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紀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初，短暫的台灣共產黨活動期間，著名的核心分子蘇新，在1947年二月民變後為了逃避台灣當局的追補而潛赴上海，再轉香港。而在那一段滯港時期，曾經是台共成員中公認的組織長才蘇新，扮演了思想戰線上一位尖兵的角色，主持了一家名叫「光明報」的政論刊物。在該刊物的第二卷第十二期上，蘇新以「莊嘉農」的筆名登一篇文章，題目是:「談台灣解放問題」。時間是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正是二．二八事變爆發兩周年的前夕。
　　該篇文章長度不過三千字。把「台灣解放」的當代歷史課題，從歷史事實、社會性質、政經焦點、外在因素等各方面加以明確的界說或定位，結論是:「台灣解放鬥爭是中國解放戰爭的一部分。所以離開「中國革命」而另找台灣解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敵人的反革命力量在台灣佔絕對優勢，而且殖民地化的危機日趨嚴重的今天，台灣人民也只有聯合全國人民的革命力量，在中國革命的統一領導之下，才能打倒美蔣的反革命勢力，才能得到最後的解放…」。
　　近日有機會重閱這份文件，除了情緒上有幾分今昔之感外，也難免一陣思潮起伏。世紀甫改，兩岸情勢又見暗雲低垂。主政者高喊「一邊一國」、「台灣要走自己的路」，而民粹喝彩，過半數民眾表態支持。此時此刻，蘇新的這篇文章，不必否認，和當前台灣一般人的心理心情，顯然有相當的距離。
　　回顧50年時空背景的推移變遷下，台海兩岸關係的本質，即使在經歷漫長的內戰、冷戰、後冷戰，直到全球化總趨勢下的跨世紀年代，仍舊不脫離嚴苛的矛盾對抗狀態中。而在同一時段中，世界．亞洲的政治地圖一變再變，也有幾個國家地區社會，出現以生產領域的技術擴張為基礎的結構性演變，形成了20世紀後葉的重大的時代特色。
　　而兩岸當年在戰火中決裂分道，各自奔前。直到1971年，經過聯合國一場決議案，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被認定具有中國主權代表權。在國際社會中的長年懸案----中國代表權問題，於此獲得解決。邇後對岸屢次宣示，改軍事解放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此岸則始終以維持非戰狀態中的冷分離為原則。除了民主化本土化的基本防線外，也以80年代的經濟起飛和90年代的代議民主制的初步確立為抗拒的社會條件，另以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為外支條件，堅持至今。在這期間，台灣的民心民情，在執政當局的民意經營政策的影響下，民粹高張，時而顯出嚴重的失衡失真現象。像蘇新的這篇文章，認為是「統派」的恫嚇手法者有之，認為是過了時的「共產黨八股」，毫無現代意義者有之。
　　其實，這是一份歷史文件。是國共內戰期中，針對一塊「未解放」地區台灣的住民同胞們，所發出的呼籲和警語…「台灣人民曾經受了二百多年的滿清封建統治，曾經受了半世紀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躝，收復後又飽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踐踏，其犧牲和痛苦已經太多了，祇由這一點，國內的同胞也應該趕快起來幫助台灣同胞，從美帝的侵略和反動派賣國政府的黑暗統治解放出來！」一位政治亡命者，對將要被捲進世紀大風暴的故鄉，那一刻所懷有的關切與焦慮，可以說溢於言表。
　　的確，面對著國民黨軍隊在大陸戰場上節節敗退，憂心終究保不住台灣島的反動派，和相信台灣一旦落入中共之手，將對美國在戰後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產生極大的不利影響的部分美國官員，相互勾結製造出「台灣託管」和「台灣獨立」的聲音，作為萬一的輿論準備，當時已成公開的祕密。這種情況，讓人在香港的蘇新受到衝擊和警惕，而有此一文，也屬當然。
　　不過為了使當代年輕人跨越50年的時空遷移去瞭解40~50年代台灣的客觀處境和社會實態，特別是針對「蘇文是內戰時代共方慣用的『反帝反封建歷史任務論』片面套用在台灣的宣傳品」的提法，有需要做幾點說明。而這一種說明和註腳，主要取之蘇新的另一本著作「憤怒的台灣」，筆者認為是適當的。此外，再參照其他有關的研究文件，做必要的補充或延伸或能產生一定的釋疑作用。
