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戰正酣，藍綠皆把拚人氣、催選票軋到最高潮。320後，一翻兩瞪眼的開票將決定何方入主，但這不是民主的再出發，因為雙方早就競把國家財政置於檯桌叫賣而提前結束了民主。
　　有兩項發生在非洲大陸的預算改革經驗，或有助於我們深化對民主與財政的討論。其一，在1997年台灣的外援走出了農耕技術、金錢捐贈的傳統窠臼，耳目一新地派遣主計人員赴甘比亞協助預算制度與電腦化技術的建立。其二，去年第三屆非洲城市會議於喀麥隆召開，七百多位與會者和來自拉丁美洲的受邀代表簽署了「參與預算」意向書，作為城市財政改革的藍本。
　　可以打趣地說，這是台灣經驗與拉美經驗在非洲大陸的「出口競爭」。台灣經驗將財政改造的心臟指向政府部門內部，致力於預算編制表格與主計人員的培養。拉美的「參與預算」經驗則不然，該模式有意識地將財政改革與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予以勾連，預算表格編制的重點無關專業化而在於如何淺顯透明，現代主計官僚的培養更遠遠不及公眾參與的鼓舞來得重要。
　　台灣經驗捨道而窮術的侷限可謂昭然。就像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民主化學習過程裡，都曾大量地移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歷史證明，儘管這些現代化的皮相樣樣不缺，獨裁統治卻總是能夠熟稔地運用於股掌，為其統治利益服務。正因如此，參與預算會在巴西率先面世絕非偶然。長期以來，這個具有殖民歷史而熱中於現代化模仿的國家始終未能擺脫人民貧窮與官僚貪污的詛咒，直到1989年，現任巴西工人黨總統魯拉以愉港（Porto Alegre）為根據地，首開參與預算的民主實驗，方才有效創造財政機器民主化的目標。
　　根據參與預算由下而上的設計機制，鄰里街坊會議扮演了草根發動者的角色，並依集體需要的程度對鋪橋造路、學校興建、增設醫院等公共投資反復溝通，接著再遴選市級代表參酌前幾年的發展計劃對上述提案內容做出不同優先排序與權重，最後才組成預算委員會，代表全市人民的意志與地方首長進行折衝、協商。
　　事實證明，參與預算成效斐然。參與預算的實踐一方面掃除了官僚藉預算黑盒子上下其手的機會，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要醫院給機場」的政客任意問題。更根本地，市民的生活隨著參與預算出現可喜的質變。所謂鄰里街坊不再只是門牌連號而已，隨著參與的深化與議題開發，人際的活躍互動與結社的多元頻繁都讓人看到了「市民社會」不斷胎動的興奮。連帶地，長期異化的政府也從中獲得民主正當性。
　　這也就是為何參與預算構想除了不斷在拉美國家開枝散葉外，即便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心臟──倫敦市也開始師法。西方面臨的困境是社會民主黨過去太信任專業官僚的科學知識來履行政治計劃，結果卻導致了官僚肥大症與菁英主義。新自由主義者抓住這一點猛打，連新工黨都不得不以第三條路委婉呼應。工黨出身又與布萊爾嚴重齟齬的倫敦市長列文史東因此釜底抽薪地引進參與預算來引導具有民主意義且切乎需要的公共服務，結果反而讓英國人見識到何謂「真正的第三條路」。
　　魯拉的勝利與倫敦市的朝氣都提供了一個民主新詮：人民自我培養數鈔票的能力恐怕是優先於投選票的習慣。後者長期為我們所熟悉，結果竟讓財政機器成為一個「自由放任」的樂園，豈不荒謬？是以，當選民對自己口袋的增減未有切膚之痛時，何能以現代公民自居？如果說民權發達的第一步就在集會，那也不該是在選舉場合喊凍蒜，而是該回過頭來討論自己口袋與公庫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是否合理。以財政改革為本，藍綠之外的「真正第三條路」恐怕也必須思考如何讓財政機器從政客與官僚手裡解放出來，真正落實還財、還權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