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論」在中國的實踐

1、薄一波談新經濟政策

　　薄一波在他的《建國以來若干重要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說：
「在一個小生產占優勢的落後的農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採取與這種國情相適應的特殊辦法。在這方面，列寧為我們留下了不少遺訓。

　　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俄國，曾試圖直接過渡到純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和純社會主義的分配。幾年以後感到這不是力所能及的，從1921年以後不得不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

列寧從實踐中認識到：『在一個小生產者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裡，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過渡辦法』。列寧所謂的『特殊的過渡辦法』，簡言之就是從餘糧收集制到糧食稅。這一政策的轉變，其實質在於要把政策建立在引導人民『對個人利益的關心』的基礎之上，發展商品經濟、允許自由貿易，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來發展經濟。列寧說：『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做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然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做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他還說：『我們必須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並存一個時期』。為了發展大工業，列寧還主張實行租讓制，搞國家資本主義。他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活動範圍的資本主義。只要國家政權和主要經濟命脈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國家資本主義也同樣不可怕，只會對無產階級有利』。

　　列寧的這些論述，實際上是提出了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注意的一個帶有普遍性意義的重大問題，就是如何更加重視和利用資本主義已經創造的物質技術管理和文化條件的問題。

　　看來（劉）少奇同志的有些想法，是從列寧的這些論述中受到了啟發。回想起來，應該說當時在我們黨內注意學習和深入研究、領會到列寧這些論述的同志還不是很多。到了後來，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發展，特別是經歷了一些曲折之後，大家才愈來愈感到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任何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創立和鞏固都不是憑空的，都必須利用先前社會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條件，做為自己生存、發展和壯大的基礎。資本主義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創造了比以往人類社會任何時期都要豐富和發達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自覺地充分地利用歷史上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物質技術條件和管理、文化的進步成果，並按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利益要求的方向努力創造新的物質文化條件和管理經驗，社會主義建設才能順利進行，不斷取得成功。

　　毛主席在指導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實踐中，也是感覺到這個問題的。他在1953年6月15日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總路線時，就說到：『鋻於資本主義經濟在數量上是不可忽視的，…所以目前一腳踢開資本主義是不能的，也沒有資格。現在，一輛汽車、拖拉機……不能造，就發生野心一腳踢開不對』。後來當他發掘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結束過早和對資本主義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利用得不夠時，幾次想採取措施進行補救，但未能如願。這個問題真正解決得比較好，還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實行改革的政策以後。

　　其實，列寧早在1905年革命中論到社會民主黨的戰術時就說：『…在俄羅斯，勞工階級與其說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的不足』。『…必須先徹底掃除舊時代的遺制，完全確保資本主義的更廣範、更自由、更迅速的發展等變革才是無條件符合無產階級的利益…』。可見列寧本來就認為發展中國家（落後國家）不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必須先通過一系列特別的過渡辦法──應該利用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做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只不過由於十月革命後的內戰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不得不暫時採取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到了1921年以後，戰時共產主義實在走不下去了，而且也打勝了內戰和外國的干涉，才回到原來的想法──實行新經濟政策」。

　　所以，1921年3月15日，列寧在俄羅斯第十屆代表大會上提出〈關於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報告〉，對於蘇維埃從戰時共產主義轉向新經濟政策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在該報告上他說：「…這些辦法（一系列特殊的過渡辦法）在工農業雇佣工人占大多數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完全不需要採用的。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裡，有在幾十年間形成的農業雇佣工人階級。只有這樣的階級，才能夠在社會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成為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支柱。只有在這個階級相當成熟的國家裡才能夠以資本主義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需要採用全國性的特殊的過渡辦法….」。

　　劉少奇的留俄時期是1921年－－1922年，而鄧小平則1925－－1926年，正是蘇聯執行新經濟政策的時期。這段留學經驗可能對他倆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給與很大影響。所以薄一波才說：「…看來劉少奇同志的有些看法。是從列寧這些論述中受到了啟發。回想起來，應該說當時在我們黨內注意學習和深入研究、領會列寧這些論述的同志還不是很多….」。

2、新民主主義

　　1903年，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召開第二屆大會，中途轉往倫敦繼續開會通過的綱領分做兩部分：第一部份以實現社會主義為目標；第二部分提出當前的任務－－打倒獨裁，實現民主共和國，土地革命….。中國共產黨也把革命分為兩階段，認為當前的任務是新民主主義變革。

