降，也先後被捕。他們兩人咬牙忍受日本憲兵慘無人道的拷打，始終沒有把李薰山和王氏兄弟供出來。

　　在獄中，一向崇拜文天祥氣節的雷燦南，只把監獄生活當作一個活生生的歷史舞台而已。

　　為了表示不屈從於北人（日本在台灣之北）之淫威，在押房裡，他總是南冠而坐，從不面北；同時不斷吟誦〈正氣歌〉，激勵自己。

　　然而，因為每日都在暗無天日的押房承受種種酷刑的壓迫，雷燦南的精神終因過度緊張而逐漸遲鈍，乃至喪失正常的意識；最後，終於陷入「精神錯亂」的狀況。儘管這樣，他的口中仍不時喊著反日民族主義口號，並喃喃唸著受難同志的名字。6月9日，雷燦南終因「精神錯亂」而被釋放回家。

　　一回到淡水米市街的家，雷燦南就光著暗紫色的、笞痕猶存的上身，在市場裡頭媽祖廟前的廣場，面對熙來攘往的民眾，意識清楚地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他那演說的架式一點也不像是個「精神錯亂」的人。淡水街的日本憲兵都被他那專注的反日演說嚇壞了，不到三天，就把他拉回監獄。

　　6月25日，雷燦南終於刑死獄中；死時仍雙眼圓瞪，頑強不屈。¹⁷

四、尋找重慶

　　日據末期，隻身奔赴華北淪陷區，先後擔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兼訓育主任、新民學院日語教授的台灣新文學作家張深切，在1961年12月出版的《里程碑》一書，曾經自述抗日戰爭爆發後奔赴北京的理由，說：「我想我們如果救不了祖國，台灣便會真正滅亡，我們的希望只繫在祖國的復興，祖國一亡，我們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連我們自己也會被新皇民消滅的！」

　　其實，上述幾位在地戰鬥的反日學生，也都懷有前往祖國大陸，參加抗戰的志願，只是因為這樣那樣的限制，未能落實而已。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一直到抗戰勝利以前，組團或者個別前往大陸，「尋找重慶」的台灣學生，始終絡繹不絕。

　　(一)、參加東區服務隊的鐘和鳴等人

　　祖國的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台北帝大醫學部學生蕭道應、邱仕榮、許強(1913——1950 )，以及幾位民族意識強烈，熱愛祖國的客家學生——鐘九河、蕭秀河和蕭和應等人，因為年紀差不多，下了課，就會聚在一起談論中日戰爭的局勢。他們認為，這次的中日戰爭，實質就是關係著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戰；與其在台灣這樣活下去，不如回大陸參加抗戰。因此，他們便積極學國語，作準備。他們的國語老師是剛從福州回來的女學生黃素貞。除了教他們國語之外，黃素貞也教他們唱<總理紀念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戰歌曲。

　　暑假期間，在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回來渡假的客家青年鐘和鳴(1915——1950)向他們建議說：「既然大部份人是學醫的，那麼，我們乾脆就組個『醫療服務團』，回國抗戰吧！」

　　後來，那個抗戰「醫療服務團」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組成。最後，他們籌組的回國抗戰隊就只剩下鍾和鳴，在台大醫院當護士的蔣碧玉，鍾和鳴南部家鄉的表弟李南鋒，以及蕭道應和黃素貞夫婦等五人。

　　1940年元月，鍾和鳴與新婚妻子蔣碧玉(蔣渭水的女兒)及表弟李南鋒，三人先行奔赴上海，尋找前往重慶的路。7月，台北帝大醫學部剛畢業的蕭道應和妻子黃素貞，趕往上海，與蔣碧玉和李南鋒會面；然後再一起轉往香港，與先行探路的鍾和鳴會合。為了表示回國抗日的決心，在船上，他們四人便把身上的日本護照丟到大海裡頭……。

　　他們五人在九龍會合，搭乘廣九鐵路線火車，進入廣東；然後一路北上，向東江流域的惠陽前進。當時，熱血澎湃的他們並不了解國內複雜的政治環境，只知道，國民黨的蔣介石在領導抗日；他們又聽說，惠陽有個國民黨黨部，於是天真地想著：「到了惠陽之後，就可以通過黨部的安排，前往重慶了。……」然而，抵達駐防廣東的第四戰區 12集團軍所屬「惠淡指揮所」營部所在的大祠堂時，他們卻因為沒有「良民證」，身份不明，而被扣押下來審問。由於語言溝通有一定的困難，所以，無論他們如何表明動機、身份及愛國的熱情，審問的軍官都認為他們的「口供不一致」，無法採信；最後一口咬定，他們五個人是「日諜」、「漢奸」，硬要槍決他們。

　　他們就這樣被扣押到指揮所的牢房，莫名奇妙地變成待決的死刑犯了。

　　此時，在羅浮山區領導東區服務隊的少將參議丘念台，剛好到惠陽領軍餉，因而知道他們的事情。他認為：「台灣雖然不乏愛國志士與熱血青年，但他們五人卻是第一批結伴而稍具組織雛形回國抗戰的青年。」所以，他決定管這件事，一定要設法救他們。他於是請求12集團軍總司令香翰屏，讓他跟他們見面談話。丘念台向他們五人表示，他不但認識蔣碧玉的父親蔣渭水，也認識鍾和鳴的父親和蕭道應的叔父；然後感慨地說：「我雖然對你們冒險回國，參加抗戰的熱情，十分感動；可你們光有熱情，卻對國內的情況不瞭解；你們的入國手續不清楚，又不認識任何人；難怪人家會懷疑你們的身份。雖然我個人認識你們的家長，卻也不能完全替你們擔保！……這樣吧！你們先各寫一份陳情書，敘訴你們回國的動機、過程和遭遇；我幫你們呈送上級，請求暫免執行槍決，先解往後方，察看、偵審……」

　　丘念台雖然不能完全保他們，至少，巳經沒有生命危險了。

　　丘念台走後，他們五人在惠陽又關了一個多月，才被輾轉押往桂林軍事委員會。12月初，他們搭乘粵桂鐵路線的火車， 經由長沙，終於在薄暮中抵達山水迷濛的桂林。在桂林軍事委員會的一個月期間，他們起居自由，三餐豐盛，身體也因為充分休息而逐漸復原。

　　1941年，新曆年後不久，快要過舊曆年的時候，他們又被叫去談話；說是他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要他們準備到韶關，有工作在等待他們……。回到韶關，他們五人的工作派令終於正式下來了。結果，鍾和鳴與李南鋒被派到韶關民運工作隊受訓，從事民運。蕭道應、黃素貞夫婦與唸過護校的蔣碧玉，一同分發南雄陸軍總醫院。

