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過世的左翼社會運動者蘇慶黎，在美麗島事件二十年之際曾接受口述訪談。她在總結反省美麗島事件的影響時說道：
　　「（美麗島大審）導致律師團的進入。從一方面看，好像我們又多了另一方面的菁英進入黨外，的確也有很大的正面作用。但是，我感覺純粹從法律出發的人所帶來的一些政治態度，跟我們這些長期跟群眾接觸、展開運動所培養出來的政治人物是相當不一樣的。這就多少改變了台灣民主政治運動的一些性質。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是一個比較不同的發展也說不定；也許黨外的民主運動會比較早跟社會運動結合。如果沒有『美麗島事件』的話，我相信美麗島政團跟社會運動會逐漸結合，美麗島自身也會發展這種社會運動。」
　　這個左翼女將生前的這段話，也許是今年律師高考國文作文的最佳答案。
　　台灣政治轉型常被形容成是個過度壓縮的過程，美麗島事件七年後民進黨組黨了，民進黨當了十四年的黨外又成了執政黨，至今已執政六年了。在這個過程中，「黨外─民進黨」質變速度也快的驚人。早期黨外的左翼力量，在民進黨組黨之初，就因統獨路線之爭全面撤離民進黨。民進黨內靠社會運動起家的新潮流系，也早已不涉足民間社會領域，只憑藉著其早期從社會抗爭中訓練出來的組織動員能力，轉變成一部精確的選舉機器。所謂「律師團」世代則成了民進黨的核心領導。律師的性格也成了民進黨的主要氣質。
　　正如阿扁自己所言：「律師性格是務實、理性」，法律條文雖明確，但法庭上的是非對錯是相對的；法律保障的正義只是最低度的社會道德防線。在法庭上，不可能企求實現根本的社會改造。那些老是用「民粹」批評執政黨的人，顯然太冤枉了這個由律師帶領的政治團體。律師絕對不敢鼓動風潮、進行社會革命，他們最多只敢像美麗島事件時的姚嘉文律師主張的「暴力邊緣論」或「法律邊緣論」──去刺探、碰觸邊界，逼迫對手往後退讓一點；若不能得逞，就自行退回安全線內。
　　過去三十年來政經社會壓縮式的發展，讓台灣在扭曲結構下累積的問題突然像新生事件般地一一冒出。把這些問題都歸諸到民進黨執政並不公平，問題根本在於蘇慶黎的話所寓含之意旨：台灣民主化過程並未併隨著社會的改造革命。律師是把社會上出現的病徵切割成一個又一個的訴訟案件，一個個可以理性計量的案例──就像高捷外勞問題只是個案，不用去思考它是全球化下移工問題的一環。當病徵愈來愈多，執政者只能像出庭趕赴一個個不相干的訟案般，忙著做個案危機處理與損害管控，社會整體的改造超乎其理性能力之外──若說他們有一個一致目標，那就是贏得下一場選戰，繼續執政。失去政權，什麼改革都別談了。
　　執政黨與在野黨一體兩面相互影響。扮演控方的在野黨，在每一個訟案上極力誇大控訴，執政者則大聲辯護。一個訟案結束，再換另一個，人民的意識也逐漸模糊了，耳際只賸一陣又一陣隆隆雜音。
　　假如不是律師執政，台灣社會民主的發展也許真會有一番不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