　　建國前發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相當於臨時憲法）中說：「國家調整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及手工業者的個人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在國營經濟領導下使各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盡其長，以便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第26條）在各種經濟成分之中，由於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在性質上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半社會主義的」，而受到特別的重視。「共同綱領」包括了前文和由60個條目所構成的綱領，目標是「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和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逐漸使農業國家成為工業國家」。在整部文件中除了在涉及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性質問題上提到了「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之外，並沒有提及「社會主義化」的問題。這就是說，在各種經濟並存中實現工業化才是當前的新民主主義變革的首要目標；而在近代產業，透過國家資本主義（由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所合作的）逐漸將民間資本吸收於國家資本內，將手工業和小資本組織為合作社，經過土地改革，農業也逐漸組織成合作社，如此就可過渡到將來的社會主義。

　　如上所述，在「共同綱領」中並沒對「社會主義化」做出明確的表示，而有關以國家資本主義做為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中介形態，也提及「在必要且可能的條件下」獎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的方向發展，至於合作社，更是根據「自願與互助」的原則來進行組織。也就是說，「共同綱領」表明了要在較長的時間內以民主主義的方式來進行社會改造，但並沒有明示在不久的將來要進行社會主義化。同時在政治體制上，共同綱領也強調：「新民主主義即是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是由勞工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結合民主資產階級和國內各民族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綱領中並沒有明示由共產黨來領導（雖然共產黨自認是勞工階級的先鋒隊，而民主黨派也承認由共產黨領導，但在這裡可明顯的看出要實施某種程度的民主）。

　　例如，1950年初共產黨召開第七屆三中全會，目標是國內改革和經濟復興。毛澤東在會中說：「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不久，毛澤東在政治協商會議的全國委員會中，就當前的變革和將來的社會主義之間的關聯進一步說：「只要戰爭、土改關鍵關都過去了，剩下的一關就容易過去的。那就是社會主義的一關，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那一關。只要人民在革命戰爭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貢獻，又在今後多年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有貢獻，等到將來要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的時候（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人民是不會把它們忘記的，它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的國家就是這樣地穩步前進，經過戰爭，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而在將來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眾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完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我認為講明這一點是有必要的」。

　　如前所述，在「共同綱領」的階段並沒有提出「社會主義建設」或「社會主義改造政策」，也沒有明確提示對私人資本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但是，即使在這一個階段，私人資本的活動也並非完全自由，國家的經濟動脈由國營企業所獨占，私人企業對軍需工業、基礎重工業的投資受到限制。同時，對於如何在生產過程實現剩餘價值的方法，也以勞動時間、最低工資、勞工保險、安全設備等加以限制，因而無法貫徹自由的利潤原理。但從「共同綱領」有關勞動關係法的相關規定可知，私人資本家的所有權、經營權是受到保障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50年12月）也承認企業的合法利潤。

　　1951年1月1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正確發展私營企業之路〉，引用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當面的情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文獻以及「共同綱領」的有關規定，強調私人資本主義在當時中國的重要性。然後說：「整個資本主義所獲得的利潤，當然是勞工階級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但為刺激布爾喬亞生產投資的積極性，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也承認布爾喬亞對勞工階級的這種有限度的剝削」。國家的政策、法令反映無產階級的領導性，而在這條件下保障利潤的合法性。這種勞資兩利的政策被認為是有利於勞工階級現在和將來利益的基本政策。

　　共和國建國當時，毛澤東的民族資本論有如下特徵：
（1）把握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因而主張利用與限制合理結合。
（2）把新民主主義階段視為長期的階段，因而反對迅速消滅資本主義的主張，將它視為極左的機會主義。

　　1949年3月5日，革命將取得全國性勝利，共產黨的工作重點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情況下，毛澤東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

「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佔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由於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鬥爭中常常採取參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場。由於這些，並由於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後一個相當長的期間內，還需要儘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期間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範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

　　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狀況，對於資本主義採取恰如其份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但是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決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畫的軌道內存在和發展的餘地。對於私人資本主義採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

　　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主義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

　　由此可見，這是毛澤東對中國私人資本主義極為明確的評價和政策。他指出對資本主義的正確利用和限制的原則，並批評右傾機會主義和極左冒險主義的資本主義觀點。也由此可知，在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歷史的、經濟的情況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性的共同認識。

　　總之，「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路線」的時期就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開發中國家必須通過的「特殊過渡階段」。