　　首先，就台灣戰後復歸為中華民國海外省的政治建制，及被導入中國東南經濟圈的特殊外圍部分的實際運營模式而言，台灣地方政權結構體，亦即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特質和形態，自始便呈顯出黨國體制的反動性格和高壓體質。如:行政長官兼省警備總司令官，集政．軍大權於一身。依「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規定，長官在「職權範圍內」可發佈並執行「署令」。如此情形極似日據時代的台灣總督以「府令」統治全台。警備總司令部設有「特務營」，為情治系統的全島性佈建中心。回復日據時期的民政基層為「鄰里組織」以便必要時實施連坐法。以省黨部為頂點的各級黨部的黨工系統，以及「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三青系統」，在主要的民眾組織，文化團體，傳播工作網，出版機構，藝文團體和設施，不論營利非營利，幾乎都在其直接間接的監控之下。有一數值，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本廳」人員一萬八千，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制人員則多達四萬三千。至於其內部人事結構，在二．二八事變前，編制人員中的台籍者仍然極少。而最能表示黨國體制的反人民性質的一件事，是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後不出旬日，便針對所有人民自行成立的團體發出解散命令。而那些人民團體多數正是殖民地時代的反日社運團體----如: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總工會，學生聯盟，等的重建籌備團體。
　　至於經濟方面，戰前的對日關係變為對大陸關係。陳儀政權藉口防止戰後大陸經濟的極端疲弊和通膨失控波及到台灣，維持台灣貨幣的獨立性，卻在比價上壓低台幣，使得兩岸貿易中台灣的米糖價偏低，來自大陸的工業製品或雜貨則價位偏高。日本的公．官營企業及其資產，由「台灣省接管委員會」接管，民間企業及私財則由「台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接收。其總額到1947年2月底為止，除了土地外，公機關二十九億三八五○萬圓，民間企業七十一億六三六○萬圓，民間私產八億八八八○圓，總共五萬八五六件，一○九億九○九○萬圓。如此巨大的「敵產」，亦即日帝50年的掠奪剝削的巨大積累，不曾歸還於飽受壓榨的人民，卻落入了陳儀政權手中。使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變成了擁有全省產業的80%，全省土地的70%的戰後台灣官僚特權集團的司令部。而這些企業、土地、資源，則主要委由江浙財閥分子組成的「資源委員會」管理和經營。而甫見戰爭結束，滿目戰災，急待復元的台灣社會卻因工農生產嚴重萎縮，惡性通膨似無止境，致使一般中產家庭貧民化，貧民飢民化，和「接收大員」、「光復新貴」、「投機業者」的光鮮生活形成了強烈對比，其結果便是47年2月民變的爆發。
　　以上幾段，其實是陳年舊事眾所周知。之所以不憚煩冗加以簡述，用意在於針對蘇文中所指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惡政」作簡單的註腳，指明蘇新的抭訴並非國共相鬥時期的公式化論告，而是具有活生生的社會現實和數百萬人民的痛苦集體經驗為基礎的。回顧才兩年前，台灣民眾迎接光復的那種興奮和解放感，難免令人興起歷史無情的感慨。
　　下面再提蘇文中的另一指控對象----美國帝國主義對台灣的軍事政治野心，和祕密操控「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託管論」、「台灣獨立論」的事實經過。蘇新在他滯港時期出刊的「憤怒的台灣」中，曾做過比較系統的收證論述。該書十一節，取題為「美帝國主義在台灣」，再分三子題，美帝在台灣的軍事侵略；美帝在台灣的經濟侵略；美帝在台灣的政治陰謀。論述涉及的時間起自1945年到1948年。現在就其大致內容略作介紹。首先，日本投降後的台灣佔領任務，包括解除日軍武裝，譴送回國，是由「聯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委由「遠東戰區總帥」的蔣介石負責執行。麥帥乃依此授權身分，且乘當時中國國軍的多項裝備不足，一方面提供必要的海空軍力的支援作業，同時祕密佈置了陸軍部的情報系統，進行範圍廣泛的台灣兵要調查。46年十月間，要求蔣介石及外交部長宋子文，聚首於台北草山，麥帥提出中國政府承認美軍在台灣的特殊地位，包括建構基地。蔣氏面臨內戰再起的壓力，先要求美國派遣軍事顧問團常駐南京，同時允諾美國把駐菲律賓的三軍基地部分延伸到台灣。47年3月，蔣軍攻進延安。6月，南京的美軍事代表團一行20人到台北，進行調查研究。8月，魏德邁親自赴台策劃美國三軍基地的設置問題。為了掩蓋真相，魏德邁還對台灣省參議會發表談話表示「美國對台灣不具有任何領土野心」。不久，美國空軍由琉球基地和菲律賓基地抽出部分軍機駐進台北松山、台南、新竹三機場，隸屬美太平洋第十三航空隊。蔣軍因內戰失利，其空軍包括空軍官校也於48年底，在美軍協助下，悉數遷來台灣。