　　南雄陸軍總醫院是用木頭、竹子和茅草等搭建的臨時野戰醫院，包括內科、外科、眼科、皮膚科，以及為一般老百姓服務的門診部；此外，也設有一間克難式的手術房。

　　蕭道應是上尉醫官。起初，黃素貞和蔣碧玉都是上士護士；黃素貞在外科，蔣碧玉在內科；不久，她們又一同升為准尉護士。農曆年(1月27日)後，蔣碧玉和黃素貞先後產下一個男孩。

　　9月，醫院院長轉給蕭道應夫婦和蔣碧玉一封丘念台的信。丘先生在信上說，聽到他們五人被釋放，調回曲江的消息後，立即呈請第4戰區司令部，調派他們到他領導的「東區服務隊」前線，參加工作。他並強調，他們必須五個人整體行動，缺一不可；但小孩不能帶去。

　　初為人母的黃素貞和蔣碧玉，捨不得孩子，一直猶豫著。後來，她們想到，他們原本就是為了抗戰而回到祖國的，既然如此，也只能切斷母子親情，把孩子送人撫養了。孩子的託養問題處理好了，他們便把傷心事拋到一邊，背起包袱，勇敢地踏上征途，徒步前往位於羅浮山山腳的東區服務隊駐紮地——博羅縣徐福田。

　　從此以後，他們便在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為抗日戰爭奉獻了三年多的青春歲月。¹⁸

　　(二)、效法鍾浩東等人的吳克泰

　　吳克泰，本名詹世平，宜蘭三星農家子弟，1925年出生。

　　1939年3月，吳克泰考進台北二中(第十八屆)。在台北二中時，通過低一級的學弟戴傳李，他得知戴傳李的二姐蔣碧玉、姐夫鍾和鳴與蕭道應等五名台灣青年，組團到大陸抗戰的事蹟；因此而有起而效法的念頭。

　　1943年，讀完四年級後，吳克泰以同等學歷考進台北高等學校文科甲組。同年9月，因為戰爭的關係，台北高校由原本的3年制改為兩年制。^a1

　　後來，吳克泰通過任職«台灣日日新報»資料室的學長劉甲一提供的剪報，得知«開羅宣言»的內容。他^a2 看到這條被台灣當局刻意掩蓋的消息時，非常興奮，並和劉甲一討論了好久，最後，他們一致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的末日不遠了，我們台灣同胞盼望已久的光復，也是肯定無疑的了。」

　　與此同時，日軍按照「學徒(學生)動員令」徵召了一批尚未到達役齡的高等學校學生到軍中服務；吳克泰班上也有七、八個日本學生被徵召，在高雄的日本海軍部隊當「暗號要員」(翻譯暗號的人員)。

　　1943年9月23日，日本政府又再公布：自第二年起，徵兵制度適用於台灣，凡年滿20歲的台灣青年男子，同日本青年一樣，都要去當兵。吳克泰恰恰是頭一批被徵調的對象。他想，與其被抓去當日本兵，跟美國拼命；倒不如回祖國，跟日本帝國主義拼命！

　　1944年年初，因為急於設法到大陸參加抗戰的行列，吳克泰開始到前台灣民眾黨幹部李友三開設的講習班，學習北京話。8月上旬，他又通過李友三，取得去大陸當日軍翻譯的資格。9月初，他於是放棄只唸了一年多的台北高校學業，出走上海，尋找蔣碧玉與鍾和鳴等人。臨行前，戴傳李介紹他先去找蔣渭水先生的二公子蔣時欽。

　　到了上海，吳克泰無可奈何地以「軍屬」的身份，被安排到日軍7331部隊第13軍司令部所屬的「法務部」(軍法處)服務。後來，他終於找到了在«大陸新報»工作的蔣時欽；可他始終打聽不到蔣碧玉等人的行蹤。他於是一邊利用晚上時間到外頭學習北京話，一邊繼續尋找到重慶的路。

　　那時候，吳克泰還搞不清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差別；他總以為，國民黨和蔣介石，是中國的正統。一直到日本投降為止，他一心一意就是想到國民黨區。另外，在北京話學習班，他遇見北二中高一屆的學長林朝陽(後改名松本一男)；他和哥哥林朝輝(施明，現名史明)也是來尋找門路，參加抗戰的。林朝陽告訴吳克泰說，他是通過日本海軍關係來到上海的。

　　吳克泰終究還是沒有找到前往重慶的門路。勝利後，他對白色祖國的任同也轉向紅色祖國。¹⁹

　　(三)、尋找祖國三千里的吳思漢

　　吳思漢，本名吳調和，台南白河人。台南二中出身，考上台北高等學校的秀異份子。

　　1943年，高校畢業。7月，離台；10月，入京都帝大醫學部。從高校時代起，吳思漢就有個心願，「大學畢業後，以技術者的身份回歸祖國。」因此，他盡量尋找與祖國來的留學生接近的機會，希望能夠找到回歸祖國，為抗戰貢獻心力的途徑。10月底，他終於在馬術部結識了他所期待的人——從大陸來的戴姓學生；兩人隨即結為知交。此時，日軍在太平洋戰爭大敗，形勢緊迫；學生兵役延期的特權已被廢除，適齡的文科學生已悉數入營，理科學生也陸續入伍。

　　吳思漢暫時還沒接到徵兵令。

　　1944年元月，為了不讓漢民族的自己被強迫到大陸前線，與祖國軍隊槍口相向，吳思漢與高校時的三位台籍老友，促膝長談。最後，他們一致認為：最好的出路，就是參加祖國的抗戰組織。他們於是決心放棄一切與學業，一心一意籌備歸國計劃。

　　起初，吳思漢打算以轉學北京大學的名義，辦理渡華手續，潛入淪陷區，然後再突破前線，深入內地。等待期間，他又努力跟戴姓學生學習北京話。半個月後，他收到父親反對他轉學的回信；他再去信說服，無奈沒有音訊。這個計劃因而無法落實了。

　　再來，他們就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到東北或華北就業；但是，這必須要有日本領事館的許可書，可能性很小。第二條路則是不辦正式手續，設法逃離日本。

