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穿著苗族傳統服裝的女孩在鏡頭前，領著其他孩子圍成一圈，踏著輕快舞步。接著，這群孩子卸下亮麗的衣飾，一個個都是清秀 近似學齡年紀的樣貌，其中一位說：「我很想去念書，但是家裡得殺掉一頭辛苦養大的豬，才供得起我的學費……。」這是紀錄片《雀鳥村》的一幕。
　　第4屆夏潮文藝營昨日進行第3天的課程，每堂課之後的小組討論，也逐漸從報導文學ABC，進入報導倫理以及現實層面問題。在人間學社秘書長李文吉的課堂中，便有學員提到，究竟報導者在什麼時機該按下快門，什麼時候又該放下相機？「受訪者要說，就拍；不想說，就關機。」李文吉回答，最基本的就是先與受訪者溝通、協調，同時，好的攝影者會做到「不干擾」。而目前在世新大學教授新聞攝影的何叔娟也表示，假使面對有可能是最好的畫面，很吸引人，但若會因而破壞與受訪者間的良好關係，她也會選擇不按快門。
　　不過，即便報導文學、攝影工作者能與被報導者建立起信任關係，他們也未必能生存下去，「有哪個財團，會願意僱用整天想著批判財團本身的人？」駐營作家陳福裕說，正因為報導文學、攝影的形式是固定的，有批判與關懷社會的任務，這樣的特性使得這些工作者難以在體制內存活下去，一個一個離開主流媒體。陳福裕舉了之前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因受不了輿論壓力而自殺的例子，「因為職業馴服讓他在當時，只想到按下快門，就能拍出能登上雜誌封面的照片，而忘了那位小女孩已經瀕臨死亡」。
　　「我認為，紀錄片是一群人的東西，並非單一的個體，它是屬於社會的。」紀錄片導演張釗維在談到「紀錄片的社會觀」時指出，紀錄片並不是導演個人的藝術創作，而是一種交流、溝通知識文化的傳播管道。因此紀錄片不該流於個人單打獨鬥，反而應該回到社會網絡之中發揮作用。
　　張釗維表示，NGO的網絡能夠提供紀錄片再生產的能量，以紀錄片《雀鳥村》為例，「滋根基金會」長期關注中國偏遠地區的教育問題，為了反映貴州農村失學少女的問題，找來紐約大學電影系的講師合作﹐拍攝《雀鳥村》。
　　「現實是嚴苛的。」張釗維用這句話結束課程﹐但眾多講師也不斷引述自紀錄片《戰地攝影師》中的一句話﹕「我們不做誰來做﹖」這或許是最後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