　　海軍方面，47年5月間，國府同意美海軍使用基隆港口設備。49年春，國府再度同意美海軍在青島、基隆兩港的自由碇泊權。此外，青島的美海軍設施遷來澎湖馬公軍港，國府海軍總部則同時遷來高雄左營。日本海軍曾經計劃在左營建設遠東第一大軍港而已著手施工，美蔣海軍單位聯合接手未完成部分。
　　陸軍分面，美國駐台單位主要是情報和訓練小組。美陸軍駐馬尼拉司令官於47年10月間，亦即大陸上國共內戰再度全面化(7月間)後不久，祕密訪台，與蔣軍要員舉行軍事會議。以上，美國軍方在兩年內戰期間快速加強在台佈置，其用意極為明顯。不外藉此表示美國的反共聯蔣保台的決心。亦即，戰後資本帝國主義的基本態勢的必然展示。
　　談到經濟方面，南京國府著手接收台灣初期，美方除了提供軍事方面協助外，同時也許諾協助大型公營基幹產業的復興工作。相當量的美國技術幹部進入水泥、鋁業、煉油、軍機修復廠等部門。46年，麥帥和蔣宋的草山會議中，麥氏要求(1)美國私人在台投資應視同本國人投資，不加外國資本的限制條件，一如美國資本在菲律賓。(2)美軍方所雇用的日本人技術人員，中方應許其特別居住權。(3)基隆、高雄兩港闢為國際自由港。(4)美方出資完成日人所擱置的東勢水力發電廠。美國資本家戰前長期投資在中國大陸，數額龎大，卻因戰爭而一大部分遭到日本佔領軍的強奪破壞。乃有意在新收復地台灣，趁著南京國府在內戰中的困境尋找機會。至49年，台灣省資源委員會的經營資金絕大部分仰賴美國資金，以最大企業的台糖為始，台泥、台鋁、台電、金銅礦、煤炭、交通郵電等，其一美元貸款已達數十億元。此外還有所謂「經濟合作署」的「援華計劃」部門。49年8月所謂「亞契遜白皮書」發表，國府準備遷台的前夕，「經合署」發言人猶表示「美國在其遠東計劃中並未計劃除去台灣」。
　　蘇著「憤怒的台灣」一書中，「美帝在台灣的政治陰謀」一節篇幅最長。詳述從光復到二月民變，內戰劇化，國府在大陸的統治地位行將結束的不及五年時間中，美國對台政策的基本立場和執行經過的明暗兩面，都有廣泛的收證和剖析。為了節省篇幅，筆者只提幾個重點。(1)美軍方情報單位在光復初期便利用台灣民眾對接收人員的失望情緒，在民情調查中突出台灣人「反中親美」的結論。(2)二．二八民變中操作部分群眾提出「以台灣人民名義要求美國提供支援」。且由香港美國領事館的華籍情報員虛構「台灣民主聯盟」聲明台人有權自組政府並要求聯合國託管。(3)廖文毅帶頭的「台灣再解放聯盟」向魏德邁提出「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書」要求美國協助將台灣置於「聯合國託管理事會」管理之下兩年，然後舉行公民投票。美聯社、合眾社等美國報刊極力喧染「台灣分離運動」。(4)台北美國新聞處處長表示「對日和約尚未訂立前，台灣歸屬問題尚在未定狀態」。同時表示美國有意將大西洋憲章適用於台灣。南京政府一旦瓦解，美國將介入管理台灣，釋放二．二八事變及其他一切政治犯。(5)「託管運動」逐漸提高聲浪，48年初全國各大城市台灣同鄉會等旅外台胞團體齊聲發表宣言表示反對。指「台灣託管論」是「賣台主張」。南京國府也特派孫科來台主持調查，且召開記者會，指責美國新聞處及美國領事館進行干涉中國內政的不當活動。(6)然而當48年三月美政府不得不對新聞處長、副領事處以調職、撤職處分後，繼任的台北美國新聞處長(原任漢口新聞處長)則到任三天後召開情報會議，檢討「託管運動」因不顧「台人排外性」而失敗，乃另提「三反一親」(反蔣、反中共、反蘇聯、親美國)的「台灣獨立運動」。不久，調離台北的前新聞處長再度在香港美國領事館召集廖文毅等人，再組名為「台灣民主聯盟」的分離運動團體。舉辦青年訓練班。(7)48年8月後，台獨運動中心逐漸移向日本。以住日二萬多名台胞為對象，主張台人參加對日和約，決定自己命運。以台、日、香港間的走私為經費來源，發行「台灣論壇報」。其海上走私受到美軍單位祕密包庇。
　　以上數段在「憤怒的台灣」一書中，蘇新以「總之，美國帝國主義者為了確保西太平洋這一條反蘇反共的前哨線，它當然不願放棄台灣，所以它想盡各種方法，利誘、威脅，雙管齊下，以防止台灣落入中共手裡」來做為小結。
　　最後，有關「談台灣解放問題」一文的今日意義，筆者想再提出幾點淺見。