　　最後，他們決定，最好的方法還是利用戴姓學生春假返鄉省親期間，先由吳思漢偷渡入華，幫其他台籍老友辦妥渡華手續，然後回到日本，等6月畢業後，四人再一起前往重慶。

　　這樣，吳思漢便在這年4月初，展開了他隻身前往祖國大陸，尋找重慶的曲折之路。

　　4月5日，他從京都搭火車，前往下關。4月6日，他又搭船，從下關到朝鮮半島的釜山；到街上遛達後，再搭夜行的火車北上。火車穿越鴨綠江，經安東、瀋陽、新民、山海關，於4月11日正午抵達北京。從此，他展開了在華北流浪的半年歲月。這段期間，他化名吳廣中，福建漳州人，並通過考試，進入北大工學院；一面讀書，一面尋找到重慶的門路。

　　11月上旬，吳思漢前往山東游擊區找路。12月初，他聽說河南方面充滿希望，於是又返回北京，然後南下開封，渡黃河，經鄭州，到許昌；此時已是12月22日凌晨了。當天晚上6點左右，他又搭卡車離開許昌，來到陜縣，並且無意間打聽到前往內地的路……。

　　終於，從京都出發後的1年3個月後，吳思漢闖過一關比一關難過的難關，來到了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抗戰首都重慶。²⁰

　　然而，吳思漢參加抗日工作的要求與熱情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反而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懷疑是日本派來的間諜——因為他的腿短了些，他的眼睛有點像丹鳳眼，他講的普通話沒有閩南話的音素和慣腔，這是受過特別訓練的。總之，他不像台灣人……。

　　美軍反攻菲律賓後，準備下一步在台灣登陸。國民黨軍方與美軍駐華機構接頭停當，要用美軍飛機把吳思漢投落台灣，與阿里山的抗日游擊隊聯繫，配合美軍登陸作戰。吳思漢也願意接受跳傘訓練，準備返台作戰。

　　當時，在重慶的幾位台灣有志——宋斐如、李萬居、謝南光和李純青——知道：阿里山根本沒有什麼抗日游擊隊，國民黨其實是要用日本人之刀殺台灣的抗日份子。他們十分擔心吳思漢受騙，於是設法約他見面，告訴他真實情況。可吳思漢堅決表示，為了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²¹

　　最後，因為美軍的登陸計劃改為沖繩，吳思漢得以暫免犧牲。然而，到了1950年，他終究逃不過歷史的宿命，死於白色祖國槍下。

　　(四)、在國統區從事日俘工作的康大川

　　康大川，1915年，生於台灣苗栗通霄一個小雜貨商家庭，原名康天順。公學校畢業後，考取台南私立商科學校；15歲時，轉到東京神田錦城中學；畢業後，考入早稻田大學商科。

　　康大川自幼便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懷抱台灣終將回歸祖國的信念。因此，1938年3月，早稻田大學畢業，得到大陸同學協助，然後同吳思漢一樣，甩掉日本軍警盯梢，逃離東京，跋涉幾千里，歷經轟炸、砲擊、饑餓等艱難考驗，奔回祖國大陸。

　　在人地兩疏的國統區長沙，康大川卻因為台灣人的身份，沒有任何一個單位肯接受。就在走投無路時，恰巧60師政治工作隊登報招募隊員，他於是隱藏台灣人的身份，改以自己的祖籍福建作籍，考入 60師政治工作隊，開赴贛北、湘北等地抗日前線，參加了長沙大會戰。

　　1939年春，康大川被派往桂林，人稱「典型的國共合作機關」——日文訓練班，接受對敵宣傳的訓練，並開始與馮乃超和日本進步作家鹿地亙接觸。訓練班結業後，他留在行營政治部第三組，從事對敵宣傳工作，開始接觸到日本俘虜。

　　1940年10月，康大川被調到重慶，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三組，從事敵情研究和對敵宣傳；組長馮乃超隨即派他去鹿地亙組織的、剛成立不久的「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總部，任聯絡員。從此，康大川便展開以日俘工作為主的抗戰生涯。²²

　　1943年，康大川被國民黨抓到重慶集中營坐牢，直到抗戰勝利才被放了出來。²³

　　(五)、藍明谷等東京興漢會的青年

　　藍明谷(1919——1951)，生於高雄岡山街尾崙農家，本名藍益遠。二弟蔡川燕，從母姓，生於1922年。

　　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就讀台南師範的藍明谷，便給蔡川燕寫信指出，這根本是日本為了侵略華北而策動的陰謀；他並建議對歷史還沒有深刻的瞭解，看問題太表面化的蔡川燕「學點歷史」，因為這有助於提高獨立思考的能力。後來，藍明谷每次寫信給弟弟蔡川燕時，都會出一道跟現實有關的歷史問題，要蔡川燕回答；每一次，蔡川燕也都老老實實地作答，然後寄給藍明谷批改。

　　通過這樣一來一往的書信討論，蔡川燕的思想提高了許多。因為這樣，當他農校畢業時便接受藍明谷的建議，準備報考設於滿州國的建國大學。

　　「你可以從那裡，」藍明谷這樣告訴蔡川燕，「想辦法到大陸內地，參加抗戰組織。」。」

　　1940年，蔡川燕到了東京。因為父親反對，他報考建國大學的計劃未能落實；因而改考醫學專門學校，但落榜了。落榜以後的蔡川燕並沒有回到台灣，他在東京一個堂兄家裡住了下來。在堂兄家，有一個長榮中學畢業，同樣是落榜生的台灣青年——劉世英——也住在那裡。兩個人同樣是落榜生，年紀又差不多，常在一起聊天，而且談得很投機。他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都非常不滿，而且認為中國人要對抗戰做點事情就一定要回祖國打拼！

　　1941年，劉世英考上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文科；蔡川燕則考取4年制的東京醫學專門學校。不久之後，藍明谷也辭掉公學校教職，來到東京。兩兄弟就在早稻田大學附近，租了個房子，共同生活。對文學和歷史非常有興趣的藍明谷，想報考高等學校文科；但是，在日本本土，殖民地台灣師範學校3年制的學歷並沒有資格報考高等學校，所以，他準備了一段時間，才通過考試，取得等同於中等學校畢業的考試資格。

　　　　就在這時候，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

　　藍明谷向弟弟分析說：「這樣一來，日本早晚必定戰敗！」

　　然而，他們沒有料到，日軍竟然在戰爭初期有了很快的進展；心情因而感到沉悶。為了尋找抗日救國的途徑，藍明谷於是把蔡川燕、劉世英、王荊樹、張順安等在東京的台灣青年組織起來，學習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效法孫中山組織「興中會」的舉動，成立了「興漢會」。

