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我還在軍中時，以筆名或本名為《夏潮》寫稿，結識了蘇慶黎。當時她是《夏潮》的總編輯，身邊還有些年輕朋友作她的助手，像吳福成、福蜀濤等人。從那以後，我被她視為戰友。慶黎略為大我一些，從來叫我小汪，一向對我器重，也很照顧，是我一生中難得碰到的知己之一。

　　高雄事件前，夏潮的同志另外搞了一個刊物《春風》，我也應慶黎和王拓之邀加入編輯行列，並兼記者。記得那時，唐文標、張富忠、陳忠信等人，常到《春風》來串門子，意氣風發，高談闊論，不知大難將至。

　　高雄事件後，許多與《夏潮》和《春風》有牽連的人，或多或少都遇到麻煩，慶黎自然首當其衝，東藏西躲，還是被抓進去受了一點小罪。出來後，很長一段時間，右手肘不靈光，因為在裡面反覆寫了許多所謂“自白書”。

　　有那麼一陣子，慶黎住在花園新城，深居簡出，除了陪陪母親，就是和住在隔壁的陳文茜天南地北，扯東說西。不過，慶黎這個人閒不住，不久，她就很認真的想把夏潮復刊，並找我和其他人商量過，但因種種原因，不了了之。未幾，她還是協助黃怡、徐璐、張俊傑等幾個年輕朋友創辦了另一個替代性刊物《大地生活》，要我出任總編輯，若干期以後由楊渡繼任我的工作。

　　《大地生活》辦了十餘期之後，因財務不繼，停刊。慶黎遂四處籌款，決定將《夏潮》復刊，設址在新店的一棟四樓公寓上，慶黎和我就住在社裡，她任總編，我任執編，當時的美編是後來搞〝綠色小組〞做紀錄片的王智章，人稱麻子。慶黎辦事認真細緻，沒天沒夜，常予人以過份瑣碎之感，甚至會覺得效率差了點，但這就是蘇慶黎，誰也改變不了她。

　　後來，夏潮人事作了調整，重整旗鼓，以《夏潮論壇》為名，再度出發，由官鴻志出任總編，繼任者是杜繼平，我是最後一任總編輯。《夏潮論壇》後來還是難逃被查禁勒令停刊的命運，以後夏潮即未再復刊，以迄於今。

　　在那段期間（即80年代中期），慶黎和郭吉仁律師共商組建一個由知識份子創立的工運組織—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若干年後更名為〝台灣勞工陣線〞），邀我參加。〝勞支會〞實際上是由當時以蘇慶黎為代表的《夏潮》和以郭吉仁為代表的《新潮流》二股人馬合作的產物。由於我是法律專業出身，而且已經具有一些工運實踐經歷，慶黎特別推薦我與賀端藩一起在勞支會中負責推動台灣的工人運動，因此而使我得以在台灣工人群眾中廣為人知，慶黎後來在人前人後還經常稱許我在那些日子的工運事蹟，令我十分感動。

　　當年〝勞支會〞中，統獨兩派的人都有，由於當時專注於工人階級事業，大家合作得還算愉快。後來，慶黎和我們相繼離開（慶黎赴美唸書，我參與籌組工黨），該會即完全落入獨派新潮流之手。儘管如此，他們對慶黎仍是很敬重的，慶黎對他們也是寬厚以待，並不因立場對立而視若陌路。當今勞工委員會主委陳菊就是慶黎的多年密友。今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勞支會〞成立20周年慶，慶黎與我以創建人身份應邀參加，她依然受到老友的歡迎和媒體的關注。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慶黎。

　　慶黎於80年代中期首度赴美留學，就讀於賓漢敦紐約州立大學。我於1985-86年訪美期間，數度與她見面，討教問題。後來，大約是88年底吧，慶黎自美返台，同我們一道參與工黨的創建工作。當時由蘇慶黎、蔡建仁和我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工黨的黨綱、黨章草擬任務，慶黎是小組召集人，依然像過去一樣，日夜操勞，裡外奔波。次年，我和慶黎又一同參與勞動黨的建黨工作。慶黎並擔任過工黨和勞動黨的秘書長。

　　幾年後，慶黎再度赴美讀書，正待發奮治學之際，卻發現身體狀況出了問題，未幾發病。此後十餘年，慶黎就是在與病魔的頑強鬥爭中度過的。那些年頭，她多半時間往返於台北與北京之間，醫病、療養，仍不時爭取時間作一些關於兩岸工人和農民問題的調查研究。今年初，大年除夕那天晚上，她還打電話對我說，要找我一起重新研究調查當年的（89）年遠東化纖工人大罷工事件。還說，想寫一本《黃順興傳》，因為她忽然想起高雄事件前後那幾年，她找我一同協助當時任立委的黃順興撰寫質詢稿的往事，她和我還為黃順興編寫過一本書：《歷史的證言》。點點滴滴似乎都湧進了她的腦子，又好像她已感覺去日無多，很讓我不好受了一陣子。

　　現在，她真的走了。〝往事並不如煙〞有人這麼說，實際上也是這樣，人生在世，幾十年寒暑，多數人碌碌一生，乏善可陳，但慶黎不是這樣的，因為，不管怎麼說，任何時候任何人，只要提到《夏潮》雜誌，總會沒來由的想起蘇慶黎這個名字。人的一生能作一件對人群有益，被人們記憶的事，就沒有白過一生，慶黎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