　　以1949年當時的台灣問題的樣貌，以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第二期的時空條件，蘇文具有極大的貼切性。當然以今天一般台灣青年的時代感覺，難免認知上、心理上的一定的距離感。特別是因為五十年來兩岸社會的分途發展，這種距離感恐怕不容易消除。不過，當年的內戰思維，冷戰觀念，是緣自革命與解放的史觀原則，是具有一定的時代妥當性的。
　　「談台灣解放問題」的立論基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定位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務規定。台灣曾經是純殖民地，因而其封建性身分關係在族內有所淡化，卻在異族統治下定著在族外支配關係中。當一場世界戰爭過後，台灣復歸於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祖國，前此階段的些許差異性即時消失在壓倒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體制的社會現實中。這些都不應該被認為是僵化的第三國際的觀念公式。按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性的揭示，在1922年中國共產黨二全大會通過的《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中，最早定位下來。這個決議案被認為是黨的民主革命綱領，雖然以列寧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為基礎，但在具體現實的背境方面，不能忽視1921年底到22年初在美京華盛頓召開的所謂華盛頓九國會議。該會議簽訂了「九國條約」，規定中國門戶開放，各國在華機會均等(以阻止日本獨佔在華利益)。該條件帶給中國的傷害極大，因為中國在實質上幾乎喪失了主權國家自主自衛的基本權利。為了理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任務規定的重要性急迫性，讓我們來看看門戶開放15年後的中國慘況(1936年「外資在中國大陸實況」)
　　一、外資在華資產43億美元。銑鐵佔全國80%，煤56%，發電量67%，棉布64%，捲煙57%，交通運輸69.5%，鐵路90%，銀行32家，分支店141家，資產19億，獨佔金融。政府貸款以關稅、鹽稅做擔保，國家財政被其掌控。1894年~1937年，美國在華企業資本10億5千萬，匯回本國利潤達20億8百萬元。對政府貸款7億美元，送回本國利息14億3千萬。抗戰中，日本掠奪鐵礦4630萬噸，銑鐵957萬噸，原煤3億4600萬噸。重要的民族工業皆被併吞。抗戰後，美國取代日本，變成最大收奪者。美國與國府新訂不平等條約多種，以「中美通商條約」獨佔市場。1936年美資佔外資8%，到1948年佔80%。在華企業300，包括大發電廠，大銀行，石油公司。更嚴重的是，美國以投資或貸款方式收編了多種官僚資本企業打擊民族企業。以援助名義送進大量剩餘物資。47年，由美輸入佔總輸入50%。
　　二、在農業生產關係中的封建遺制方面，地主富農人口不足10%，佔全國耕地的70~80%。溫存著封建性土地關係，直接、間接變成了帝國主義的支柱之一。貧雇中農佔90%，佔有耕地20~30%，地主收奪產品值50~80%，農民還得承擔稅賦，無償勞役。地主操控農村金融，兼營高利貸，月息達7~10%(普通利息4%)。
　　以上的引用或能使今日的蘇文讀者由當年的客觀現實去領會一二。另外，蘇文強調「離開『中國革命』而另找台灣解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其實有一種更有力的現實因素在背後。蘇文發表的時間是49年二月，而國共全面再戰起自47年7月間。由47年下半年到49年1月，人民解放軍經過遼瀋、准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壓倒性勝利，於49年1月31日開進北京城，正是「歷史性的人民勝利」的昂揚激盪時期。蘇新的那一份熱切期盼，隔海呼喚，是有現由的，今日讀來還是那麼動人。
　　50年前企以軍事解放達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標，50年後要達成和平統一的目標仍需以反帝反獨為途徑，可見歷史的大階段還未成過去。人們的統左努力還是要持續推動下去。(完)2002.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