　　當時，除了藍明谷以外，其他人對社會和政治都不甚瞭解；他們只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台灣同胞要想從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就需要有強大的祖國為靠山；因此，他們都把希望寄託在祖國的勝利和強大之上。

　　後來，局勢愈來愈緊張了。

　　藍明谷雖然一再強調：「我必須想辦法趕快到大陸去。」可他卻一直苦於找不到去大陸的門路。因為沒有別的辦法，最後，他只好決定報考當時設在北京的一所東亞經濟學院。「局勢演變到這個地步，」藍明谷告訴弟弟蔡川燕，「也只能先到大陸再說了！」

　　　　東亞經濟學院的招生報名和考試都在東京。藍明谷報了名，也考上了；並於1942年，如願來到思念許久的祖國大陸。

　　1944年9月，因為戰事的關係，蔡川燕提前半年完成了東京醫專的學業。畢業後，他馬上到了北京，準備與哥哥藍明谷會合，尋找參加抗戰的路。

　　劉世英從東京帝大經濟系畢業後，經由朋友介紹，先到長春，找就讀建國大學的李水清，尋找參加抗戰的路。然後於1945年6月，輾轉來到北京；並且寄宿在蔡川燕的宿舍。他們準備與藍明谷會合，一起尋找參加抗戰的路。但是，因為藍明谷人不在北京，一直到抗戰結束，他們在人生地不熟的華北佔領區，始終找不到進入大後方的門路…..。

　　戰後，他們有了較好的認識共產黨及其主張的客觀條件；對延安時期的共產黨有了初步的瞭解後，政治立場自然就傾向共產黨。藍明谷認為，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的路，別的路已經走不通了。

　　1946年6月，蔣介石在美國的武裝援助下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大舉進攻共產黨的中原解放區，並對其他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中國的全面內戰從此展開。在這樣的形勢下，蔡川燕和劉世英、林漢章和張文華²⁴等台灣青年，於是在地下黨的安排下，進入解放區。

　　藍明谷稍後回到台灣，任教基隆中學，並於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犧牲。^25a3

五、尋找延安

　　在國共合作的抗日統一戰線下，除了尋找重慶，參加國民黨領導的抗日運動之外，日據末期，也有不少思想左傾的台灣青年學生，試圖通過不同的路線，參加共產黨的新四軍或八路軍，與日軍作戰；乃至於克服各種困難，進入另一個抗日根據地——延安，參加抗戰。

　　(一)、從建國大學到晉察冀革命根據地的呂芳魁

　　中日戰爭爆發後的1937年9月，滿洲國政府為了培育滿洲國官員而設立的建國大學，在籌備了4、5年後正式招生。東北長春的建國大學於是成為台灣學生進入祖國大陸，進而尋找參加抗戰組織的一條重要管道。例如前述的李蒼降、藍明谷和蔡川燕兄弟……等等，都曾經計劃走這條路線，去參加抗戰。

　　建國大學學制6年，前期3年，不分科；後期3年，分做文教、政治、經濟3科。第一屆招收150名新生，其中包括：日本學生75人，漢族(包括滿族)學生50人，蒙古族7人，白俄學生5人，朝鮮學生10人， 以及台灣學生3人。

　　建國大學前後一共辦了九屆，一共有30幾名台灣學生就讀。由於他們大多志在抗戰，所以，學成畢業的只有3人。²⁶

　　呂芳魁， 1922年生於台北板橋一個小商人家庭。1935年4月考入台北二中(第14屆)。1940年3月畢業後，考進建國大學第3期。

　　就讀建國大學期間，呂芳魁參加了進步的學生地下組織「讀書研究會」，通過組織活動和閱讀《大眾哲學》、《論持久戰》等許多進步書籍，更加堅定為解放祖國而奮鬥的決心。

　　1942年春，呂芳魁與幾個進步同學離校出走，投奔關內抗日革命根據地；不料，事機敗露，逃到山海關，就被學校抓了回去。

　　1943年冬，呂芳魁和許多建大同學被日軍強徵入伍，並被分發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砲兵科受訓；結業後，任砲兵少尉，駐軍日本和歌山縣。

　　1945年5月，呂芳魁與駐軍日本四國島的建大同學游禎德秘約，逃離日本軍隊，經大阪、九州，由下關輪渡上海，輾轉來到北京。當時北京仍在日本白色恐怖統治下，他歷經艱難，找到了思想進步的台灣同鄉——北大醫學院和理學院教授林耀堂和蘇子衡先生，經他們熱心引薦，與北京中共地下黨取得聯繫。

　　1945年6月，呂芳魁將呂姓改為母親的李姓，將芳魁改為子秀(妻名秀子)，取得一張「良民證」，然後突破日軍的重重封鎖線，到達晉察冀革命根據地，參加八路軍。

　　抗戰勝利後，李子秀積極做著到平津和南方去的準備，爭取盡早返回故鄉，為振興台灣而鬥爭。然而， 1946年2月13日，身為晉察冀軍區張家口市砲兵團教導隊教官的他，卻在帶領學員做反坦克地雷壓力承受實驗時，冒險檢查和排除故障，因反坦克地雷突然爆炸，不幸犧牲。²⁷

　　(二)、想開日本飛機到解放區的李中志

　　李中志，本名李金財，1916年生於台北和尚洲(今蘆洲鄉)一個窮人家庭。從小好學的李金財，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和尚洲公學校；然而，報考台北二中卻不幸落榜。他於是到台北太平町補習中文；後來，覺得不足，又學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並曾跟美籍英文老師到火燒島探險。

　　1928年4月15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秘密成立，隨即在島內展開各式各樣的組織活動。這段期間，年紀才13、14歲左右的李金財，也參加了同鄉老台共廖瑞發和李媽喜等人組織的讀書會，學習革命思想。1931年，廖瑞發和李媽喜在共產黨檢舉中被補，分別判刑3年與2年；讀書會的活動也就自然中斷。

　　這段期間，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統治下，民族意識強烈的李金財，只能在白色恐怖籠罩台灣全島的社會氣氛下，自己一個人苦苦地尋找一條抗日的路。最後，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選擇了先到日本苦學，再伺機回到祖國大陸尋找抗日組織的路。

　　1934年前後，李金財認識了剛剛畢業於成淵夜間補習學校的同鄉青年李水清。當時，李水清一邊在總督府做雜役，一邊計劃前往東京半工半讀大學專門部。兩人於是經常一起讀書，準備考試。

　　1938年元月，李水清考上建國大學，隨即決定放棄原先到東京半工半讀大學專門部的計劃。4月，李水清前往東京，與其他同學集合，前往東北就學。李金財在取得李水清原先聯繫好的工讀機會下，臨時決定與李水清一同前往東京。到了東京以後，隨即在李水清的幫忙下，住進東京國際學生會館。因為沒有大學專門部檢定的資格，不能直接報考大學，只好進入東京府立第6中學夜間部苦學。

　　與此同時，李金財為了表明自己立志為中國的抗戰而活之意，刻意改名為李中志。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戰線拉大，日本的兵員明顯不足了。從1944年9月1日開始，日本帝國也針對台灣籍民實施了徵兵制。²⁸

　　面對這種無法逃避的客觀局勢，李中志暗自想到，此時此刻，參軍，也許就是自己到祖國大陸尋找抗日之路的一種方法吧！於是，就在大學畢業一年後的一天晚上，一直都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並且極力勸阻身邊朋友應召入伍的李中志，突然對弟弟和妹妹宣佈說：「明天，我就要參軍了……。」

　　為了貢獻一己之力於中國的抗日戰爭，李中志原本想去參加日本空軍，然後再找機會把飛機開到中國解放區去。然而，由於他的年齡已經超過，空軍不收，只好改投陸軍。他希望能在戰場上策反那些士兵們，把槍口調過來，對準日本軍國主義的胸口刺去......。

　　然而，一直到日本投降，李中志都沒有機會被派到中國戰場；他的計劃也就沒有執行的機會。最後，他以陸軍少尉的軍階退伍……。

　　1946年，李中志回到台灣。通過廖瑞發介紹，他加入了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組織。1947年2.28事件爆發後，地下黨為了進一步把散漫的群眾組織起來，通過廖瑞發，指派具有軍事經驗的李中志，負責籌劃台北地區的人民武裝行動。1949年9月，李中志被捕，並於1950年犧牲。²⁹

　　(三)、尋找新四軍的林如堉

　　林如堉， 1924年生於板橋一個士紳家庭。1937年，以第二名(實際是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於海山小學校後，順利考進台北二中第16屆；同期同學包括：雷燦南、李蒼降等人。

　　此時，恰恰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大力開展「皇民化運動」的年代。但是，1938年5月，台灣當局公布二中學長林水旺等人籌組「中國急進青年黨」的思漢反日事件，卻對林如堉等二中學生上了反日、愛國的一課。因為這樣，林如堉和雷燦南、李蒼降等熱血的同學，在日本帝國「皇民化運動」高壓的時代，找到了一條抗日救國的路——畢業後，渡海回大陸，投入祖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行列。

　　1942年3月，台北二中畢業後，林如堉在父親的要求下，前往東京，報考第一高等學校；考試期間，他恰好罹患流行性感冒，身體狀況不好，因而落榜。然而，他並沒有馬上回台灣，仍然留在東京，並且進入早稻田大學預科。

　　1943年，林如堉考取以培養在中國工作的幹部為任務的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他立即離開東京，經由長崎，於4月底抵達上海，進入東亞同文書院第44期經濟科就讀。當林如堉的父親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他不免懷疑：林如堉的一高落榜是故意的。因為這樣，他才有理由違背父親的安排，前往大陸，尋找參加抗戰的路。

　　1943年9月23日，台灣總督府發表台灣人實施徵兵制度的辦法；10月25日，又開始臨時徵召學生兵，同時也取消文科大學生緩徵的資格。林如堉清楚地看到，如果他繼續留在學校的話，早晚也要被徵調去當日本兵的，於是決心投靠新四軍。這樣，林如堉就離開了上海，自己一個人，先是坐船到舟山群島，然後再轉往溫州、永嘉。但是，他顯然始終找不到進入新四軍的門路。

　　1945年春天，林如堉終於在福州找到抗日組織，參加了國民政府所屬的海軍，並且一度準備配合盟軍登陸台灣的計劃，乘坐帆船回台灣，投入實際的戰鬥。

　　大戰結束後，林如堉跟隨所屬海軍部隊，從福州回到高雄。後來，他辭去海軍翻譯官的工作，回到台北，然後前往桃園角板山，做山地行政工作。

　　1947年2.28事件後，林如堉辭去角板山的工作，到泰北中學當史、地老師，並再度投入台灣的社會改造運動。暑假結束後，他與台北二中的同學李蒼降、二中學弟陳炳基，以及台大畢業生李薰山和李登輝等人，組織「新民主同志會」，接受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領導。

　　1948年10月下旬，「新民主同志會」被特務滲透；林如堉在板橋家裏被捕。當時，國民黨當局還沒有在臺灣實施戡亂戒嚴體制，所以，他被處3年半的徒刑，僥倖躲過一死。

　　但是，1950年11月29日，林如堉還是因為牽連所謂「台北監獄內亂案」，遭到槍決。³⁰

　　(四)、在豫鄂邊區參加新四軍的朱天順

　　朱天順，1919年生於基隆，父親是黃包車夫，家庭貧窮。在基隆台陽礦業股份公司就業7年，從工友做到最下層的小職員。由於不滿日本殖民者壓迫台灣人的政策而萌生抗日意識。

　　1939年12月，朱天順從台灣來到武漢地區。

　　1940年10月，朱天順和中共豫鄂邊區應城縣委取得聯繫，在日占區做秘密工作。

　　1941年10月，因為交通員在漢口被捕，當時人在上海的朱天順，為免被捕，乃於 11月，到了蘇北新四軍根據地。隨後離開蘇北，經過敵占區，從湖北省石灰窯(今黃石室)渡江，於1942年1月14日，進入豫鄂邊區抗日根據地。跟隨李先念領導的新四軍第五師部隊一段時間後，又通過中共鄂東地委轉到鄂中地委；同年2月，走幾百里路後，到達豫鄂邊區黨委機關所在地，改名鄭淡青，負責編寫敵占區和敵偽軍情況的資料。這段期間，因為閱讀了《社會科學概論》、《社會發展史》和《大眾哲學》等書籍，懂得了造成社會不公的原因，並啟發和激發了他為消除舊社會的不公平制度而奮鬥的決心。

　　1942年9月，朱天順被分配到新四軍第五師政治部對敵部，擔任敵工幹事；一直到日本投降為止，他做了兩年多對日軍宣傳，審查、教育被俘日軍，收集敵情，以及照管日本反戰同盟第五支部等工作。³¹

　　(五)、到太行抗日根據地的林棟

　　林棟，生於台南縣。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飽嚐了被奴役殖民的痛苦。因此，在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便熱切盼望日本戰敗，台灣重返祖國。同時，他痛感到中華民族必須團結，一致抗日，振興中華，才能雪國恥、救民族。

　　1943年，名古屋大學畢業時，於是拒絕了老師及朋友們要他在日本就業定居的種種挽留，在畢業典禮的當天下午，毅然啟程，回到苦難的祖國。

　　林棟首先落腳山西太原，一面教書維生，一面尋找聯繫朋友嚮導，準備奔赴抗日根據地。一年後，他終於沖破日軍封鎖，到達太行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一名八路軍戰士，參加祖國人民的抗日戰爭。³²

　　(六)、在大別山區打游擊的邱剛明

　　邱剛明，原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隨即放棄學業，經華南，轉赴陜甘寧邊區，參加大別山區的抗日游擊戰。³³

　　(七)、晉察冀軍區的醫生林思平

　　林思平，原名盧道龍，1917 年生於嘉義大林。1935年，考入東京慶應大學醫學部。

　　盧道龍大三那年，蘆溝橋事變發生，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他參加了東京一個由共產國際建立的秘密組織——馬列主義哲學小組，開始接受革命道理，並展開反戰的宣傳工作。1941年，大學畢業，他一面在醫院進修，一面繼續參與反戰活動，因而被日警列入黑名單；由於住處被搜查過不止一次，於是決心離開日本，開始尋找到祖國大陸直接參加抗戰的機會。

　　1943年，日籍導師在挽留不住的情況下，讓盧道龍冒名頂替，安排他以「增援日本醫療技術人員」的名義，經朝鮮奔向祖國大陸。盧道龍於是帶著妻子林芳枝，及其動員的幾個台籍知識份子——白鳳洋、黃仁和、楊泰山和楊丁銘，一起來到山西太原。盧道龍先在太原鐵路醫院當醫生，並以醫生身份秘密支援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一些奇缺藥品和醫療器械，並掩護地下黨幹部。

　　1944年8月，因為父親病逝，盧道龍回台奔喪。奔喪期間，他又向許多懷有抗日愛國思想的台灣青年宣傳大陸的所見所聞，動員他們也來大陸，參加抗戰。

　　後來，盧道龍遭到日本特高的懷疑，在敵占區的太原鐵路醫院實在呆不下去了，於是通過共產黨地下交通員的安排，冒險越過日軍封鎖線，來到北平。

　　1945年春天，盧道龍與妻子互相換姓，改名思平(思念和平)，由地下黨交通員帶領，從北平到達抗日根據地——晉察冀解放區的張家口市；同時由組織安排，在白求恩手創的「國際和平醫院」當醫生，擔負起救死扶傷的繁重工作。同年夏天，一些被俘日軍編入八路軍後，他又發輝日語專長，向這些日軍戰俘進行思想教育工作；妻子林芳枝也被分配到日本婦女家庭組，做起宣傳工作……。³⁴

　　(八)、尋找東北抗日民主聯軍的幾名客家青年

　　1943年，在東京苦學的范子唐(九州大學畢業)、嚴盛滿(日本大學夜間部)、劉燕鑒(東京醫學院)和劉燕瑟(日本大學附屬第二商業學校)等客家進步青年，為了尋求抗日救國之路，聚在一起，研讀討論了孫中山先生的「救國論」。

　　1944年，劉燕瑟考入東京的中央大學後，與日本大學夜間部畢業的嚴盛滿討論了具體的抗日方案，決定與在「滿洲首府新京」(今長春市)的「大正火災保險株式會社新京支店」工作的同鄉蘇鴻洞(日本大學畢業)取得聯繫，並安排劉燕瑟於同年8月，前往同一公司任會計。同年冬季，劉燕瑟又安排嚴盛滿、劉燕鑒和其他幾名台胞，從東京到新京就職。於是他們就在新京展開抗日活動。

　　1945年1月，劉燕瑟結識了在新京圖書館工作的任家鼎等東北進步青年，並把這些台灣進步青年和東北進步青年，組織「中華進步學會」，共同進行抗日活動。同年7 月， 劉燕瑟和蘇鴻洞帶領嚴盛滿單位的兩名台灣進步青年，離開新京，去尋找東北抗日民主聯軍。任家鼎等人也組織一部份參加「中華進步學會」的東北進步青年，從另一條路去尋找東北抗日民主聯軍。嚴盛滿等人則留在新京，等待消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他們就陸續回到長春。與此同時，劉燕瑟和任家鼎也認識了一名從蘇聯紅軍來的中國戰士，並掛起「中華進步學會」的牌子，創辦「春華中學」，為新中國輸送革命幹部。嚴盛滿、劉燕鑒和蘇鴻洞等在長春的台胞則於1946年陸續回到台灣。范子唐則於1950年帶著全家人由東京回到祖國……。³⁵

　　(九)、八路軍女戰士楊美華

　　楊美華，1924 年生於高雄市，父親是土木建築技師，母親是助產士。1941年春天，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學校畢業後，前往東京日本女子牙科醫學院讀書。在京期間，結識了許多思想進步的台灣同學，秘密閱讀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郭沫若的《北伐旅次》，倍倍爾的《婦女論》以及小說《女兵》等禁書，並經常一起討論「台灣向何處去」以及人生的價值問題。

　　後來，楊美華通過閱讀東京帝大教授矢內原忠雄所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對日本帝國主義掠奪台灣台灣的歷史和現實，有了更加透徹的瞭解。此外，她還聽過矢內原忠雄明確表示反對日本侵略「滿洲」的演講；他在右翼份子的搗亂下，不顧個人安危，說出真話的勇敢表現，讓她自我反省到：「我是一個中國人，難道就不能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做一番奮鬥嗎？」她的思想逐漸明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使中國富強起來，這是台灣人擺脫『二等國民』地

　　1945年2月，楊美華放棄還差半年就畢業的學位，以應聘日本人辦的華北輕金屬公司技術人員的名義，離開東京，啟程回國。她想，「我是中國人，連中國話都不會說，祖國是什麼樣子都沒見過，只要能踏上祖國的土地，為祖國母親盡微薄之力，就是死了也心甘情願。」她於是從九州門司港搭船到朝鮮釜山港，然後改乘火車，經山海關，一個星期後終於平安到達淪陷區山東張店，在設在附近的華北輕金屬公司南定鋁廠醫務室工作。

　　由於南定鋁廠周圍都市八路軍的游擊區，鋁廠民工中也有許多八路軍；不久，她便和他們取得了聯繫。到了6月，某一天，八路軍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員秘密進入鋁廠，和她見了面，表示歡迎她參加抗日工作，並將在時機成熟時安排她到解放區去。

　　8月15日，晚上，楊美華通過沖繩美國之音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過沒多久，她就接到八路軍的通知，要她盡快離開鋁廠。第2天，鋁廠的槍聲不斷；她打扮成當地老百姓的模樣，在八路軍交通員的接送下，前往解放區。

　　到了解放區，楊美華便穿上了軍裝，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與膠濟路沿線繼續負隅頑抗的日偽軍戰鬥；她先是分配到渤海軍區三分區野戰醫院工作，不久，又因為前線需要日語翻譯，被調到敵工科…..。³⁶

　　(十)、其他

　　除了上述幾位台灣青年學生之外，早在蘆溝橋事變之前便回到祖國大陸，然後在延安、八路軍或新四軍參加抗戰的，至少還包括以下幾位在台灣出生的青年學生——

　　楊誠：1916年12月生於台南市一個小商人家庭。1917年隨父母到印尼謀生；14歲時，從印尼回祖國大陸，進中學和大學；就讀北大法商學院俄語本科時，積極參加了「12、9」學生運動，擔任北平總聯絡員；1937年10月，奔赴延安，從此走上職業革命者的道路。³⁷

　　沈扶：1913年生於台北市淡水河畔一條小街。為了不受日人的奴化教育，1930年6月，舉家離台，歸返祖國。1937年11月11日，日軍佔領上海市；三天後，沈扶搭乘英輪到香港，決定設法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延安，參加抗戰。1938年7月，通過哥哥的朋友介紹，前往廣州八路軍辦事處辦理手續，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於7月底抵達延安，隨即進入魯迅藝術學院第二期美術系學習。1939年起，調到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的對日工作部門，管教日本戰俘，並研究和翻譯對日資料。³⁸

　　董克：生於台南市一個商人家庭。1930年夏，先到廈門雙十中學，再到集美學校學習。其後，離開處於白色恐怖狀態的廈門，前往菲律賓馬尼拉親戚開的商店工作。蘆溝橋事變爆發後，在僑領王雨亭先生指導下，展開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5月的一個深夜，他和其他6位華僑青年，在王雨亭的安排下，登上開往香港的客輪，然後搭火車直達西安，再由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派一位嚮導，領著他們一站又一站，向延安進發。在陜北公學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和鍛鍊後，那年冬天，董克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報名參加在敵後建立「抗大」第一分校的隊伍；畢業後，在冀魯豫地區先後從事宣傳鼓動與農村「土改」工作。³⁹

　　文英：本名陳定瀾，1924年生於台中縣梧棲港。1934 年秋天，隨父親及家人到北平。1943 年夏，就讀北京市立第三中學高中部期間，參加了由北師大男、女附中，男三中，河北高中等校進步學生組織的「海燕社」。1944年，考上北京大學政治系。1945年1月4日，出發前往解放區，歷經艱難後抵達中共晉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所在地的阜平縣，投入抗戰工作。⁴⁰

　　翁阿冬：台北人，烈士翁澤生之妹。1938年，經廖承志介紹，隻身經新加坡、香港，投奔抗日聖地延安，參加抗日的隊伍。為避免連累台灣的親友，接受陳雲建議，改名馮志堅。她在得知翁澤生犧牲的消息後，立誓「把血淚變成銳利的刺刀，刺在每個敵人的身上」，繼續翁澤生「未完的事業」，並用一生實現了這份誓言。⁴¹

結束語

　　據說，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為實現台灣光復，先後歸返大陸，參加祖國抗日行列，與大陸同胞並肩作戰的台灣愛國志士，高達5萬多人。⁴²

　　日本投降後，有些人留在大陸，繼續參加中共領導的解放戰爭；有些「自稱革命家」的人們則跟隨國民黨回到台灣，各自也分到了一官半職，成為台灣人民眼裡的「半山」……。⁴³

　　同樣地，前述這些在日據末期就地戰鬥，或者尋找祖國三千里，前往「重慶」或「延安」，參加抗戰的台灣青年們，有一部份人前往解放區，繼續戰鬥；更多的人則回到台灣，投入戰後台灣的重建工作。

　　1945年12月19日至25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刊載了吳思漢所寫<思慕祖國不遠千里——一個台灣青年的歸國記>，轟動一時。

　　1946年3月24日下午，烈士雷燦南的追悼會在淡水舉行。4月15日，《台灣新生報》以<民族純血的脈動>為題，報導了1944年北部學生大檢舉的真相，並介紹了頑強抗日而犧牲的蔡忠恕的生平事蹟。7月7日，抗戰9週年紀念日，當天上午，台大醫學院在大講堂舉行蔡忠恕烈士追悼會；追悼會由倖存的郭琇琮主持，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宣讀祭文。

　　從運動的觀點來看，日本帝國主義針對台灣北部校園心懷祖國的學生所展開的這場檢舉行動，不但逮捕了近千名具有反日意識的台灣學生，而且造成學生領袖雷燦南與蔡忠恕的犧牲。然而，這次的檢舉事件也為這些組織分散的、不同學校的學生，提供了擴大串連與團結的機會。台灣光復後，這些學生運動的活躍份子便再度以郭琇琮、陳炳基等人為中心，集結起來，為實現台灣的民主自治，繼續戰鬥。

　　1947年， 2.28事件爆發，這些熱血青年紛紛投入人民抗暴的隊伍，勇敢戰鬥。事件後，那些原本只知「重慶」不知有「延安」的青年們，終於認識到：中國原來有「兩個」；他們的祖國認同於是從「白色祖國」轉而傾向「紅色祖國」。他們隨即在各地領導台灣民眾，為著反對蔣政權的獨裁統治和反對美帝的侵略而鬥爭。然而，在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歷史的「雙戰架構」下，他們又紛紛在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遭到流亡、監禁或者刑死的歷史宿命。

　　然而，恰恰就在這種是非不明、忠奸顛倒的錯亂的歷史條理下，他們的歷史被刻意抹殺、遺忘了。只有暫時倖存的難友在押房裡唱著安息歌，送他們赴義——

　　安息吧！
　　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留的血照亮的路，
　　我們繼續向前走！

　　是的，在美國帝國主義干涉下而分斷了五十年以上的兩岸歷史，也已經再度向當下的台灣青年發出嚴肅的呼喚與要求了，那就是，像日據末期的吳思漢等人那般，自覺地展開「尋找祖國三千里」的旅程。　　　　　　　　　　　　　　　　　　　　　　　　　　 　　

注　　釋

1	《臺灣的社會教育》(昭和14年),頁74。轉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台北:臺灣書店,1962增訂再版), 頁118。
2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台北:自由時代,1989初版), 頁178。黃昭堂認為:「在當時如果保持原來的姓名而不改的話,雖然會有種種的不利,但是改姓名最大的要素,還是本人希望能夠『看起來更像日本人』。」
3	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1993初版), 頁84 ——85。
4	前引黃昭堂«台灣總督府»,頁184 ——185。
5	前引蘇新«憤怒的台灣»,頁85。
6	前引蘇新«憤怒的台灣»,頁86;黃昭堂«台灣總督府»,頁185——186。
7	前引黃昭堂«台灣總督府»,頁186。
8	巫永福,<祖國>(陳千武中譯),轉引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台北:聯經,1981初版三刷), 頁154——157。
9	顏永賢口述證言,台北,。林東辰,《臺灣舊事譚》(高雄市:大舞台書苑, 1979初版), 頁219——222。
10	陳炳基口述證言(北京,1990)；詳見藍博洲,《沉屍.流亡.22八》(台北市:時報出版公司, 1991年) 頁65——96。劉英昌口述證言(北京,1994) 。陳炳基<抗戰末期台灣島內青年學生的反日鬥爭>,轉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 頁451——460。
11	吳建堂,《台高會名錄》(台北:台高會,1982年), 頁20。
12	主管學生訓導事宜,相當於今日的訓導處。通常,該課的主事多由深得學生的教授充任。
13	1946年4月15日,《台灣新生報》以<民族純血的脈動>為題,揭露此一事件的真相。陳碧笙,《台灣地方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7月增訂本), 頁287。
14	1950年10月14日,與鍾浩東、唐志堂同時犧牲。
15	該校創設於1919年,原名台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最初祇收日本人；1926年8月,改稱台北高等商業學校；1943年,又改稱台北經濟專門學校,直到日本投降為止。光復後,該校始而改為省立台北商業專科學校,旋又改為省立法商學院；最後併入台灣大學,成為該校的法商學院。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 頁137。
16	1936年,台北高等商業學校為配合日本帝國侵略政策,設貿易專修科,培養對華與南洋的貿易人才。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 頁137。
17	藍博洲,<觀音山下的烈火青年——抗日志士雷燦南小傳>;收錄於藍博洲,《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市:時報出版公司, 1994年) 頁239——254。前引陳碧笙,《台灣地方史》, 頁287。
18	蔣碧玉女士口述證言,詳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市:時報, 1991年), 頁63——76。黃素貞女士口述證言,1993年11月7日和1994年11月9日採訪,台北市蕭宅;以及黃素貞女士回憶錄(未刊稿)。
19	吳克泰口述證言,1995年10月25日,北京吳宅。另見藍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輝》(苗栗縣:紅岩出版社,2000) 頁174——182。
20	吳思漢<思慕祖國不遠千里——一個台灣青年的歸國記>,《台灣新生報》日文版,1945年12月19日至25日。此處參考林至潔中譯(手稿)。
21	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轉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 頁567——570。
22	康大川,<我們這樣對待日俘——我的一段抗戰回憶>,前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 頁498——527。蔡銘熹,<不能忘記台灣人民的抗日鬥爭史——記在祖國大陸抗日前線的台灣同胞>,轉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抗日烽火中的台灣兒女》(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6), 頁55。康大川口述,甘鐵生整理<浮舟滄海,立足昆侖——我的抗日生涯>,前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抗日烽火中的台灣兒女》, 頁260——264。
23	游欣蓓,< 台灣同胞話抗日>,前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抗日烽火中的台灣兒女》, 頁84。
24	張文華,本名張文源,彰化籍,1935年3月畢業於台南2中,日偽時期,任職北京日本華北輕金屬工業公司,7十歲那年,因癌症病逝上海。
25	李河民(蔡川燕)先生口述證言(北京: 1993年);詳見藍博洲,<從福馬林池撈起來的詩人>,收錄於藍博洲,《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台北市:聯合文學,2001年), 頁237——332。
26	建國大學第1期畢業生李水清口述證言(台北市:1995)。
27	劉志增,<為國何憐兒女情,甘將碧血薦軒轅——記李子秀的英雄事跡>,前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 頁575——580。高存信、陳靖<滿懷亡國恨忠心獻祖國—— 悼念台灣籍八路軍烈士李子秀同志>,《台聲雜誌》(北京)。《台北二中同學錄》(台北市:1993), 頁29。
28	前引黃昭堂,«台灣總督府»,頁186。
29	張硯(李中志妹妹)口述証言(上海:1993年6月16日)。
30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市:時報出版公司,1991), 頁203——234。
31	朱天順,<回憶我在新四軍參加抗戰的經歷>;前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 頁360——369。朱天順,<台灣百脫殖民統治應當感謝誰>,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廈門市委、廈門市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對日抗戰台灣人沒有缺席》(廈門:1996), 頁20——24。朱天順口述證言,廈門:1994。
32	林棟,<奔赴太行,抗日報國>;前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頁537——540。
33	周化、魏大業,《台灣大事記要》(北京:時事出版社,1982年);轉引丘晨波,<抗戰期間台灣同胞在大陸得抗日鬥爭>,原載《廣東文史資料》第50期(1987年),頁56。
34	林天民,<回憶我的父親林思平>;前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頁541——547。
35	劉理(劉燕瑟),<台灣幾位留日學生回祖國參加抗戰的經過>,收錄於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 頁581——583。
36	楊美華,<1個女戰士的回憶>;前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 頁528——536。
37	楊曉東,<我的父親楊誠>;前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 頁337——340。
38	沈扶,<從台北到延安>;前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 頁341——345。
39	董克,<奔向革命聖地——延安>;前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 頁346——352。董克口述證言,天津,1994。
40	文英,<奔向抗日根據地——晉察冀>;前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 頁594——599。
41	林江(翁黎光) ,<回憶父親翁澤生烈士>,《台聲雜誌》(北京)。林江,<懷念我的父親——一位保持了民族氣節的中國人>,《台聲雜誌》(北京)。林江, <懷念父親翁澤生>,前引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 頁169——185。林江口述證言,廈門, 1993年6月22日。
42	陳在正,<台胞對抗戰及台灣光復的貢獻>,前引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廈門市委、廈門市台灣同胞聯誼會編《對日抗戰台灣人沒有缺席》, 頁37。
43	前引蘇新,《憤怒的台灣》, 頁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